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起“侠”落——港台新派武侠小说钩沉
“侠”起“侠”落——港台新派武侠小说钩沉
人类的文明，无可否认地是伴随着自杀和杀人的历史成长起来的。历史理性主义以历史发展不可避免血和火为理由（这种理由当然值得审查），把“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人间血泪”（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轻而易举地就一笔勾销了。好像人类的进步完全有理由以二律背反为代价。科学理性和技术文明的进步也并没有消除甚至减少这一现象。相反，文明越发展，自杀的枪声越频繁，杀人的技巧越精明。 ——《拯救与逍遥》①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一次分合都必然是一场白骨遍野、血流漂杵的人间惨剧。历史的冰冷残酷几乎摒弃了一切浪漫的可能，战争如同巫人的诅咒，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紧紧扼着文明的咽喉。所有发展向前的努力都致力于消除这血与火的烙痕，可是杀伐之声却从未销声匿迹。它就像附骨之蛆，同人性一道轮回了数千年。尽管如此，但依然会有一些人以悲天悯人的心怀祈望一个和谐安详的完美世界，现实的无情驱使着他们凭着笔和满心热忱在“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人间血泪”中寻找救赎。而“武”和“侠”的结合无疑给了中国的一批作家以微弱却迷人的希望。
华夏文化历来讲究“和”。高居庙堂的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江湖百姓人家亦常有“家和万事兴”的愿景；即便是沙场点兵的孙武子，也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武”并非是战争杀戮，而是“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何以止戈？曰：侠！什么是“侠”？司马迁对“侠”有着细致的评述：“然其行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实际上这成为后来新派武侠小说中屡见不鲜的人物形象。《神雕侠侣》中金庸借郭靖之口对“侠者”的一番论说便是对上述文本涵义的更深层次解读。
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神雕侠侣》
在当时的文体实验中，新派武侠小说对于“武”和“侠”的对接堪称完美。江湖人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潇洒放任给予了普通读者以刺激和安慰，而对“兼相爱”的完美世界的追求则一举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哲学高度，使得往日为正统文人所诟病的武侠小说第一次能以严肃文学的身份与主流文学分庭抗礼。尽管时至今日，许多武侠迷们在哀叹新派武侠日暮途穷的同时，将责任归咎于梁羽生“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理论的提出。但不可否认，六十年前，当武侠的星辰在文学的天空中冉冉升起之时，正是“以侠胜武”的理念给了它无可匹敌的辉煌。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关于新派武侠小说家们的成败优劣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梁羽生一直都是武坛至高的存在之一。作为新派武侠奠基人的他，一直在谋求一种以“侠”止杀的和睦状态，为此，他付出了小说趣味性的代价。显而易见，在金庸的大气磅礴和古龙的云谲波诡面前，梁羽生作品的人物、情节设定简单直接甚至有些单纯幼稚，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都呈现出纯粹的正义或邪恶，而结局往往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邪不压正，天道永存”（古龙《陆小凤传奇》)。所以，梁羽生的作品是唯一能够称之为“成人的童话”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复杂人性的简单化、正邪的绝对对立、雅致温润的遣词造句、贯彻全篇的儒墨精神共同构织出和谐温暖的武侠世界，武侠小说特有的满纸杀伐之气在梁羽生的努力下消释殆尽。而另一方面，童话却只能存在于理想国中。正邪的绝对对立显然不符合人性的基本事实，这决定了梁羽生苦心建构的这一“乌托邦”将无比脆弱。《白发魔女传》中卓一航与练霓裳的爱情悲剧就是梁羽生追求完美世界的牺牲品。在正邪不两立的设定之下，被打上邪派标签的练霓裳注定要与卓一航天各一方，一旦作者强行改变这一结局，他所建构的武侠世界就会面临崩塌的危险。
