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

文学论

文学者，艺术之首也，譬如音乐弹人之所听，美术描人之所见，而文学则兼述人之所见、所闻、所言、所思、所感，故文学之价值、文学之意义尤重也。或曰文学无用，此言何其谬哉！彼不知文学之精华所在也！今之人重理轻文，甚矣！彼宁学数理化，亦不事文学，不亦悲乎？人如此，国亦如此，吾国欲以科教兴国，是以重科技而轻文学。嗟乎！岂不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乎？文哲，道也；科技，器也。由此可见，岂能轻视文学耶？

盖先秦之际，文学始兴，孔子修订六经，诗书之教，以感化人心。吾国文学家之祖，孔子是也。春秋战国之文，文之极也。圣人作文，非为文，欲以文教众，潜移默化也。其言虽简，而含意甚多；其文虽朴，而载道甚大，此文之本也。文者，道之载体也，文顺道而作，则其文塞于天地而永存，垂于万世而不朽。其次明理，万事成一理，理明而其文行乎四域而远播，通于古今而共仰。再其次达情，万物皆有情，情达而其文深入人心而难变，影响后人而不息。事兼于情，情兼于理，理兼于道。载道之文，如《春秋》、《礼》、《易》、《书》、《道德经》是也；明理之文，若《孟子》、《庄子》、《荀子》是也；达情之文，若屈原、贾谊、太史公、曹植、韩愈、苏轼之文是也。

呜呼！春秋礼崩乐坏，载道之文鲜矣！诸候争霸，战乱未已，辩辞为时之所尚，说客横行天下。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之徒莫不以辩说取卿相之位，名重海内，其以辩才而退秦军，解赵国之围，才辩而不出仕，功成而不受赏者之高士，惟鲁仲连（李白也很推崇此人，有诗提到他，具体是何诗不记得了）耳。时尚辩辞，虽孟子、庄子亦染此风，孟子好雄辩，庄子好奇辩，然能以辩辞而说理，寓事而指道，则不失为贤人、哲人之作也。战国之文，好尚辩辞，已离圣道，虽然，其浩然之气足以贯古今，其明白之理足以充天地，雄健而进取，汪洋而无涯者，文章之至高，后世难及也！

朱子云:“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或讥其文学复古，余以为史迁高拔卓伟，何逊先秦诸子？及观《庄子》，《荀子》，《战国策》诸书，若论文气，诚不逮也。盖春秋战国士气甚高，可倨天子，傲诸侯，最富独立之人格，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其视诸侯若庸人也。故其为文气势自露，恢宏磅礴，颇具张力。岂独文气，自汉以后，说理之文衰矣，贾谊、太史公之文能记事达情，而理不足，韩愈、苏轼之文能达情而不能说理，王充之文能说理矣，而才不足，此其文之不如战国耶？魏文帝独称徐干为独行君子者，以其《中论》略能说理也。两晋六朝，文辞大备，文多骈俪，不但说理之文衰，而能达情者亦少，华多而实寡，辞丰而质枯，文美而学陋，文之末也。文风至于如此者，则其世风愈下，而人心不古也。

文人之雄者，能发气入情尽理也，庄周、孟轲、荀卿之文何以颇有气势，以其深于理也，吾辈读其文，心为之振，而豁然开朗也；司马迁、班固之史传何以称卓，以其能尽人情也，吾辈读其文，情为之动，而怆然流涕也。但凡有理有情之文，则处处有气。屈子之《离骚》，气冠古今也，屈子之下，李白之诗差足拟之。三曹七子，李杜欧苏，其诗词皆能抒己之情，故能为后世推崇。

韩愈哀道学之不明，愤骈俪之害文，倡文以载道，文以气为主，攮斥佛老之教，周公、孔子为其圣；师法三代两汉之文，孟子、马迁为其宗，扭转六朝陈隋靡丽之风，复兴周秦相传之古文，其功大哉！其文以《原道》、《原毁》、《进学解》为著，《原道》、《原毁》近圣贤之道，宋儒亦亟称之，谓其近理，大意最分明也。《原毁》者，秦汉以来未有之调，感慨古今，摹写人情，披情入骨，文之精者。宋朝欧阳修、苏轼亦以韩愈为表，文章之盛，可谓彬彬矣！

韩愈文气之雄，固后人难仰，而比于先秦两汉之文，则不免乎卑也。其谢罪表，上宰相书，皆人格之卑也。人格愈卑，则文气愈下。其所言者，多臣事君之道；孟子所言者，乃君爱民之道也。孟子之言，无所隐；而韩愈之言，有所拘也，惜乎韩愈才力可继孟荀，而人格远逊孟氏，此其文所以不能望周秦也。唐宋之文，固称为盛，比于春秋战国，则若江河之与大海也。庄子、孟荀文气之雄，自然而雄；韩愈文气之雄，有所做作也。

宋朝文气较韩愈文更不如，宋朝国弱，为蛮族所侵，而为文亦乏雄健，唯苏洵之文犀利，苏轼之文偶有雄健之辞。南宋兴理学，轻文学，善文者愈少，元朝更无好文也。明人亦欲复兴古文，然其师秦汉之文，皆邯郸学步，辞似古而气不如古也。清朝，满人入主中国，压制汉人无所不至，君权极盛，大兴文狱，文气之卑，每况愈下矣。曾国藩平洪杨而威震天下，又欲复兴古文，其为文尚阳刚之气，清人之著者。清末，严复之文若秦汉体，古文最后之雄杰也。章太炎之文，亦近古体。康梁之文，大改时文之风，一变为雄奇瑰丽，文气颇盛，近人罕及。若夫五四兴白话，而文言衰，则不足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