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69天《 轻重戊 第八十四》第三部分
《管子》学习第269天《 轻重戊 第八十四》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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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问于管子曰：“代国之出，何有？”管子对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管子曰：“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公贵买之，代人忘其难得，喜其贵买，必相率而求之。则是齐金钱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离枝侵其北，代必归于齐。公曰今齐载金钱而往。”桓公曰：“诺。”
即令中大夫王师北将人徒载金钱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寡人将以来离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处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离枝闻之，则侵其北。代王闻之，大恐，则将其士卒葆于代谷之上。离枝遂侵其北，王即将其士卒，愿以下齐。齐未亡一钱币，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谷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燕、代必从公而买之。秦、赵闻之，必与公争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贾。天下争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诺。”
因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不敢辩其贵贾。齐修械器于衡山十月，燕、代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国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争吾械器，令其买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巧。齐即令隰朋漕粟于赵。赵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齐修械器十七月，修粜五月，即闭关不与衡山通使。燕、代、秦、赵即引其使而归。衡山械器尽，鲁削衡山之南，齐削衡山之北。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
字词注释
[1]代：战国时期有代国，其地在恒山以北，南邻赵国。
[2]狐白之皮：即狐白裘。冬季狐腋下之皮毛色白而温软厚实，用其制成之裘极其贵重难得。
[3]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壹见：狐冬、夏都会换毛，狐白只有冬季才有，故称。
[4]本：指国。
[5]离枝：北方国名。又见《轻重甲》。
[6]二十四月而不得一：指两年得到的狐白也不够制成一件狐白裘。
[7]谷：即“欲”。衡山：地名。其地在齐国之南，鲁国之北。
[8]粜：此处泛指买卖粮食。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子：“代国所出特产，有什么？”管子回答道：“代国所出的特产，是狐白之皮。请您高价收购它们。”管子说：“狐白之皮对应阴阳变化，六个月才能见到一次。您高价收购它们，代国人就会忘了获得它们的艰难，只会为它们被高价收购而欢喜，必定会成群结队地去求取。这样一来，齐国不必出资，代国的民众就会离开他们的国都居住在山林之中。离枝国听说了，必定会入侵代国北部。离枝国入侵代国北部，代国就必定会归顺于齐国。希望您能下令让齐人载着金钱前去收购狐白之皮。”齐桓公说：“好的。”
随即命令中大夫王师北率领人载着金钱运送到代谷，求购狐白之皮。代王听说后，就告诉他的宰相：“代国之所以比离枝国弱，就是因为没有金钱。如今齐国用金钱求购狐白之皮，是代国的福气。你赶紧命令百姓求取狐白之皮，来换取齐国的金币，我将用这些钱来招致离枝国的人民。”代国的人果然就离开他们的国都，居住山林之中，求取狐白之皮。二十四个月的所获也不够制成一件狐白裘。离枝国听说后，就想要入侵代国北部。代王听说之后，非常惊恐，就率领他的士兵退守代谷。离枝国于是攻入代国北部，代王随即率领他的士兵们，自愿投靠齐国。齐国没有损失一枚钱币，只是通使三年，代国就臣服了。
齐桓公问管子：“我想要控制衡山国的办法，该怎么办？”管子回答道：“您就令人高价收购衡山国的器械来转卖，燕国、代国一定会跟随您购买。秦国、赵国听说后，必定和您争抢，衡山国的器械的价格一定会翻一番。天下各国都争相购买，衡山国的器械一定会涨价十倍以上。”齐桓公说：“好。”
于是命令人去衡山国求购器械，不敢讲论价格高低。齐国在衡山国置办器械十个月之后，燕国、代国听说了，果真就令人前去衡山国求购器械。燕国、代国置办三个月之后，秦国听说了，也果真就令人去衡山国求购器械。衡山国的国君告诉他的宰相说：“天下各国争购我国的器械，让器械的购买价格上涨二十倍以上。”衡山国的百姓放弃了农业，修习制造器械的方法。齐国随即命令隰朋通过漕运向赵国购买粮食。赵国粮价十五钱一石，隰朋用五十钱一石来购买。天下各国听说后，都载着粮食前往齐国。齐国置办器械花了十七个月，置办粮食花了五个月，随即闭关不和衡山国通商往来。燕国、代国、秦国、赵国于是也把使者召唤回国。衡山国的器械卖光后，鲁国攻占衡山国南部，齐国攻占衡山国北部。衡山国内思量没有器械来对付两个敌国，于是就把国家奉上归顺了齐国。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从第二节至第七节都阐述用各种计谋和轻重之术使邻国归服。这类计谋的共同特点是：用高价收购诱导敌国放弃农业，专营特产，然后用轻重之术控制粮食，迫使敌国归服。
第六节讲述了诱导代国弃农求取狐白之皮而最终征服代国。这种不费一文却让代国因追求“狐白之皮”而亡“制代国之谋”，在现代社会中也不乏同样的案例。苏联因盲目地与美国军事竞赛加速了其解体。那么美国是如何兵不血刃搞垮苏联的呢？
在里根政府期间任职的中央情报局专家彼得·施魏策尔在一本名为《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的书中，以第一手资料透露了美国搞垮苏联的几个主导战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庞大的军费开支在经济上拖垮苏联，包括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等。施魏策尔介绍：1981年年初，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立即着手策划如何“搞垮苏联”。1982年年初，里根总统和几位重要顾问开始制订一项战略，决定对苏联体制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弱点进行攻击。当年5月，里根签署了一份8页纸的秘密国家安全备忘录，提出了美国针对苏联的军事战略。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演说，他激动地告诉全国观众，美国将开始对“战略防御倡议”进行研究，并“将全力推动这项工作”，这是“星球大战计划”的起源。1985年1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开启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核心内容是：以各种手段攻击敌方的外太空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核打击。其预算高达1万多亿美元。苏联解体后，“星球大战计划”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宣布中止。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密件曝光，“星球大战计划”被证实是一场骗局，大多数人开始相信，“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苏联而采取的宣传手段而已。五角大楼一直坚持说“星球大战计划”没有实施，是因为存在技术缺陷。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确刺激了苏联的军费开支，从1986年到1990年，苏联军费开支年均增长率高达8%，几乎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两倍。苏联军费开支曾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1/4的水平。
