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论”（儒学系列之六）
南宋范浚作为进策之一，写过“朋党”一文；北宋期间，与范仲淹共事并进行庆宁新政的欧阳修则写过“朋党论”。这两篇文章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撰文的目的相同，同为“人主”或“人君”，维护封建统治。
——朋党自古有之，东（后）汉恒帝、灵帝，党锢就已经比较严重。
——把东汉、唐朝衰亡认同是“朋党”斗争之害。唐文宗李昂(809-840)在位间，去奢从俭，勤于政务，期成明君；但他既受制于宦官，又受制于朋党,，又再受制于藩镇。开成五年抑郁病死，死后谥号为元圣昭献孝皇帝。谁之故？唐文宗时，就朋党而言，形成了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和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的两个宗派，互相倾轧，人人自危。
——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
从中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范浚有关朋党的进策文章，主要观点取之于欧阳修。范浚强调宰相的重要性，且在小人往往从中得胜的原因方面，分析得相当深刻。范浚并没有举北宋“庆宁新政”仅维持两年的例子，是照顾范仲淹与欧阳修的面子。欧阳修则围绕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的区别而展开，期望人君与臣子上下同心，励精图治。
陈水河整理于2018.9.10晚上
附：
1——朋党（南宋 范浚）
言朋党，不过曰君子，曰小人，自昔朋党之兴，小人未尝不得其志，以胜取于君子；君子不胜，而受禍亦未尝不酷。其故何哉？小人奸诈而多才，虽欲挟朋类以摈君子，苟其徒不繁，而力不足以必胜，则包藏禍心，俳徊而不发，啸召挽引，多其援助，以俟嚱隙之可投。故发必奇中，而未尝不取胜。至于君子者，直情径行，不顾可否，必欲引众小人，力与之角，而鲜俦寡与，势常单弱为难立。夫以直情特立之君子，抗奸诈群辈之小人，虽庸夫亦知其必危，故一陷禍机，荡无遗类，而受禍未尝不酷。此东汉之党锢，可为流涕者也。人主必将慎察朋党之邪正，使小人未众而亟退，君子亟进而益多，则不可以不辩于早而戒其渐。不辩于早而戒其渐，则君子小人，朋进而閧于前，将莫明其孰是孰非，而无可奈何。
昔唐文宗恭俭自喜，其区区图治之心，初非不切，然卒至危弱而不复奋；原其所自，实由朋党乱之。每大谋议，甲可乙否，纷然盈廷，迭相侵诋，如市人贾夫，相与争言于阛阓。天子顾为软语解释，其人早朝晏罢，日惟朋党之论，至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而唐史言其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是君子小人閧于前，莫明其孰是孰非、而无可奈何也。臣尝详求当时朋党之患，盖起于李徳裕、李宗闵、牛僧孺等。徳裕固贤相，然宗闵、僧孺，初亦奇才，有名于时，及党与一分，遂相倾轧，至为小人所不为者，而流波浸滋，为缙绅禍，几四十年。若杨嗣复、陈夷行、李珏、郑覃辈，岂皆小人哉？亦为党势磨轧而已。夫其始也，皆非小人，及为党势磨轧，则有互相鱼肉之心。是君子与小人分党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亲爱为党者，禍之大也。宗闵、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异己者，徳裕所善悉逐之，及徳裕在相位，非其党者，皆不容于会昌中。使贤如白居易，犹惧斥不自安，固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德裕罢相，则凡徳裕所薄，皆不次用之；至徳裕之与，则虽草制不尽言，亦且贬黜。嗟夫！宰相之职，固将为天子求人材而进之。
士非天子所自识擢，则不以宰相进，何由登于朝，而用于上？苟一相去位，门生故吏，与所亲爱，无论贤不肖，率以其类，相次废黜，否则自疑而引去。虽天子所自识擢之士，于罢相有一日雅，亦必见逐，曾不得少留于班列之下。夫人材由宰相进，虽未必皆贤，亦未必无奇能异士，卓然可以资世者，类以朋党废不用，则人主虽有吁俊之心，安得而器使之。夫以一相去位，士坐朋党废者，不知几人，而又鼎轴之任，未几辄易，则人材之沉滞闲散，可胜计耶！此人材常患乎乏使之因，而牛、李所以禍世者也。臣故曰：君子与小人分党者，理之常，而君子亦各自以其所亲爱为党者，禍之大。然则人主其可不念，而为臣者、可不戒哉！
2——朋党论（北宋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