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照社】教育学人赵福楼：关于语文教学我的几次思想蜕变

【观照社】教育学人赵福楼：关于语文教学我的几次思想蜕变

做了三十几年教师，饱览教师专业进步的各个阶段的风景，算是一个有经验有故事的老师。之于语文学科教学，愿意结合自己的成长回溯，探寻语文教学的一些基本经验。

一、我的语文教学初步思想
语文，这是我的根。
初教语文就困惑一个问题：怎么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
现实状况是不喜欢语文课的多，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小学是打根基的。我读数学觉得有趣。只要找到其中规律，就可以举一反三。而语文课的提问，考试中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不着边际的，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以迁移为一种能力。这门课程反而要占用我大量时间用于书写和背诵。所以，在初学阶段我是不喜欢语文的。
语文老师也知道这个现实状况，很多任老师，都用教育——反复强调这门课程是母语课程，是文化课程，是基础课程中的基础，是生活化课程，是最有用的课程，不学好这门课程愧对“中国人”这个称号等；或用强制化任务，布置大量作业，反复训练，辅之检查和督促以落实教师指令。
这没有改变既成事实，我不喜欢语文。转变发生在初三年级，读了鲁迅的杂文，教师能看出简单文字后面那么多深刻含义。我突然认识到，一个作家，不是要说这么多无用的话，让老师考我们，为难我们。他们的表达，均有特别的情怀与责任感。读懂他们，我才爱上文章。
之后，读《鲁迅全集》。读不懂，也觉得这么好的文章，这么伟大的人，值得与之亲近，值得学习。再后，我成为文学爱好者。
改变我对于语文态度的，是读书，是独立学习，是对于伟大作家的对话。
我教语文，与传统不同的是，我不满足于把知识化的东西教给学生，而试图挖掘出一篇文，一个人，其在美学意义上的成分。我要告诉学生的就是一个事实——语文是美的。
如果非要给我的语文追求加上一个倾向性说明的话，我偏爱语文的审美意义。
二、我的生本教学思想
我的语文，我爱它的美丽。这会改变一个语文教师，在执教中的态度。我是爱语文的，所以我就可以把很多我读书的体会——教师独有的个体化经验，融入课堂。这本身就区别于照本宣科的课堂。
语文学习中有很多泛化的知识。分析结构、总结段意、概括中心思想等，那时是规定教学动作。至今，语文学习中很多老师还要问很多类似的泛化问题。这节课如此，下节课还如此。一篇文怎么读，读出不一样来，这是被忽视的。因而，这样的阅读没有新鲜感，也就变得寡淡无趣。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新的问题出来了。总要听你老师讲，学生变成一群听众。累了你老师，学生获得了审美体验，却很少有人参与到学习中来。听课，可以是最为隐蔽的，让一个人松弛，无所思考，无所行动的事情。我不知道，课堂的听众，他们表面上听得津津有味，可是有多少真有收益。
学习不是教师一个人可以唱独角戏的。学习是学生的学习。由此，改变了我希望自己一个人拯救每一个学生的语文学习的思想。
生本的课堂，其基本改变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问题的探究。课堂教学从字词句识记，以及条分缕析的模式中，跳脱出来，集中在核心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这个转变为实现师生个性化经验的分享，以及构建对话关系奠定了基础。二是，师生互动的增强。我的课堂初变，在我本身是自然状态的演变，可是与当时一言堂的普遍样貌比较，显得有活力。语文的问题与其他课程学习不同，这个问题的结果带有主观性与多样化特点。尤其是关系到审美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按照惯性思维，也就是服务于考试的需要，问题都对应答案。教学的目的不是服务于应试的。我以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解决中学生的参与和思维发展，要比问题的答案重要。这样一来，我不急于把所谓答案，告诉学生，而是在问题探究的情景中，关注学生思维的活动。
如果说，在我的初级时期，较为偏爱文本的审美性，这时尤为重视学生活动中的思维发展。我还提出，语文教育，要有理性思维的观点。
三、从“我的教学”到“名师的教学”
我体会到自己力量的微薄来。虽然已经全力以赴，在作为教师的投入上，我是毫无遗憾的。每天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离开学校。我以苏霍姆林斯基为榜样，严以自律，全力投入到教育中来。
尝试作文教学实验，要求学生每天写一篇文章。我一周做一次作文反馈。为此，批改作文到深夜。还要录制优秀作文的录音给全班播放。再出版文学小报，刊载学生的优秀文章。这样的事情占用了我全部精力。可是，我发觉到自己的渺小。
我不是最优秀的。在视野开阔之后，魏书生、钱梦龙等一批成绩卓著的名师进入到我的视野。向他们学习。我以为在他们的经验里，有最好的教学。我的渴望，在于语文教学改革，可以推广普及这些名师的经验，然后实现教学的最优化。我自己也成为了追星族。