要知玉罗刹生就绝世容颜，对自己的美貌最为爱惜，哪知一夜之间，竟从少女变成了白发盈头，形容枯搞的老妇。这份难受，简直无可形容。玉罗刹颓然倒在地上，脑子空空洞洞的什么也不敢想。但见片片浮云飘过头顶，晓日透过云海，照射下来，丽采霞辉，耀眼生撷。野花送香，林鸟争鸣，松风生啸，满山都是生机蓬勃，独玉罗刹的这颗心已僵硬了。浮云幻成各种形象，玉罗刹又恍惚似见卓一航在云端里含笑向她凝视。耳边响起了这样的声音：“练姐姐，你的容颜应该像开不败的花朵。”“痴人说梦，普天之下，哪有青春长驻之人？下次你见到我时，只恐怕我己是白发满头的老婆婆了！”“到你生出白发，我就去求灵丹妙药，让你恢复青春！”
——《白发魔女传·二十六回·剑闯名山 红颜觅知己 峡谷幽辉 白发换青丝》
从本质上来说，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异曲同工，都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但金庸要比梁羽生走得更远。他在写完十四部作品之后，清醒地意识到“侠”最终成了一个欺世盗名的谎言。这一思想的飞跃集中呈现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在那里，江湖已经远离了热血儿女们的侠肝义胆，而沦落为“流氓的世界”②。韦小宝的人物形象一反常态，单单他的出生之处就具有强烈的世俗色彩——扬州的一家妓院，这无疑是对侠者清高孤傲的形象的极大戏谑。在“侠”金光闪闪的外衣之下，金庸赋予了韦小宝流氓的气质，将他打造成一架流氓中的战斗机。这架“战斗机”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如同现在的“种马”小说描写的那样，爱情事业双丰收，成为人生的最大赢家。但这并非是金庸的玩笑之作，其背后是作者深沉的无奈。和梁羽生一样，金庸力图构建一个和谐、正义的江湖。在以往的十四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致力于此，通过种种手段消解杀伐，或者运用更为普遍的方式：赋予杀伐合理性。《飞狐外传》作为金庸的早期著作，采用的仍然是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其中胡斐与凤天南之间的恩怨就是赋予杀伐合理性的结果，凤天南的恶贯满盈注定要受到侠义化身的胡斐的惩罚，以此来彰显江湖正义。而到了创作的后期，人物性格愈发复杂，情节构造愈发曲折多变，这在极大增强小说趣味性的同时，杀伐与“侠”的冲突也愈益剧烈。郭靖戎马半生，镇守襄阳，使无数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光明顶一役，张无忌独战六大派，“虽千万人吾往矣”，孤身化解了一场武林浩劫；《天龙八部》中乔峰携十八飞骑，挫游坦之于少室山下，“浮云生死，此身何惧”。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是以暴制暴、以侠止杀的经典案例，但令人沮丧的是，“侠”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世间的杀伐。尽管有许多侠士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乔峰的自杀、郭靖的战死、杨过的避世高蹈、张无忌的心灰意冷却都预示着一个冷冰冰的事实：“侠”并不能拯救人类于战争的苦海。佛法或许是个例外，《天龙》中萧远山与慕容博数十年的血海深仇在经过无名老僧的点化之后尽归尘土。但敬文东教授在《流氓世界的诞生》中分析得极为恰当：在“儒道互补”、“杨墨互补”的努力宣告失败之后，金庸搬出了佛法中的“四大皆空”和“慈航普度”，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受佛法的点化，佛终究只是得有缘人度之，它并不能消除全天下的战伐。②而当金庸探索至此，他也终于明白，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侠”的完美世界不过是一场幻梦，只有披着侠的外衣的流氓才能平步青云、左右逢源。由此，他转向了《鹿鼎记》的创作。可以说，金庸创作的这一转变与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遥相呼应，并最终成就了他武坛第一人的地位。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流氓的变迁》节选
金庸之后，传统意义上的侠客精神探索实际上已经到了尽头。诸葛青云、卧龙生、萧逸等人的作品无论当时有多么大的市场，在侠客精神的探索上已经不可能与金庸并驾齐驱。古龙，就是在这时，以一个江湖人的姿态一跃成为这偌大武侠帝国的执牛耳者。这个极具反叛和创新精神的作家，使富有现代性的武侠小说在他笔下生根发芽、抽枝开花。他用简单明快的现代语言刻画自由独立的现代人格，漂泊半生的孤苦经历又让他执着于述说孤独的个体在江湖风波中的悲欢离合，从而抛弃了“侠之大者”、家国天下，抛弃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纷争。江湖成了一个与庙堂朝廷无关的独立世界。
