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春秋之一：卿制及军制 —— 9.44 “齐师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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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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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明知吴人已经开始动员鲁国等仆从国准备配合再次北伐，由于复杂的内部矛盾，齐国仍然在这年（鲁哀十一、齐简一、吴夫差十二、前484）春天主动伐鲁，作为对去年“鄎之师”的回应：

十一年春，齐为鄎故，国书、高无㔻帅师伐我，及清……（左传.哀公十一年）

从“礼”的角度，齐师伐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且在吴师即将北来的背景下先打击一下其仆从国从战术角度上也非常合理。不过此役国、高二卿齐出，意味着齐国动员了三军之中的两军，但兵力规模则相对有限，从当时季氏宰冉有对局势的评论可以得知：

……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季氏之甲七千……（左传.哀公十一年）

面对大敌，综合实力强于叔、孟的季氏全部动员可以凑齐七千甲士，对应大约七百乘战车，而其他两家的实力合计大致与之相当，这样鲁国当时的动员能力合计战车一千四百乘，比起整整五十年前的“红之蒐”增长了大约四百乘，这还不算“三桓”之外仍有一定实力的例如子叔氏、臧氏、展氏等，因此冉有才说“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甚至季氏“一室敌车，优矣”，即齐国此次出兵不超过七百乘。

比照晋国在春秋中后期的动员能力：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羊舌鲋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左传.昭公十三年）

此为“平丘之会”（鲁昭十三、晋昭三、前529）时晋国的军事实力，在上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就可以一次动员四千乘兵力，总兵力大约五千乘以上。那么到了四十五年之后的前484年，晋国由于分裂和内战导致实力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削弱，但此消彼长，齐国在齐景公的长期稳定统治下实力预计达到两千至三千乘。

现在回到此役中（前484春）国、高帅两军伐鲁仅出兵不超过七百乘，意味着齐国并非真的试图置鲁于死地，也即没有充分进行动员，而是在非常复杂的动机下采取行动。一方面，国、高为代表的六卿并不希望在吴人即将北来的背景下急于扩大战端，而是蓄积力量、以逸待劳；但齐简公身边的小圈子则急于把水搅浑，希望通过主动伐鲁来扩大战端，恨不得齐、吴双方的大决战马上打响。于是此役就在如此矛盾的出发点下爆发了。

不过就齐师初步抵达的地点“清”，在记载中则存在不少争议。关于这个地点对应的现代位置，可能有部分资料将其记载为今天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一带；除此之外，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将“清”地定位在今山东东阿县境内。

既然《传》文记载齐师“及清”，那么这个地方就应该在鲁国而非齐国境内，正如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中提到的：“清，鲁地。”那么“长清说”和“东阿说”就都站不住脚了。

鲁哀公十一年齐师伐鲁及清示意图

如图，长清仍在泰山北麓，齐国邦畿之内，显然不足以引起鲁国恐慌；而清代东阿县治在今阳谷县阿城镇，位于春秋末期从国、高的封邑榖、卢等地集结转而南下鲁国汶水流域必经之地，但仍未及边境的阳州，也远远谈不上“及清”。因此“长清说”和“东阿说”（如图中两个黑色方框所示）都不符合《左传》记载此役的语境。

不过清代另一位考据大师江永在《春秋地理考实》中明确指出：“清，在山东汶上县之西。”且另一位清代学者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也持类似观点，这里（如上图中红色方框所示）已经越过汶水，深入鲁境（如图中蓝色箭头方向所示），且往鲁国都城曲阜途中再无险阻，也才能引起季孙的恐慌：

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左传.哀公十一年）

至此，齐、鲁间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不得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