与此同时，为了在经济上打压苏联，美国千方百计压低国际石油价格。当时美国中情局测算了一下，只要石油价格每桶下降一美元，苏联就将损失10亿美元，而当时苏联的外汇储备非常之低，这些钱对它来讲至关重要。美国还不择手段促使整个西方对苏联进行资金、技术和投资的封锁。据统计，1975年在美国出售给苏联的全部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占32.7%，到1983年这个比重已降到5.4%。到1986年美国全力实施技术封锁战略，苏联已不能合法地购买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技术。
另外，美国支持苏联盟友波兰国内的团结工会，让团结工会给波兰政府捣乱，使波兰经济陷入困境，迫使其从西方借钱。美国向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提供财政与军事援助，并极力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对其内部稳定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在经济和军事的双重打压之下，加上苏联内部的腐败，这个曾经战胜拿破仑和希特勒帝国的北极熊轰然倒地。
第七节讲述了诱导衡山国弃农制造兵器而最终征服衡山。“制衡山之谋”的本质是利用他国优势产业亡其国。齐国行轻重之术，通过先后提高武器价格和粮价，运用市场力量协同天下，做局制衡山国于死地可谓是非常之“妙”。
现代工业社会，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技术有优势，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禁运成为一种常态。自冷战时代以来，美国等国家通过多边安排对中国实行技术遏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在一次采访中坦率指出了现代世界技术禁运的残酷性，他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的国际形势很严峻，苏联不给你，美国也不给你，只好自己办了。因此我们的‘航天精神’里说要‘自力更生’；你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要有自己的东西。先进的东西靠钱是买不到的。你有的时候人家会卖给你，你没有的时候人家才不会卖给你。”
那么这种技术禁运是依靠什么机制来实现的呢？冷战帷幕拉开后，第一个这样的组织是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简称COCOM，“巴统”），是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而得名。它共有17个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
冷战中，“巴统”的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巴统”实行出口管制的主要措施是制订国际性管制商品的项目禁运和审查清单。“巴统”有三份控制清单，即国际原子能清单、国际军品清单、工业清单。这些清单具体规定何为有战略意义的货物和技术，其范围包括工业机械、电子设备、运输设备、金属、矿物及其制成品、化学类和石油产品、武器军火和海空军装备、原子能物质和设备等。
中国是“巴统”管制的重点对象之一。早在1951年2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个月后，美国就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污蔑我国是“侵略者”。同年5月，“巴统”设立“中国委员会”，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禁运货单”。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战略风向随之转变。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华出口控制政策。同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同意改变中国的出口许可地位，允许中国获得与前苏联同等的待遇。从1981年起，中国可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得到较为先进的技术。1985年12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采取了“绿线”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向我国出口的27种受控产品受到优惠许可待遇。
随着冷战的结束，“巴统”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1993年11月16日，“巴统”会员国的高级官员在荷兰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巴统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但是美国与欧盟各国对高技术产品、军事装备、核技术、核设备的出口政策并没有实质性变化。1996年，以美国为首的30多个国家正式订立了“瓦塞纳协议”（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目的是限制敏感技术的散播。各成员国同意管制一系列敏感技术的出口，若有任何销售，则知会其他成员国。瓦塞纳协议有33个成员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
瓦塞纳协议是一个全球性关于常规武器与敏感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多边机制，其目的是在常规武器、敏感两用产品和技术扩散方面提高透明度，信息的交换，增强有关国家的责任，防止不稳定因素累积。瓦塞纳协议的控制清单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控制清单差别不大，全部清单包括军品清单、两用产品清单及两个附录。
中国当然也是瓦塞纳协议的主要关注目标之一，从先进武器装备到高科技电脑芯片，中国都不断受到美国炮制的“瓦塞纳协议”的限制。残酷的现实是：核心技术是不能自由贸易的。如果为引进技术而放弃自身的研发平台，长远来看得不偿失。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国际市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渊源（五）
