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仅仅是投钱还不够
这几天，有3个与“老有所养”和“幼有所育”相关的几个民生政-策不胫而走，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其中包括《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7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补贴对象。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
补贴标准。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其中，对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育儿补贴不计入家庭或个人收入。
在国家层面出台这个政-策之前，早在2021年起，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至少有23个在不同层级探索并实施了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的差异，有些地方出台了政-策，有些地方没有，也就是没有做到全覆盖，即使是已经出台的地区，也存在各地育儿补贴的力度有强弱、标准有高低、范围有宽窄的现象，至于领取条件、发放周期差别较大，财-政可负担性、政-策可持续性和资金使用有效性等还需进一步观察。所以，目前国家层面出台这个政-策，可以做到各地一盘棋、城乡一盘棋。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咱们习惯于用经济手段去调节。过去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就有补贴和奖励，以上海为例，各单位对职工每个月补贴2.5元直到孩子年满16周岁，另在职工退-休的时候奖励5000元，这个政-策对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之前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均有效。然而，仅仅短短5年时间，激励措施就从鼓励“少生”变成了鼓励“多生”，变化之快，犹如沧海桑田。比较好笑的是，目前两种政-策是同时运行。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巨大变化，就在于近几年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总量形成了“拐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非常明显。
如果把人口结构比作一个金字塔，其底座应该是比较厚实、宽阔的，惟其如此，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人口，才有可能支撑老年人过一个高质量的有尊严的老有所养的生活。然而，现在这个塔基摇摇欲坠，倘若不能及时修复，必然导致系统性崩解。从目前看，新生儿数量每况愈下，各种结构性失衡已经初见端倪，假以时日，可能积重难返。
看到了问题，就必须检讨这些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找不到真正的病因，那么，开出的解方必然是不能对症下药，到头来继续走弯路。在一些人看来，育儿成本过高是抑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一些年轻人常常是拿这个作为借口，甚至部分“有关部门”也信以为真了。
既然认为是生育成本过高，那就去降低成本，试图采用经济手段去缓解育儿压力、增强生育意愿，于是从孕检减免费用、生育津贴、育儿补贴、上学费用减免等多方面予以支持。
就上海的育儿补贴体系而言，目前主要包含了四大类：一是一次性生育补贴，具体是二孩家庭可申领3万元，三孩家庭5万元，需在子女出生后180天内提出申请，其中多胞胎家庭每多一胎额外增加300元/月补贴；二是按月育儿津贴，具体是二孩家庭每月发放2000元至子女满3周岁，三孩家庭叠加托育补贴后最高达3680元/月；三是托育服务减免，具体是入托二孩/三孩家庭每月可获300-500元托费减免，普惠托育机构覆盖率已达85%；四是医疗与教育福利，具体是产检费用报销80%，普惠幼儿园学位优先分配，多子女家庭在住房公积金提取、入学等方面享受倾斜政策。其他大多数地区，有的以县为单位，有的以市为单位，有的以省为单位，近几年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措施，名目有差异、力度有大小。
尽管出台了这些措施，新生儿总量和生育率提升了吗？纵观全国，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52万人，增幅不算大，却是近8年以来的首次正增长。从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沪苏浙看，出生率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问题在于，2024年是龙年，按照中国人特点，容易扎堆在龙年生孩子。
我们再看上一个龙年的上海，也就是2012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生22.61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出生12.11万人，常住人口出生比2011年增加4.61万人，增长了25.61%；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6‰，比2011年-0.68‰上升0.9个千分点，在连续19年负增长后首次出现正增长；全市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0‰，比2011年上升1.6个千分点。2012年并没有出台经济刺激或鼓励措施，龙年出生人口增幅远比2024年大。
所以，要看效果，还得放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去观察。同时，还要看刺激的力度是否足够大（相对于其他地方尤其是同等层级的城市而言，相对于所在地实际生育与育儿成本而言）。
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建立生育补贴制度”，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再次提出“发放育儿补贴”和“研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等重点任务，几个月后，这个政-策就落地了，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总体看，这一政-策既是对育幼这一涉及亿万家庭民生领域明显短板的积极回应，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更多资金“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的具体实践，我们应该给予掌声。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劳永逸的法宝，更不能认为这就是一剂灵丹妙药。
事实上，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明显提升，相比上世纪80年代之前各方面条件要优渥得多，理论上更有条件生育更多的孩子，然而，在结果上却是背道而驰。在我看来，主要的问题是生育环境的恶化与生育文化出现了偏差。
——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泛滥，容易滋生和滋长非理性消费观，进而形成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人为推高育儿成本。
——俨如高速列车的城-镇-化-率推高了对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的预期。1998年以来到2024年的城-镇-化-率从33%推升到67%，整整翻一番，而耗时仅仅二十多年。如果从改革开放后算起，四十多年的城-镇-化-率足足提高了两倍多。放眼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不到百分之一的历史进程却使城-镇-化-率迅速达到西方国家用数百年才能达到的水平，无疑是太快了。许多人进城之后，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却与实际收入严重不匹配。
——友好型职场生育环境没有形成。内卷白热化、绩效考核的不断加码、加班加点的常态化、对女性的歧视、职业或岗位安全感的缺乏、社会流动性的增强……都是微观生育环境的恶-化。
——伴随公共空间的扩展而出现的传统家庭、家族、村落的紧密联系被瓦-解，而家庭仪式、家庭情感的疏离导致家族伦理文明的异化、家庭责任的销蚀和精致利-己-主-义的盛行。
——旧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后遗症、西方思潮的泛滥、个体意识的过度凸显、考试选拔机制的失效和教育的疏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性平意识的矫枉过正。这个不展开。
——新生儿“男多女少”的客观存在、各学段女学生的整体优势和进入职场后优质岗位的获取优势、适婚阶段女性不愿“眼光向下”，造成A女与D男乃至C男的孤独存在。这个不展开。
……
按照各级各地财-政看，为了一个日渐庞大的“老”之所养，就面临极大的压力，现在又面临一个“幼”之所育再付出很多，同样是不菲的开支。目前的政-策只管到3周岁，而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成家立业，按照现在的趋势看，可能需要维持到27、28岁，这个有更多支出的日子是由家庭去承担。那么，现在推出的政-策能不能足以提升生育积极性，能不能可持续，都是需要时间去验证。比如，我们江汉平原上有一个县级市，2024年，GDP为785.40亿元，共完成财-政总收入42.75亿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0.08亿元，可见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但是，全年地方公-共-财-政支出110.45亿元，同比增长9.1%，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据说这个城市一年的育儿补贴发了3亿，这种情况是可持续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