读《白鹿原》‖关于土地历史的书写，是否已成为过去？

一、

几年前，在西安机场的候机室里，我偶然从一本贾平凹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读到编剧芦苇的电影剧本《白鹿原》，一口气在候机室读完，狠狠地解了一回馋。

读到芦苇的剧本《白鹿原》时，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已经上映有些日子了。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电影在海外和国内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海外参加各大电影节的版本内容很长，国内流传的版本则浓缩成了以田小娥的命运为主线的反抗封建礼教、呼唤人性解放与宽容的故事。类似这样的命题和故事，是包括李少红、陈凯歌和张艺谋在内的第五代导演们在上世纪经常拍的。

电影中，田小娥死后骨灰被压在塔下永世不得翻身，剧情发展便戛然而止。芦苇的剧本，恰好把后半截的故事补充完备，一直写到解放后，白孝文当上县长，公报私仇处死黑娃……极大地满足了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好奇心。

二、

2016年4月，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去世，这本书经历了岁月洗涤之后，重新被很多读者翻开和讨论，书香扑鼻，花开二度。

鸡年春节，我闭门不出，把原版小说《白鹿原》读完后，有一股厚重的土地气息缠绕周身。

看电影和剧本，与阅读原著本身相比，是有很大差别的。

电影着重于以影像为基础的戏剧冲突，通过不断升级的戏剧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以情节的发展呈现人物特性和创作者的价值主张。而以文字为基础的小说（或文学）则着重于梳理和书写，“冲突”本身并不显山露水，而是隐藏在环境和人物背后，更强调生活的状态，是一种弥漫着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

所以，在王全安的电影中，鹿三用长枪杀死田小娥，向儿子黑娃坦白后，会选择上吊自杀。上吊自杀这一动作本身，在电影中预示着人物的退场——他表达了他的立场，完成了他的使命，自然应该退场。完成了刺杀这个动作，他在整个以“冲突”为基础的故事环境中，已经没有用了，退场成为必然。

但是，生活本身并不只有“冲突”，它还有关系和法则，还有其他很多未被书写和言说的部分。所以，在陈忠实的原版小说中，向黑娃坦白谋杀过程后，鹿三并没有选择自杀，后来还被田小娥的冤魂纠缠，被摄了魂后，还“苟活”了好些年。他在白嘉轩家中那些年充满温情的“苟活”，便是农耕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宿命之间的关系和法则的体现——这是属于文学的“存在”！

这是电影和文学最大的区别所在：目前，传统的电影，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一个视角，讲好一个故事。它是一根线，顺着那根线，推开一扇门，窥见世界的一端。而文学是一张网，网住了人，也网住了土地与天空，有时还网住了时间和空间。世界本身就是主体！

对于创作者而言：文学拥有比电影更包容和广阔的承载力。

但，另外一个问题是：进入泛娱乐化的时代，作为读者或观众，作为消费者，谁在乎你的包容和广阔？

三、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开端引用巴尔扎克的名言中写道：“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从这里所为出发点，再结合小说中所塑造的包括白嘉轩、鹿子霖、鹿三、田小娥、黑娃、鹿兆鹏、朱先生、白孝文、田福贤在内的这些形象鲜明的人物，便能体会到：作者是在以写史的严肃态度在创作这部小说，是以史家的宏观视角在梳理天、地、人的关系。

这是怀抱着不自觉的野心和充沛的情感，用生命对土地（白鹿原）展开的一次书写，因此才能包容不同的视角，源源不断地给后辈们（王全安、芦苇等人）提供“讲故事”的不同窗口。

及至今日，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所保存的素材极为有限，我们民族的记忆，大部分都和发源兴盛于黄河流域的农耕社会有关。秦晋之地，因其天、地、人的独特优势，历经岁月沧桑，成为农耕记忆的宝库，既塑造了这片土地上人的面貌，又为历代书写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在当代，出生于陕西的贾平凹、陈忠实和杨争光这三位文坛巨匠，便是很好的佐证。

生于斯，长于斯。那个时代的人，对土地都有着深厚的情感，“书写”成为他们一脉相承的道统。贾平凹、陈忠实、杨争光、莫言、韩少功、高行健……都在以书写的方式不自觉地寻根。

可是，猛一回头，才发现这种不自觉的“书写”和“寻根”，其实是对土地的一次告别。从此，这个民族和土地的关系，逐渐被剥离。

经历了土地的浩劫之后，我们进入了工业社会，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人”的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与此伴随而来的是：寻根文学运动之后，我们拥抱信息时代，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始了个体表达和叙事的新维度。

认知的成长，安放了恐惧，也瓦解了神秘，顺便也消融了“美”。天、地、人的关系，被封锁在了冠之以“诗意”之名的小盒子里。

对土地进行书写和告别的时候，书写者在完成一个命题：我们从哪里来！而现在，人们已经不太关心“从哪里来”的问题了，而更在乎“我们将往何处去”，甚至，连“去哪里”这样的问题也不太在乎，而只关心当下这一刻“我是否快乐”。

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也获得了更多无法被言说的孤独。曾经，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是：怎么活下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命题是：怎么面对孤独！

四、

从“怎么活下去”的角度，我们必须承认：在农耕社会，活下去不容易。命运最坎坷的，当属陈忠实笔下的那些女性。

小说的开篇，便是描写白嘉轩前后迎娶七任妻子的过程。她们中的前六任（包括她们的孩子），都在不同情形下去世，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死于对男权的恐惧……

这样的开篇，暗示着整个农耕社会的发展都是在以牺牲女性生存权为前提下进行的。滚滚车轮下，尽是女性的血与泪。

这样的开篇，也为整个小说呈现了一个“天地不仁，万物刍狗”的残酷背景。这样的残酷大背景，也为代表农耕社会道德权威的族长白嘉轩维护伦理法则提供了更多合理性的空间：生存不易，为了保存和延续生命血脉，必须为自由设限，强化道德和伦理，把人性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甚至不惜“灭人欲，存天理”。但即便它再合理，依然改变不了女性被牺牲的命运——田小娥和百灵的死便是最好的佐证。

田小娥的存在，代表着人性中最基本的、不受约束的欲求，是人类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动物性的一面。百灵的存在，代表着人性中向往崇高、圣洁的欲求，它与当时的革命议题相结合，迸发出了最绚丽的火花与最激烈的反抗。

这两个女性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一个在破坏旧道统，一个在构建新社会，但都难以摆脱悲剧性的命运，一个被道德刺死，一个被革命活埋！

所不同的是：田小娥的死，是白嘉轩所乐见的；白灵的死，是白嘉轩无能为力的。

事实上，越到后面，白嘉轩在维系道德权威方面就越无能为力，到最后，他也只能踩着压花机洁身自好，把道德的约束力局限在个体身上——因为那个漫长的农耕时代很快将不可避免地被瓦解。历经摧残之后，曾经的宗庙都将成废墟，而他，也只能在这片废墟之上留下一个佝偻的背影。

望着白嘉轩们的背影，我们不禁会问：关于土地历史的书写，是否已成为过去？

我心中并没有答案，我只知道：缺乏故事的时代是了无生趣的。

为了“有趣”而展开的书写，将是怎样的一种书写呢？

曾经，故事带来了火种与光明，故事肥沃了良田建造了庙宇，故事塑造了意义，也碾压了人。现在，在这个“意义”被抛弃的时空黑洞里，故事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