五 战国时期儒道学派加强君主权力的政治观念
战国时期，伴随东周“天下秩序”彻底瓦解，各诸侯国在名义上也不再尊奉周天子，以之作为标榜与幌子的“政治联盟”土崩瓦解，各诸侯国由此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在作为君主的王的带领下，发动你死我活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都努力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加强对地方上的管理，用中央集权制度代替之前较为松弛的地方管理方式，从而增强社会动员能力，以集中人力与资源，在激烈的角逐中取得优势，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建立起“集权国家”的政治形态。在这种时代剧变之下，诸子百家鉴于旧的政治秩序无法恢复，从而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皆对本派学说进行改造，倡导政治改革，以符合时代潮流、求取君王之用。这里以当时影响较大的道家、儒家、法家作为代表，加以论述。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争霸兼并战争的不断开展，社会秩序呈现剧烈的变化与动荡。道家秉持流转不息的学说立场，从而因缘时世，不断借鉴其他学派，改造自身思想观念，呈现出不断嬗变、发展的学术脉络。大体而言，老子之后的道家，呈现出“内向深化”与“外向转变”的历史分途。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继续挖掘、发扬老子学说中关于自然秩序的义理微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进一步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推向极致，标志着这一支派的道家朝“内向深化”的方向发展。与“内向深化”支派相比，老子之后的道家“外向转变”支派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影响更大，是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主流派别。这一派别不仅有文子、列子、鹖冠子等著名学者，还有战国后期聚集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道家学者，形成了势力很大、影响深远的稷下道家，并由此分化出阴阳家、法家、管仲学派等，成为中国从春秋战国进入帝制中国的历史转变中，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
道家“外向转变”支派鉴于老子学说反现实社会而行之的理论取向，所导致的道家缺乏现实功用，不仅无法被统治者所重视，而且无法在与其他学派的竞争中获取优势，从而在道家流转不息的学术立场下，开始借鉴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观念，尝试挖掘道家思想中的社会内涵，重点加以理论推衍，由此将道家从老子强调社会秩序复归自然秩序的内向取向，转变为依据自然秩序的变动不居，应时而改社会秩序的外向取向。
战国以后形成的道家著作《文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学说，另一方面通过问学于儒家卜商、子夏，与墨家的墨子等，从而融会各家，对道家学说进行了新的演绎与改造。开始将社会秩序从自然秩序的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在相当程度上赋予社会秩序以主体性，由社会现实出发，进行政治理论的构建与调整，从而解决道家始终飘在天上，而不获当道者重视的现实困境，开始讨论制礼作乐，以期建立理想政治秩序，与儒家学说的理论内涵与政治取向如出一辙。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儒家学说一样，文子也勾勒出一幅远古时期理想政治图景：“古者被发而无卷领，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杀，与而不夺，天下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万物蕃息，飞鸟之巢可俯而探也，走兽可系而从也。”认为当前之政治生态是理想政治衰变的结果：“及其衰也，鸟兽虫蛇，皆为民害，故铸铁锻刃，以御其难。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因其患则操其备，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但在如何改变这一衰世格局的问题上，文子却呈现出鲜明的道家立场，反对儒家复归三代之制的价值取向，主张因时而改良：“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变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后世，因时而变者也。”整合先王之制与当前制度中合理之成分，以建构出新的政治秩序。“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废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而不应如儒家那样，被所谓的先王之制所拘泥与束缚，无法达于政治的实质与精髓：“故圣人制礼乐者，而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在《道德》一章中，文子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政治观念。文子首先批评了儒家墨守先王成法、不加改变的学说立场：“执一世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犹胶柱调瑟。”主张因缘时代之变迁，对制度进行相应改良：“圣人者，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论世立法，随时举事。”认为应效法先王者，不是先王所创制度的具体条文，而是先王创立制度背后的政治精神，后世应据此进一步推衍，创立新的制度：“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时务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在文子看来，远古先王遵循自然法则，创建制度，治理天下，立意深远：“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道推诚，以镜万物之情，上与道为友，下与化为人。”而儒家拘泥于制度条文，并未领略远古先王施政建制的宗旨与精髓：“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守其法籍，行其宪令，必不能以为治矣。”
