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开讲》——国外周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外汉学界对《周易》研究也投入至大的兴趣，其研《易》热潮由来已久，不少成果宜为肯定，一些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大凡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往往均具有至为广泛的世界意义。《周易》，也理所当然地从国内走向国外，从东方走向西方，成为各国汉学家长久以来所热衷研究的华夏古典哲学名著。

论及国外学者对《周易》的研究，应当首推与中国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日本。据史籍记载，日本早在文武帝大宝二年（即唐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就曾颁发“大宝令”，要求学生通晓一经、二经，经分大、中、小，其间便包括《周易》（参阅梁容若《现代日本汉学研究概观》）。此后，日本历史上时常涌现出有影响的易家和易著，其影响所及甚或还反馈到中国。如中国清代乾隆间所修《四库全书》，收入日本学者山井鼎撰、物观补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其中含《周易考文补遗》十卷，即是有关《周易》经传文字考异的重要专著。现当代日本的治《易》专家也颇有知名者，如户田丰三郎、铃木由次郎、高田真治、内滕虎次郎等人，皆有重要易著行世。近年日本汉学界治《易》之风盛行，从学术承传的角度分析，似与这些前辈学者的影响颇有关联。梁容若在评析现代日本汉学研究特点时指出：一方面，“日本文化学术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学术的延长”；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事实上接受了欧洲人的观点方法来整理中国资料”（同前）。可见，现代日本汉学研究（含《周易》研究在内）之主流，实有熔冶中西学术于一炉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

亚洲国家中，除日本外，朝鲜、韩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汉学界对《周易》也各有不同程度的兴趣与研究，并出现过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周易》被正式译成西文传入西方各国，始于十七世纪末叶，即中国清代的康熙年间（见林金水《周易传入西方考》，载《文史》第二十九期）。最初对《周易》感兴趣的，多为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的工作侧重于把《周易》经传翻译成西文（包括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等），并介绍到他们国内，客观上为《周易》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汉学界治《易》成就最为卓著的学者，当属德国的卫（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传教士，卒于中国）[插图]、其子卫德明（HellmutWilhelm,1906—1990，生于中国青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自华赴美任华盛顿大学教授）[插图]及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舒茨基（Ю.К.Щуцкий,1897—1937）。卫礼贤以德译本《周易》（后被转译成通行英文本）闻名于世，其译作被誉为西方现代无与伦比的最佳译本。卫德明的代表作《变化的哲学——周易八论》，被西方汉学者称为研习《周易》的一部最好的著作。舒茨基的《周易研究》，在他逝世二十三年后（1960）出版于莫斯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被译成英文广为流传，其《序言》谓此书“将使人们克服理解《周易》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可见其学术内含值得重视[插图]。

近十几年来，西方治汉学之风日盛，研《易》热潮也不断高涨，各国汉学界均出现了不少从各种角度研讨易学的著述，其涉及学科领域之广泛，思想观点之新颖，研究方法之多样，皆值得肯定。但同时出现的一种现象——对《周易》占筮术的极度崇拜，也必须引起我们注意。沈宜甲在《科学无玄的周易》[插图]中指出：西方“研《易》者，多注重其占卜部分，而忽略其 ‘道’、‘法’、‘器’三者，至为可惜。现欧美对《易》大感兴趣，以美国为最，有七种版本，年销十余万部，读者、信者遍于各阶层。其主因乃因人心畸形不安，借以安慰心灵，亦如占星术之大盛，仍非真知《易》者。”此评乃作者身居西方而全面深入考察所得，诚非虚言。以欧美近年来流行的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所译新本英文《周易》为例，其书副标题称“中国古代经典《周易》新译，附实用占筮术详论”，可知该书的基本立足点在于衍说“实用占筮”。布氏尚在《译者题辞》中说道：“两千多年来，那些运用《周易》筮法的人们，已经证实了他们所获得的妙不可言的结果。今天，钥匙正在你手里，好好使用吧，你绝不会失望。”[插图]这几句译者“箴言”，显然是此书充满“占筮”说教的真实表白。

又如W.A.Shecrril和W.K.Chu合著的《易理散论》，也是注重讲析《易》筮的专书。作者在书中举了一则实例：有两位朋友计划一周后结伴赴墨西哥，预问能否顺利成行？占筮结果，《易》卦告以“不可”。当时两人行程已定，并无任何妨碍此行的迹象。然而，临行前一天，一人的叔父突然因病住院，医生宣布其病属于晚期重症，其侄子不得不留下护理，两人共赴墨西哥之行终于告吹[插图]。作者正是借此论证占筮预测性之灵验神奇，全书的立论主旨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推崇《周易》占筮术的心理，似乎也是西方“周易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一现象不独西方有之，东方的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有之，作为《周易》发源地的中国（含港、澳、台在内）更有之。当然，我们对国外《周易》研究较为关注的是学者们从各种角度对易学思想的多方面探讨，他们所运用的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这是我们值得借鉴的重心所在。至于他们对占筮之类的《周易》术数学的探讨，若属于从“人类学”领域作出的富有科学意义的阐述，则也是我们所应当借鉴汲取的；若仅属于简单的测吉凶、问祸福之学，则恐颇有不足为训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