我们必须明确，“江和湖”是缺乏海洋文明的中国文化中和坚实的陆地以及“故土”相对立的概念，他们构成中国的内河航运体系以及广义的交通运输体系。像鱼一样在江湖中生存者，必然首先是摆脱了对土地依附关系的自由人。 ——《剑桥倚天屠龙史》③
与金、梁的武侠世界不同，古龙小说中的主角往往是“像鱼一样在江湖中”生存的“自由人”。他们脱离了对土地的依附，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世俗的道德标准很难对他们有所拘束。所以他们游离于社会秩序的边缘，忍受着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寂寞。但他们的孤独是一种骄傲的孤独，超于常人的能力、坚韧不拨的毅力、豁达乐观的胸襟使他们的形象散发着卓荦不群的超然况味。这就是古龙最为经典的“浪子”形象，它的诞生意味着：“侠”不再是外向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是转向了个人的意志，转向了尼采的“超人精神”。如果要从古龙的作品中寻找一位“超人精神”的代表，萧十一郎无疑是一个典型。
萧十一郎道：“但一个人若要活下去，就得忍耐……忍受孤独，忍受寂寞，忍受轻视，忍受痛苦，只有从忍耐中去寻得快乐。”
沈璧君沉默了很久，柔声道：‘你好像从狼那里学会了很多事。”
萧十一郎道：“不错，所以我有时非但觉得狼比人懂得多，也比人更值得尊敬。”
…………
“暮春三月，羊欢草长，天寒地冻，问谁饲狼？
人心怜羊，狼心独怆，天心难测，世情如霜。” ——《萧十一郎》
萧十一郎的那番话是对“超人精神”很好的解释：深入骨髓的孤独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但更深邃的思想却蕴含在他所唱的歌里。尼采是一个极具颠覆意味的哲学家，他并不像世俗那样将动物和人截然分开。他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人，都只能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生存本能”所支配的弱者，一种则是具有“权力意志”的强者。④“人心怜羊，狼心独怆”，歌中所说的狼和羊的关系不正好体现了尼采那种颠覆式的划分方式吗？当世人都喜羊而恶狼的时候，萧十一郎却说“天寒地冻，问谁饲狼”，这种反常的言论本质上正是对世俗道德和秩序的反叛。但反叛的同时，他又有自身坚定的原则。在与沈璧君的朝夕相处中，他待之以君子之礼，相比于江湖上的欺世盗名之辈，萧十一郎拥有着真正意义上的“侠”气。我们会看到，在他的身上，“超人精神”与中华传统文明结合诞生出了新的武侠精神，而浪子的形象就是这种新武侠精神的载体。在古龙后期的创作中，这种浪子的形象越来越臻于成熟，李寻欢、陆小凤、西门吹雪等成为武坛甚至文坛永恒的身影。
等到古龙去世，大树飘零，新派武侠小说终于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衰落。90年代，信息媒体携着消费社会的狂潮横扫港台，商业化、快节奏的社会需求对本就贫瘠的武侠文坛造成了绝大的冲击。山雨欲来，不变则废！正是在这样一片风雨飘摇之下，温瑞安与黄易应运而生。前者畅快淋漓的暴力美学和后者纵横寰宇的丰富想象在商业化的大潮中乘风破浪，显赫一时。但是在这盛世繁华的背后，新派武侠的发展早已身不由己。
歌舞升平的时代，人们在庸常的生活中醉生梦死，生命的平淡趋使着人们在文学中寻找刺激。可是三十年的辉煌已经耗尽了新派武侠的新意，单纯的刀光剑影再也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他们需要更刺激、更过瘾的文学来安慰陷入庸碌的心灵。所以温瑞安和黄易的变革能够一矢中的，为大众所喜爱。但金庸和古龙却几乎将“侠”的探索做到了极致，以至于温、黄二人只能在武功、招式、情节、背景上做出改变，而无法触动侠义的内核。他们的侠义精神要么在儒、墨、道、佛中徘徊，要么呼唤着独立自由的意志。温瑞安的《四大名捕》形式上与《七侠五义》并无多大不同，而在描写四位主角时，又给他们赋予了“超人精神”；黄易《大唐双龙传》的两位主角身上则流露着夸张的“超人”气质；而在《寻秦记》中，作者甚至抛弃了惩强扶弱的侠义精神，所体现的更多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当在“侠”的层面再也摆脱不了金庸、古龙的统治的时候，温瑞安和黄易只能顺应着时代的脚步，在“武”的层面不断拓展，创造出更多奇特的武功、浩渺的空间、激烈暴力的打斗场面、英雄美人的诱人爱情。他们的变革固然中兴了正在衰颓的武侠，但在刺激绝伦的情节背后，“侠”其实已经悄然隐退，那些前辈们曾努力消除的满纸杀伐之气又重新鼓荡在字里行间。对于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这是它最后的辉煌。
注:
①: 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
②: 敬文东 《流氓世界的诞生》
③: 新垣平 《剑桥倚天屠龙史》
④: 汪民安 《尼采与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