我学习魏书生，也追踪他的盘锦实验中学。在他的教学班，听课，也与学生“问道”。从学生学习侧面去窥测形成魏书生教学魔力的密码。在一次天津的教学比赛中，评委王孝安先生（已故天津教研室教研员）称我为“天津的魏书生”。这与我同样的农村教学经历，教学风格也偏于与学生互动有关。
再学习钱梦龙。听过他讲《论雷峰塔的倒掉》《孔乙己》等。他讲《孔乙己》问，孔乙己可笑还是可悲；我教这篇课文问，孔乙己可笑、可悲、可惜、可恨，或是你怎么看他？这种模仿到了神似的地步。
然后我就发现，名师教学的高度个性化了。名师经验的复制不可行。也就是说，以名师带动，促进教学发展，这条道路不是语文学科教学发展的唯一通道。
四、我们或许可以改变思想与模式
长期的教学实践，而且师师相因，已经固化了大众思想和模式。
名师的拉动，并没有让全体教师觉悟。这个现实也迫使本人，以及语文教学业内反思：是不是我们被固化在传统经验里，失掉了革新的思想？
在改革主导的环境里，舆论出现了改革要改变理念和思想的呼声。事实上，随着国家启动课程改革实验，一大批学者，过去他们距离教师教学实践很远，现在也加入到改变教学实践的改革中来。
我也加入了这个自我否定的队列中。因而，我一度迷恋于从教育理论，在课题实验中，寻找语文教育优化的策略和方法。
在主观上，我迫切在寻找具有标准意义的课堂。什么是具有标准意义的课堂？它一定是不同于示范性课堂。过去我们推出示范课，代表教师发展最高水平的，是行业的标杆，甚至带有先锋、先验的探索性质。标准意义的课，是一般水平的课，合格水平的课，却是大众教师都可以上出来，平常课也如此，比较朴素，比较简便，用最少的精力投入，却可以产生最大回报的课堂。
这就是理论上，我们希望找到的标准化课堂。于是，我关注过，杜郎口的语文课，看到他们的教学，学生成为主角，教师却在学生讨论圈子的边缘。这样的课，造成教师缺位，是不利于常态条件下进行教学的。我也看到台湾的课堂，教师较为忽略技术，不太关注怎么教，教师的关注点在“我教什么”和“我是不是有能力教”，因而他们侧重在提高教师的学科专业水平。这在我们的教育条件下，属于远水不解近渴。
另外一个困惑也出现了。或许，管理和教研，可以改变的是一少部分教师，冷漠的大多数这是普遍存在的现实。
我理解的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需要一批先知先觉的人，本于学科教学情怀，用思想和行为去召唤——未来的教育，是大众教师觉悟，自觉改革的教育。
五、语文生态的改变才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基础
当教研员定位于做一个思想唤醒者的时候，他便更加觉出自己的无奈。其实，真实的人生是我们改变不了别人，而只能改变自己。我常常觉得进入了修昔底德陷阱，所做的事类似于孤独奋战。教研工作的心境大致如此。
当一个教师的改革处境，与他的行为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行为自然得到匡正。反之，一个人的尝试，要与当前应试的环境抵触时，他的个体化努力显得微不足道。当我们在改革深化遇到阻遏时，归结为一切行为的失当源于教师，而不能改变教育生态，则这个改革的进展不会顺利。
语文的学科生态近年来在发生很多变化，乐观主义者看到好的一面，反之则以为这个环境在恶化。举例子说。过去，学生在课本阅读之外，还有可能补偿一些课外读物。杂志、书报等作为课本的辅助读物，共同产生阅读的效益。可是，在严控书包分量，禁止不经审查教材进入校园的背景下，学生补偿阅读的容量在减少。学生通常的阅读，就是一本教材，一本练习册。另外，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现代人用在纸介阅读、经典阅读上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语文学习恰恰关注点在于纸介和经典。这些都是从生态环境的消极面去看，换一个视角和态度，我们则发现新生态的语文，因为无处不在的网络，以及手机、计算机终端的普及化，也为我们随时随地与人沟通，接触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大便利。就以阅读而言，过去要到图书馆去查阅的资料，或许我们只要一部手机在手，“百度”一下，或问“知乎”，或者检索“知网”，则很多所需资料即时得到，所有疑问即刻疏解。这就是网络阅读的便利。所需阅读资源是海量的，一部手机，检索阅读还带来了行动的便利。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正在变化的生态环境，是否意识到利用这个生态环境中有利于教学的一面，发展出适合教学的渠道、方法，甚至构建出新的学习模型、教学模式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研究的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语文教学改革需要顺应时代发展，顺应环境所需。
在这个生态中，去瞻望未来的语文教学时，我乐于做的，其实是做一个与大众教师一同进步的人。我与他们一样，基于学校教学，综合考虑学生、课堂、课本等要素的特点，思考并探究，积累一点经验，然后我做一个分享者。如此，我觉得也安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