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知半解的文革

作者|文竹

在同学中，我年龄小，胆子更小，只会学习，不懂别的。对于淄博十中的文革，我一知半解，能记起的只有几个片段，顺序还不一定对。

万人大会：全校师生到淄川开万人大会，会址在淄博四中操场，主席台坐北朝南。淄博四中后来成了我的工作单位，我在这所高中教学三十一年，在校园宿舍居住二十六年。万人大会的内容记不得了。但这是一次全区闻名的大会，家喻户晓。不久，我上大北锡走姥娘家，和姥爷在八仙桌上吃饭。姥爷问我：“你上西关开万人大会了吗？”我说：“没上西关，俺上淄川开的万人大会。”姥爷说：“西关就是淄川。”我听了，面红耳赤，支吾道：“啊，西关就是淄川啊？”淄川的中心叫“城里”，四面有城墙，各有城门，门外谓之东关、西关、南关和北关。一九七五年我到淄川工作时，还能见到西关残缺的城墙。我们家乡人把淄川叫西关，把淄川集叫西关集，是因为淄川的大集设在西关。

大字报：我是个很谦虚的人，但因为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同学们就让我执笔写大字报，我就斗胆兴奋地抄写了一张，是批判校医的，大意是说他工作不负责任。我们几个同学捧着大字报疾步走向校卫生室。卫生室是两间南屋，刘校医带着他的儿子住里间，外间是工作室。大字报没有贴在墙上，而是铺开在地上，门前已铺了很多张，内容大同小异。那时药物种类少，学生肚子疼，就给点“十滴水”。又因常用“二百二”，所以校医的外号就叫“二百二”。总务处东山墙上的大字报贴得满满的，是批判老师的。一张写某女教师出身资本家，婆家则是贫农。娘家妈来，她做鱼给妈吃；婆婆来信要床褥子，她把孩子的一床旧半褥给婆婆。另一张写着“猴反革命老婆”，写的是我的优秀的语文教师侯金蓉老师。她丈夫是历史反革命，降职教小学。她儿子高我一级，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侯老师退休后住在儿子家，我们同住一个楼。

批斗：物理实验室里，一群红卫兵围着光着一只脚的大个子张校长批斗，鞋子是被推推搡搡弄掉的，小将们是不会允许他穿上再挨批斗的。一个小男生伸手打了校长的头一下。应该不太疼，因为他是跳了一下才够到校长的头的，动作看起来不像是打，而像是摸。

背语录：校门口一边站着一个手拿红缨枪的红卫兵。出入校门的人要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方可放行。优雅的校长夫人提了菜篮子从街上走来，不等红卫兵发号施令，她就停下脚步主动背诵起来。她背得沉着、从容、熟练。她不像别人那样只挑简短的熟知的背诵，她背了一条很长的语录，大意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批评的……

大辩论：校园里两大派辩论，有女生站在椅子上，用食指指着对方，声嘶力竭，哑喉咙破嗓。我对这种女将既不崇拜也不讨厌，只是傻乎乎地站在外围观看，像看一场演出一样。

请愿：半夜酣睡中，突然传来命令——上淄川！大概是请愿吧。同学们手忙脚乱穿衣服，整队跑步向淄川出发。半路上又突然传来命令——回校！于是跑步回校。回到宿舍，一名女生大骂脏话，原来是有个女生慌乱中穿错了鞋子，致使骂人者不得不穿那个同学的鞋子。

红卫兵组织：淄博十中的两大对立组织是“红卫兵团”和“延安公社”。我则入不了组织，因为我出身不太好，虽然不是地主、富农，但也不是贫农、雇农，而是最中间的中农。地主富农的子弟考学基本不被录取，我这出身在学校里就是最孬的了。那时又分红五类和黑五类，我既不是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也不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属于最中间阶层。这倒符合我的思想和性格，我喜欢中庸，不偏不倚。加入了组织的红卫兵都去闹革命了，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睡大觉，有点自卑。后来，比我高一级的李桂华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只收女生，取名“娘子军”。总务处会计邹大川老师建议改名为“多奇志”，典故出自毛主席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我这无组织的散兵被热情批准加入了“多奇志”，而且大受重用，让我刻钢板。李多次人前人后表扬我字写得好，钢板刻得快，批评高年级的同学不如我水平高。我的长处得到发挥，惬意极了。

大串联：人家都去串联了，上北京被毛主席接见。我们几个出身有点问题的乌合之众也在最后一批出发了。到了张店，传来通知——红卫兵不要再上北京。真遗憾见不到毛主席了。上海还允许去，就去上海吧。等火车，坐在地上，伏在行李上睡觉。到了上海，我们被安排在“上海鲁迅中学”。空空的教室里，地上铺了厚厚的草席。有两个缅甸姑娘和我们同室而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她们来中国干什么。也许她们在中国留学，也许是父母在中国工作。语言不通，不得而知。大串联坐车吃住不花钱。从食堂打饭，馒头小而黑，地瓜软得像糖稀，菜甜味十足，水则十分难喝，不得不以冰糕补充。我们到中央音乐学院抄大字报，把贺绿汀的“汀”念成“丁”音。我那个长约一扎宽约四指的硬皮笔记本还没抄完，就回来了。那时红卫兵时兴向国家借粮票借钱，我们每人借了三斤黑黑的面包，承诺回来后寄钱寄粮票偿还。但回来后就没有了下文，至今觉得不好，贪污了国家三斤粮食。在火车上，我吃过两顿好饭：一顿是两根油条，价格忘记了，油条长而软，非常香；一顿是盒饭，米饭上面有芹菜炒肉。买米饭的目的是贪恋那个饭盒，米饭加芹菜炒肉再加一个饭盒，才两毛钱，实在合算。到了下一站，列车员把饭盒收去，我们才恍然大悟。我那顶当时最时髦的黄军帽，上火车时差点没被挤掉，坐敞篷汽车快到家乡时却被大风刮跑了。回到宿舍，棉衣没了，毯子也没了。奶奶说：“你个傻蛋！人家小啥子，不光是没掉了啥，还拾达了一些啥来家！”没见到毛主席，挺遗憾。那些去北京的，据说也有没见到的，人山人海，毛主席的车过去了，没看见，还在等。听说那些年龄大的红卫兵有心眼，他们旅游了不少好地方。我们几个人只到过外滩。等电车时，我突发奇想，把一块鹌鹑蛋大小的鹅卵石放在铁轨上，心想电车来了，会推动着小石子向前进，挺好玩的。一名同学愤怒了，批判我，原话我忘了，大意是我这样做是居心不良，要造成车祸，是坏分子之举。我吓得可以。真得感谢那位同学，他叫王训才。

复课闹革命：淄博十中后来开设了高中班，很多同学回校上高中，谓之“复课闹革命”。没有人通知我，我在家务了农。后来知道了上高中的事，我有点气愤。但又想，上了高中的也没起多大作用，我反而由民办教师后，中专、专科、本科地一路上学，四十岁还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了半年呢。人之一生，该上多少学，大概也是有定数的。

2018年5月于静虚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