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的历史,造物的历史
所谓历史,就是信息逐步从自发到自觉的一个过程。by James Gleick
关键词:信息传播、信息转向、信息过滤
“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一点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在另一点所选取的讯息。这些讯息往往都带有意义。”克劳德·香农在其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1948)里这样写道。
在《信息简史》一书中,James Gleick对香农可谓推崇备至,不仅开篇引用了香农这句话,还依此来谋篇布局:从复现的技术(载体)、到复现的逻辑(映射)、再到复现的讯息(信息 ),以及“熵”的概念廓清和“噪音”的研究,它以历史的视角重新解构了信息论,并作了拓展和补充。
James Gleick(1954年8月1日-)换句话说,从载体的技术更迭,到逻辑的应用与发展,信息的功能与作用,《信息简史》较为完整呈现了远距离通讯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
我尝试用三个词——映射、转向和差异——剥去它的历史外衣,触摸它的底层逻辑。
映射:编码的逻辑
“telegraph”一词的本义是“远距离书写”。在电报诞生前,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有方案都是基于书面字母表,将字母表作为一个中间符号层,即用以表示其他符号的符号。比如信号塔、烽火台。
James Gleick认为,语言映射的复杂性正源自中间符号层。
文字出现后,一个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世界逐渐开始建构起来。中间符号层作为底层的知识或意义的一种编码,从一个抽象转换到另一种抽象过程中,不同的载体,对应着不同的编码逻辑。
电问世后,用电来通信的可能性不断被探寻。摩尔斯构建了一种信号系统,电路一系列的通和断被组织起来传递意义。点和划,是将语言映射到电脉冲这一单一维度的载体上的中间符号层。
电报之后,电话、广播也相继出现,人们探索新可能性的热情在慢慢积累。
作为现代计算机的雏形,差分机被查尔斯·巴贝奇视为完成信息转换的一种载体。虽然巴贝奇最终没能造出差分机,将思想的力量注入齿轮机械,但他对于未来的预见却令人震撼:
我们必须记住另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也在大步前进……那就是计算的科学,它在我们前进的每一步中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并且最终它将主导科学在生活中的所有应用。
归纳地说,映射范围扩大,计算主导一切。
语言是将一个无限的世界(及其中的对象、感觉和组合)映射到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可想而知,从实物与文字、从文字到范畴、从范畴到隐喻和逻辑,映射的变化注定曲折。
转向:信息视角
香农的信息论甫一问世,便已成熟。
当时的通信工程师正试图用符号来表示整个世界,将万物化为电。符号运算以及映射的思想,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在不同研究者手中,信息论被引向了他当初始料未及的方向,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各类社会科学家纷纷学时髦搭便车。就像刘慈欣的《三体》以及被引用甚广的“黑暗丛林”法则(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
心理学家将外部世界视为信源,把心智视为接收器。他们研究生物如何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考察生物如何将外部世界呈现给自己。
编码、指令、信号,所有这些带有浓厚的机械和工程学意味的术语很快侵入了生物学家的词汇当中。20世纪70年代初,生物学家的技术术语中已经包含了诸如字母表、文库、编辑、校对、转录、翻译、无意义、同义语和冗余等词。
物理学领域,许多物理现象的发现把信息推向了前台。比如一直集中在物质和能量上的黑洞研究,开始为信息的问题所困扰;包括量子计算机在内的量子信息科学的争议和研究。
信息转向,即香农的信息论的跨领域应用,给我们人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信息视角。
不过惠勒的“万物源自比特(It from Bit)”的说法,James Gleick认为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完全不唯物:信息第一性,物质第二性。
差异:信息的造物
在“信息论”一词问世后,相继又出现了“信息过载”、“信息过量”、“信息焦虑”、“信息疲劳”等说法。“洪流”成为人们描述信息过量时的常用隐喻。
James Gleick将应对策略归为两类:过滤与搜索。
他认为,过滤和搜索是保护这个世界免于落入“信息太多,大多被遗忘”境地的力量。一个未被搜索引擎编入索引的Internet站点就如同一本被上错架的图片馆藏书,难免处于被人遗忘的境地,也更谈不上“过滤”。
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出了选择,选择又塑造了我们——我们成了“信息的造物”。
“(我们)试图从一片嘈杂和混乱中找出几行意义,尝试阅读过去的和未来的历史,并努力收集自己的和他人的思想。偶尔我们会瞥一眼镜子,认出镜子里一个信息的造物。”
同样,KK在《必然》一书中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
“基于量化的行为模式的信息过滤器……它使我们既高昂又廉价的注意力得到合理分配。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利用大量的过滤器,在明确我们是谁的同时,为我们自己进行个性化的定制。”
数据的收集和过滤,在KK看来本质上是一个映照自我,突显差异的过程。这与James Gleick的“信息的造物”的说法不谋而合。
事实上,《信息简史》(2011)比《必然》(2016)早出版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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