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下）丨恢复教师节 4-24

第二十四回  恢复教师节  田家骅呼吁尊师日  窦莘元首倡夏时制

一、恢复教师节

1、怀柔“打教师”事件

1931年，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等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发表要求“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和增进教师修养”的宣言，并议定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不久，国民政府先是同意6月6日为教师节，后又将教师节改为孔子生日8月27日。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 而教师节逐渐销声匿迹。

1982年4月26日傍晚，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露天电影放映场。于学荣、范秋兰、刘凤珍3位20岁出头的黄坎公社吉寺小学女教师，无端遭到几位村民辱骂，并被围攻殴打近20分钟，现场围观群众达二三百人。教师们惶恐不安，学校被迫停课。

那个年代，‘先工商，后财贸，哪儿也不要去学校。’当教师待遇低、工作累，还让人看不起，连对象都不好找。

1982年6月，《光明日报》记者赵学礼从北京市教育局拿回了一封信，信件对“怀柔打教师事件”的处理结果进行了披露。6月24日，题为“怀柔县黄坎公社王兴宽等人无理取闹辱骂殴打三名女教师”的读者来信与记者调查刊发于《光明日报》一版头条。

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各地教师纷纷就此事件表达激愤，更多教师权益受损事件浮出水面，一场关于教师地位的社会讨论由此兴起。7月20日，在对怀柔“打教师”事件及座谈会进行报道后，《光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南开中学语文教师田家骅的呼吁：

“当前全国有2000多万教师，肩负着3亿青少年的教学、教育任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日期最好在暑假后开学的第10天为宜。”

1983年9月7日，北京景山学校给邓小平写信提出恳求，“希望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9月9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写了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9月10日送到学校。

2、 “尊师节”的倡议

其实，早在198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教育工会原主席方明等17位委员就联合署名提出了设立教师节的提案。”

当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书记接见参加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方明和教育部张承先副部长一起向习仲勋提出建立教师节。习仲勋建议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起来写报告请示中央。

1982年4月，教育部党组和全国教育工会分党组联合，由张承先和方明共同签发的“关于恢复‘教师节’的请示报告”送中央书记处，建议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

1984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在《北京晚报》发出倡议，表达了希望将每年9月设为“尊师重教月”的建议。

12月7日，教育部党组、教育工会分党组正式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每年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从此，教师节成了法定节日。

1985年9月10日，恢复后第一个教师节来临。当天，国家主席李先念发出了《致全国教师的信》。信中说：

”祖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项成就，都渗透着你们的辛勤劳动。尊师重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教师工作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和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当晚连续剧《托着太阳升起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庆祝典礼上，四名学生打出“教师万岁”的牌子。

另外，在当年7月30日至11月30日的4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邮政面向全国广泛征集《教师节》邮票的设计图案。

最后从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幅应征图稿中，幸运获选的张磊当时还是中央工艺美院装潢系的学生。

这套纪念邮票，精心选择“黑板、讲台、鲜花”这三件最具教师特质的意象凝聚物并使之巧妙布置，达到“此处无师胜有师”的艺术效果。黑板上的粉笔字的擦痕隐约可见。而邮票的面值、票铭以及“中国教师节”等字样，非常巧妙地设计成黑板上的板书，因此格外醒目。

3、民办教师转公

1985年，柳斌从江西省副省长岗位上调到国家教委任副主任。他了解到1957年至1965年，由于学龄儿童迅速增长，兴办了不少集体所有制的民办学校，加上公办校师资缺乏，于是小学和初中聘用了大量民办教师。

这些“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很少的一点生活补助，还要承包责任田，比正式教师的待遇要低得多。虽然国家曾采取措施每年安排一些达到教师标准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因财政困难，“僧多粥少”，能够安排转为“公办教师”的指标很有限。

1985年前后，民办教师总数近300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教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了三个1/3的办法。即：1/3的民办教师通过考核转为公办教师，1/3的招入师范院校学习或经过培训继续留在教育系统内成为教辅人员，1/3的退休并给予生活补助。

这一方案，经国务院同意后执行。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正式通过。关于将教师节由9月10日推迟到孔子诞辰日9月28日的呼声再次在学术界响起。

二、夏时制

1、专家组建议

夏时制是人为规定将时针拨快一小时、充分利用夏季白天日照时间长的特点而节约照明用电的一种制度。

“夏时制”源自欧洲。全世界大约110个国家每年实施夏时制。在中国最早提出夏时制的是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的工程师窦莘元。1945年就曾撰写过有关夏时制的文章。建国后至1986年前的30余年中，窦莘元多次给国务院写信，建议在我国实行夏时制。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时任清华大学实验电厂总工程师谢行健，及窦莘元邀请他列席这次会议。

谢行健进去时，会议室椭圆形的桌旁，已有30多人围坐。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人在座。谢行健和窦莘元坐在外圈，边上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以及几个做会议记录的人。

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简要介绍了夏时制在全球的实施情况。最后，胡耀邦提议，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实施。

散会时已近中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留住与会者，请大家一起在勤政殿的餐厅吃个便饭。餐费为每人八毛钱。会议期间喝茶要交一毛钱，白开水不用。但王兆国特意嘱咐说：“谢老师，你不用交钱，中办替你交。”

参会人员基本都留下来吃了饭，胡耀邦、胡启立、李鹏等领导人都随意而坐，几人一桌。王兆国陪着谢行健坐一桌。午餐很简单，主食就是包子、面条等，还有几样简单的青菜。饭后，谢行健告辞离去。王兆国帮他穿上大衣，送他到汽车旁。

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了实施夏时制的通知。决定从当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

鉴于实行夏时制需要有一个宣传过程，铁道、交通、城建、邮电、民航等部门也需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因此，1986年夏时制开始的时间适当推迟。1987年以后实行夏时制，将从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开始。

1986年5月4日凌晨，夏时制在全国顺利实施。具体做法是：从5月4日早晨二时起，把时针往前拨一小时，即二时变为三时；到9月14日早晨二时，再把时针往后拨一小时。

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3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在一些地方，实行效果不佳。反对质疑之声渐起。

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店铺，酒楼，舞厅很多是通宵营业。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同时新疆等西部地区也反映全国统一为一个时区一个夏时制时间，上下班作息时间均感不方便。

1991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决定从1992起暂停实行夏时制。

三、“863”计划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发展我国的高技术的建议。中央批准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决定拨款100亿。因信件的提交日期，该计划又得名为“863计划”。

1986年6月，“全国高技术开发区研究”国家科委立项课题正式在中关村地区启动，中国“硅谷”开始在这里孕育。

位于首都西北角的海淀区中关村。几十家新技术开发中心、公司，就象是常设的技术商店，在这里有买有卖，还做牵线搭桥的“中介方”，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技术市场。

１９９５年５月６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１９９６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