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眼中的乐山
叶圣陶眼中的乐山 文:杨乐生 抗战期间,叶圣陶在乐山待了很长一段日子。叶圣陶先在中学任教,后在国立武汉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最后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在乐山他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深刻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在四川,他还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支援抗日前线的将士。1984年,叶圣陶长子叶至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社长)、次子叶至诚编撰《我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详细记录了叶老一家在四川尤其是乐山的生活以及所见所闻,把年老读者带回昨天,使年轻读者知道历史。叶圣陶先生抗战时期的记录,完全可以作为“民国乐山史”来阅读。 一、关于乐山被炸 1939年8月11日,圣陶先生应四川省教育厅的邀请从乐山到成都,为暑期讲习班作演讲。8月19日,日本军方出动36架飞机,在乐山城狂轰乱炸,叶圣陶第二天赶回乐山。得知全家在大儿子叶至善指挥下,急中生智,砸开封死的后门,带领一家老少冲出火海。去到城外贺昌群(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乐山马边人,著名历史学家,在宋元戏曲、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简帛学、汉唐历史与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有卓著的、开创性成就)家避难。人虽幸免于难,但房屋、衣物、书籍全部烧毁。第二天一早,四川省教育厅雇了辆汽车,送叶圣陶和另几位武大教授一起赶回乐山。车到嘉乐门,叶圣陶正巧遇到一个熟人,得知全家平安,正借宿于友人贺昌群家。这时,叶圣陶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他急忙跑到贺昌群家,见到了劫后余生的一家人。后来,叶圣陶在《乐山被炸》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们告诉我寓中一切都烧了;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我并不感到激动。他们告诉我逃难时候那种慌急狼狈的情形;我很懊悔到了成都去,没有同他们共尝这一份惶恐和辛苦。” 叶家从火海中逃出时,刚刚入秋,天气转凉,衣服被褥成了大问题。在城外安顿下来后,夫人胡墨林焦虑地为全家人准备冬衣。全家七口,单的、夹的、长袍、短袄、棉裤,总共得几十件。以前,胡墨林没怎么做过衣服,这一次却出叶老意料地显示出裁剪的才能。各种衣服的大样,都是她琢磨着剪的;全家连老母亲在内,凡能动动针线的,一齐上阵,就连叶圣陶也抽空缝上几针。原来雇的一个女工,在逃难时跑散了,扫地洗衣倒马桶一应家务活,都得自己来。叶圣陶时常和胡墨林一起去菜市买菜,“夫妻两个,你提我负,虽然吃力,却又别是一趣。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样可以吃饭;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三间面对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阳光和清新空气。轰炸改变了我什么呢?”(叶圣陶《乐山被炸》)。 叶圣陶在次日日记中还记录了市区惨状: “昨日之轰炸,下弹时间不过一分钟,而热闹市区全毁。死伤者殆在千数以外。小墨(即叶至善)曾见四个焦枯之尸体相抱于路中。较场坝一带,烧死者甚多。右邻一家仅余一儿,此儿与三官(即叶至诚)为同学,路遇三官,言父母兄弟俱烧死矣。军警于救火救人均束手无策。武大同学与艺专同学皆立时出动,拆房子,抬伤人,奋不顾身。余闻传述如是,觉青年有此行动实前途之福,不禁泣下。武大仅第二宿舍中一弹,他处均无恙。死同学六人(文健在内,此人上余之课,为一优秀学生,闻之又不禁下泪),校工二人。同事全家被毁者二十余家,杨端六、刘南陔两家在内。余不胜记。” 是夜,叶圣陶还致书上海友人,信云:“昨日敌人狂炸乐山,诸翁今日见报,必然大惊。今敢告慰,弟家老幼破后门而逃出,火已及于前间,在机枪扫射下趋至江滨,雇舟至昌群兄家作难民。身体皆安好,精神亦不异常。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已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此时乐山城内已一片颓垣瓦砾,几如废墟。” 乐山城被轰炸后不久,叶圣陶举家迁往城郊竹公溪居住。这里前临田野,可观岷江对岸群山;推开后窗可见赭红色的山岩,有“蛮洞”(疑为崖墓),藤蔓缠绕,十分幽致。房子周围圈以竹篱,自竹篱至屋基有七八尺宽,种些芭蕉杨柳。这间小平瓦房虽然简陋,却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叶圣陶甚为满意。小平房出门不远便是清澈见底的竹公溪。长子叶至善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农产制造科学习,次子叶至诚在车子场读联中。这在叶圣陶的《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诗中有记叙。 在轰炸前,叶圣陶居住在较场坝商务印书馆的货栈内。房子的后门,是残存的城墙。