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潮而动的“忠义”叙事             ——书评《荡寇

  今年国庆节假期，阴雨连绵，我局促一室之内，读完了近代长篇小说《荡寇志》，感觉像完成了一场穿越历史的旅行。这是借元末明初行世的经典名著《水浒传》中故事之“续貂”之作。小说接续金圣叹评本之70 回《水浒传》而作，故又名之《结子水浒传》，乃是所有《水浒》系列作品中唯一立场相对的一本著作。

  《荡寇志》的作者俞万春，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清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一生并没有正式任官，科举功名也不过是个“诸生”(秀才)。他在青壮年时代，却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亲身参与了对人民反抗武装的镇压行动。《荡寇志》的写作，是作者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上，蓄意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的镇压，来与封建统治者的暴力镇压相配合的。作者为此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不遗余力。据他的家属称，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1826年)，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间“三易其稿”，首尾历时 22 年。

  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思想与金圣叹一致，所以他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70回本《水浒传》，从71回写起，杜撰出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张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自名其书为《荡寇志》。

  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鄙视稗官小说，甚至将其称为“惑世诬民”的异端”，千方百计地加以禁遏，而《荡寇志》这部纯属杜撰的稗官小说，却博得许多“当道诸公”的青睐，被视为维系“世道人心”的宝物，用来进行反动宣传，以抵制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传播。

  俞万春死之次年，清朝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荡寇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世道人心”。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把《荡寇志》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予以毁版。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同治十年(1871年)，《荡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而今我翻开俞万春的《荡寇志》，最先感受到的并非读《水浒传》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畅快，而是一种与主流水浒叙事背道而驰的压抑——它以“荡寇”为名，将《水浒传》中令古今广大读者共情的梁山好汉，尽数塑造成需被“正途”剿灭的乱臣贼子，用近百万字的篇幅，写了一场“忠义”旗号下的彻底清算，读来既让人看清清代文人的思想桎梏，也为文学史上这桩“反水浒”公案，添了几分值得细品的复杂意味。

  在我国小说史上，《荡寇志》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的读者,它也不失为一种颇为难得的反面材料。通过《荡寇志》里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人们将具体地了解到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立场的地主豪绅们，在面对人民的武装斗争风暴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的幻想和主观愿望。

  《荡寇志》虽是一部思想反动之书，确也堪作反面教员供后人批判，之所以至今仍保持其书原貌，多次出版，盖因其在艺术上尚有一二可取之处。例如，书中写陈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弃家出亡，路过风云庄等片断。反动的政治说教没有压倒患难相恤的真情实感，便觉文情交至，颇能动人。书中塑造的陈丽卿、刘慧娘这两个女性形象，一武一文，也颇有个性特征。同时，作者熟知我国古代的科技知识和西方的工艺成果，除了采用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之外,又穿插进斗器械、斗技术，可谓别开生面。

  俞万春写《荡寇志》，本就带着明确的“匡正”意图。他生于清代中后期，见民间对梁山好汉的追捧日盛，便认定《水浒传》“导人犯上作乱”，于是耗费二十余年笔墨，构建了一个“官军平寇”的完整叙事：以陈希真、陈丽卿父女为核心的“正道”力量，携着朝廷赋予的使命，一步步围剿梁山，从三打兖州到智取泰安，再到最终攻破梁山山寨，一百单八将或战死、或被俘、或遭凌迟，没有一人能逃“叛逆必亡”的结局。这种近乎偏执的“降维打击”，让梁山好汉此前的豪情与义气荡然无存——林冲不再是隐忍的英雄，反倒成了屡战屡败的莽夫；武松没了景阳冈打虎的神威，最终竟死于无名小卒之手；即便是宋江，也从“及时雨”沦为苟延残喘、毫无谋略的败寇。俞万春似乎想用这种“彻底的失败”，消解《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正当性，将“忠君”奉为不可动摇的最高准则。

  可有意思的是，即便作者立场鲜明，《荡寇志》中的“正面人物”，反倒掩不住“寇贼”们的鲜活形象。陈希真父女固然恪守“忠义”，却总带着几分刻意的“完美”：陈希真智谋无双，却少了凡人的烟火气；陈丽卿武艺超群，性格却偏激狠戾，动辄滥杀无辜，读来非但让人无法共鸣，反倒生出几分做作和反感。反观那些被刻画成“反派”的梁山好汉，即便作者刻意弱化他们的光芒，字里行间仍藏不住他们的鲜活——李逵的鲁莽中带着赤诚，鲁智深的粗豪里藏着善良，吴用的谋略即便被写得“不堪一击”，仍能让人想起《水浒传》中他运筹帷幄的模样。这种“正不压反”的人物塑造，或许是俞万春始料未及的：文学的魅力从不是靠立场强加，而是靠人物的血肉与情感打动人心，当“忠义”成了刻板的标签，再完美的“正道”，也终究抵不过有温度的“鲜活”。

  在近代长篇小说的比较中，《荡寇志》的行文布局，造语设景独具匠心，刻人状物，文字精练流畅，某些情节，亦具真情实感，多有动人之处。确实有如鲁迅先生说的“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至于作品中对于贪官污吏的认识，乃是作者欲为封建王朝“正名”“补天”的不甘之心，读者自然明了。

  抛开立场之争，《荡寇志》在文学技法上，其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作者擅长写战争场面，无论是两军对垒的宏大叙事，还是单枪匹马的近身厮杀，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兖州城下的炮火连天，泰安山中的伏击与反伏击，梁山山寨破城时的混乱与惨烈，读来如临其境，让人仿佛能看到刀光剑影、听到战马嘶鸣。此外，书中对民间习俗、地方风物的描写，也为故事增添了几分真实感——山东的酒肆茶馆、江南的水乡景致，甚至官军与梁山好汉的饮食起居，都写得具体可感，这也让这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小说，多了几分民俗文化的价值。

  只是，再精湛的技法，也难掩思想上的局限。俞万春始终跳不出“君为臣纲”的封建桎梏，他将“寇”与“忠”完全对立，认定只要反抗朝廷，便是“大逆不道”，却忽略了《水浒传》中“官逼民反”的核心矛盾——梁山好汉之所以聚义，多是因为遭贪官陷害、受强权压迫，他们的“反”，本质上是对不公命运的反抗。而《荡寇志》却刻意回避这一点，将朝廷塑造成“正义的化身”，将梁山的反抗写成“无端作乱”，这种片面的叙事，让小说的思想深度大打折扣。正如后人评价的那样，《荡寇志》是一部“技巧高超却思想陈旧”的作品，它就像一面镜子，既照出了清代文人对封建秩序的维护，也照出了传统文学在时代转型前的思想困境。

  合上书页，再想起《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大旗，与《荡寇志》中梁山覆灭的惨状，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感慨。两部书，同写梁山，却因立场不同，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或许，《荡寇志》的价值，从来不是“纠正”《水浒传》，而是以一种“反例”的姿态，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真正的“忠义”，从不是盲目服从权威，而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真正的文学经典，也从来不是靠立场赢取认同，而是靠对人性、对时代的深刻洞察，穿越百年时光，仍能打动每一个读者的心。

                             2025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