文子这一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作法家思想之渊源，后世法家正是在全面批判儒家的基础上，完成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理论内涵的推衍。在《上义》一章中，文子进一步集中阐述了法家思想。文子认为治国应从民众利益出发，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制订相应的解决方案，而不应拘泥于古制：“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因此贤明君主伴随时代变迁，不断改革“法”即制度，而不是一成不变：“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对于远古圣王，应继承其创立制度背后的政治立意，而不是具体的制度条文：“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无论是约束民众之法制，还是教化民众之礼乐，都是远古圣王创建的制度形式，而非政治精神：“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也，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也，曲终改调。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讯寤于俗而束于教也。”事实上，世上并无一成不变的制度：“天下几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即使三皇五帝时期，制度也在不断变化：“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从，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论民俗而节缓急；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因此，被制度条文所拘束的儒士并不理解政治本质：“夫制于法者，不可与达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只有从道家立场出发，才能了解政治的实质与精髓：“必有独见之明，独闻之聪，然后能擅道而行。”明白了制度是为解决民众所面对的问题所产生的这一根本内涵，便会不断对制度进行改革，否则即使坚守先制，政权仍然会衰败：“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应时而变；不知治道之源者，虽循终乱。”因此，儒家学说无法起到改造春秋乱世的作用：“今为学者，循先袭业，握篇籍，守文法，欲以为治，非此不治，犹持方枘而内圆凿也，欲得宜适亦难矣。”也不会获得君主的采用：“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人不行也；不验之言，明主不听也。”
与道家一样，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同样呈现出分途发展之势。真正将孔子学说进行大幅改造并发扬光大的是孟子与荀子。孔子的政治观念主要限于思想层面的推衍与阐述，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孔子未提出十分明确而成体系的政治方案。与之不同，孟子、荀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分别提出具有操作性、实践性的“仁政”与“礼治”政治方式。相对而言，“仁政”更偏重于君主以道德教化天下，仍呈现出偏重心性修养。而荀子的“礼治”主张，搭建起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制度体系。由此角度而言，也可以将“仁政”“礼治”视为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内外分途”。
荀子在战国晚期兼并战争进一步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更加直接地体验到国家乃至民众之间互相争斗、“弱肉强食”的生存境遇，从而对于人性持更为负面的观念，发展出“人性本恶”，需要教化与约束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在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为求取学说之生存，更需要为统治者提供具有操作性、实践性的政治工具，从而在对各家学说进行借鉴与批判的基础之上，将孔子“仁”之观念外化为“礼”：“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从强调政治外在规范的角度，搭建起儒家理想中的制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儒家的这种“外向转变”的改造，可能与他曾居于稷下学宫，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因此学说内涵更为丰富、学说层次更为立体有关。
与孟子围绕“仁政”阐述自身学说一样，荀子政治思想的展开，以“礼义”作为核心内涵，围绕于此逐步推衍与发展。荀子认为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具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君主不应如道家所倡导的那样，越过人世规则，远法自然法则，而应着眼于社会秩序：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而人世间最宝贵者是礼义：“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社会秩序最为基本的原则与最为核心的逻辑是“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晖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在荀子看来，以礼义治国是最为正确与高级的政治道路，借此能够统一天下。与之相比，管仲学派所倡“重法爱民”，却只能称霸天下；而法家的急功近利，却只能导致政权灭亡：“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因此，君主应遵循“礼义”，治理天下。在荀子看来，“礼”不仅是人伦关系规则，“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而且是政治指导原则，“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有序运作，完全依赖于“礼”之规范：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驩。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
相应地，君主如果能以“礼义”治天下，不仅能够保存政权，而且可以统一天下。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反之则会导致天下大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可见，荀子从“政治本位”视角出发，也认为内政是否治理是关系存亡的决定因素：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
在诸子百家中，法家是战国时期从道家分化而出的晚出学派。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学说体系中，便包含了稷下道家的大量内容。申不害协助韩昭侯治理国家，使其一时达于强盛，而其也是从稷下道家分流而出：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同样，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也受到稷下道家影响，学宗黄老：“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鉴于道家与法家的密切关系，司马迁著《史记》，便将老子与韩非列于同一传记。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二册）》，夏春涛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翟玉忠，博瑞森管理图书，2018年1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