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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公共名人，可能是要“常蹈险地”的。 英国人克伦威尔当年感慨，“当我登上广场讲台时，民众为我疯狂欢呼；当我走向审判台时，拼命诅咒我的还是这些人”。

这几年来，顶层形态在传媒上最大的成功，大概是让“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彻底的污名化。所谓“公知”，在一个机制正常的社会里，是承载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的“第三媒介”角色，这本身是一个文明共识。而在我们这里，他们被民间大众所驱赶，不是身败名裂，就是乘桴浮于海，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顶层们所不敢想象的宏愿达成，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真可说是中华民族异常伟大的特征。

而梁文道，大概是唯一一个能够全身而退的“公知”。所以 若让我评价梁文道，我觉得这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说他是一个“现象”，也并非夸大其词。其余反倒是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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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公共评论与知识分子的传媒表达方式上，梁文道如鱼得水，策略有道。

这一切，应与他的温和持重的理念，和只是做常识传播的姿态有关。现代大众喧哗社会，舆论是朝-野双方“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借大众草莽"隔山打牛”扑灭激-进-公-共精-英成为既定逻辑，所有气势汹汹的知识莽汉必然要进退维谷，比如陈丹青，比如作家野夫，比如薛蛮子等等。而梁文道写《常识》、《我读》也好，上《锵锵三人行》也好，独立做《看理想》节目也好，从来都是“良贾深藏若虚”，从不会直撄其锋，像唐吉坷德大战风车。

所以，也唯有他梁文道，在动辄得咎的公共言论话语平台上，能自我创造出一个与之相应的异度空间，还有与之相谐的自由环境。无心插柳的人，读他听他看他，能得到精致文化的消遣法则；有心“以意逆志”的“听风者”，往往从之读出的却是思想家的努力，以及拯世觉世的政-治文明之“道”的隐语。可以说，这人，有着“文以载道”的抱负，又有着“大智若愚”的情商，真是难得的“漂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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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梁文道的为人，因其罕有的文化理想主义和真诚，反能左右逢源

梁文道的文化视野和审美品味，以及他那发自内心的怜花惜玉，慈悲和关怀，还有无意求功于世间无心汲汲于声名的真诚，能雅俗共赏，男女通吃，老幼咸宜，朝野放心。

在很多成名的公知那里，因为爱深责切，因为怒其不争，因为痛下针砭，大众往往只瞥见一个个高高在上俯视的“上帝眼光”和满怀仇对的化身，并且将这种优越感和仇对观化为抗争的内在动因，老是惯性的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救国救民的架势，人们很少能从中品味到情感的亮丽，爱的温馨，更难体会到悲悯的情怀，特别是与大众平等视之的“民胞物与”之情。

梁文道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真诚左派”，在他意识中人们也难发现他“知识的傲慢”，读其书，近其人，观其言，察其行，平易近人，无需设防，朴素的仿佛是住在隔壁的兄弟，每天早上也像我们普罗大众一样端着四元一碗的米粉过早，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人生性的祥和与慈悲，也让他在公众空间中不经意间找到自我平衡的方式。就精神风貌上而言，这是一个既不肯随波逐流又不愿争先恐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平民社会传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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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这个人，怎么评价呢，不好说。明白的人，不说也明白；不明白的，怎么说也不明白。

莎士比亚戏剧里说，罗马凯撒发表演说，民众归向凯撒，大呼杀布鲁特；及布鲁特继之演说，民众又归向布鲁特，大呼杀凯撤。民众之从违未定从来都如羊群。

三千年前，孔老师反复叮嘱他的门徒，“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当社会有道时，可直述其言，若社会不见容时，就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唯有这样，才可以避免麻烦。在大众做主的文化冰川时代，我只希望梁文道“言足以启俗,智足以全身”，能“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不让开篇中克伦威尔的预言再次应验。

好人还是要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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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愚愚。悟空问单签约作者。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