大轰炸后,叶圣陶奋笔疾书:“乐山被日寇轰炸,其状惨烈,是国之耻。人民要永远牢记的。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团结,才不被人家欺侮。” 二、关于乐山的物价 据叶圣陶后来回忆,当时乐山家具价格极低,木床单价仅1元半左右;方桌也是1元半一张;竹椅不到4角一把;竹书架每架1元;猪肉2角一斤;木炭一担仅2元;米7元一担(100斤)。 有一次,叶圣陶与两位书店朋友下馆子,点宫保鸡丁、块鱼、鸭掌、鸭舌、鸡汤豆腐各1份,大曲酒半斤,一共才花1元8角。乐山地处三江交汇,水足鱼肥,品种繁多,价格便宜。当时的江团,每斤售价为1元4角,虽然如此,已是猪肉价7倍。鸡鸭也廉价,鸡八九角一只,鸭五六角一只。眉山所产黄酒,一斤价3角2分。成都产大曲酒,5角一斤。 三、关于乐山汉墓 乐山汉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在《嘉沪通信》中,叶圣陶介绍说:“此地(乐山)沿山,多见‘蛮洞’,凿山深入,高可容人,广约五六尺,中有石台壁穴,相传是昔日‘蛮子’所居。”(蛮洞之说,系乐山人以讹传讹)据有专家考证,“则是汉代及其后之墓葬。”其证为(一)、偶见有雕刻之罘思(古代一种网状屏风雕饰),其图案与汉代无殊;(二)、曾于其中发现瓦棺之碎片,遂推断石台所以陈馆,壁穴则安置明器。两说法未知孰是。要之,即为墓葬,而蛮子据而居之,亦可能也。” 四、关于马一浮的复性书院 1939年3月10日叶圣陶在致夏丏尊信中说:“马一浮先生近应蒋先生、孔院长之聘,即将来乐山创设复性书院,马与贺昌群兄为浙大同事,贺介弟于马,到时当来访。”由此可知,国民政府拟设复性书院,应在1939年5月以前。令人奇怪的是,出面聘请马一浮的,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而不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许蒋介石自感以军代政有些不妥,于是叫其连襟孔祥熙以行政院长身份在聘任状上共同署名。 1939年4月5日叶致众友人信说:“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其复性书院事,想为诸翁所欲闻,兹略述之。先是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济之,论人选,或推马先生。遂以大汽车二乘迎马先生于宜山,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蒲轮’也。(马无眷属,唯有亲戚一家,倚以为生。)接谈之顷,马先生提出先决三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大量,--赞同,并拨开办费三万金,月给经常费三千金。而马先生犹恐其非诚,不欲遽领,拟将书院作为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募集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而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今方函札磋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 信中“当局”肯定指蒋介石及其“智库”,如文宣把头C.C.派的陈立夫等。“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抗战前蒋介石强行推广“新生活运动”,以尊孔读经。但通过军政首脑下令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旧式书院,在国民党当权时也属不妥,难怪轰动了动文教界。“论人选或推马先生”,一个“或”字,暗喻蒋介石可能曾有其他人选考虑,因为论倡言“国粹”的名望,马一浮决非首选。然而“当局”还是选了马一浮,因为马与蒋介石、陈立夫为浙东同乡,在当局的“择贤”标准上,同乡筹码压倒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 五、关于“嘉阳石” 今日乐山奇石爱好者们称乐山奇石为“岷江石”叶圣陶则称为“嘉阳石”。笔者认为,称乐山奇石为“岷江石”,地域概念不精确,称“嘉阳石”则更为贴切。民国奇石爱好者叶圣陶、章韫胎教授(武大生物系教授),他们同到乐山,共同认为嘉州石可爱。章韫胎在报上撰文,把嘉阳石分为《八采》、《八品》,分类准确,影响颇大。叶圣陶也精妙地赞扬过“嘉阳石”,他说:“此间石子至可爱,胜于前往子陵钓台时江中所见者。凡色泽、纹理、形状有可取者则捡之,归来再为淘汰。如是者再,可得若干佳品。蓄于盆中,映日光观之,灿烂娱心。” 六、关于乐山环境 叶圣陶后来回忆:“(乐山)街道亦柏油马路,有街树,不甚修剪;无上坡下坡之麻烦,无汽车奔驰,仅有少数人力车往来,闲步甚安静。人口五万,现在多了一万,不见拥挤。除抽壮丁以外,全无战时气氛。说不好固然不好,说好亦有理由。城门据说十七个,多数沿江便于挑水。挑来之江水经沙滤缸滤过,无殊自来水。水二百文担。” 七、关于乐山地方病 叶圣陶对乐山的一种地方病刻骨铭心。他在《嘉沪通信》中说:“承询乐山之地方病,诚有之,屡次发作乃忘提及。”这种病乐山人叫作PA病(著名漫画家方成也著文佐证过此事)。PA,乐山土话即软之义。患者全身或局部瘫痪, 行动艰难。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患者均为男姓, 无一例为女姓。武汉大学有两位学生染上此病,经校医施某某注射强心剂后, 病情逐渐好转。 山青水秀的乐山景色,勤劳朴实的乐山人民,给叶圣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46年,叶圣陶依依不舍地返回上海,在开明书店继续他的编辑工作。 (约3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