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
1914年二三月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预科第三班。因为湖南四师是春季升学，而一师是秋季升学，毛泽东在预科多读了半年，直到这一年秋季，才编入本科第八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4年多，1918年6月毕业。
《新湘评论》编辑部的资料写道： 第一师范的前身，原来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清朝末年，这里办起了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后，第一师范的《校章》上明确提出，“特采最新民本主义（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育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那时的公立学校，大都是被守旧派控制，一师虽然好一点，但是由于旧的影响一时难以清除，所以在对学生的管理方面，还带有许多烦琐的封建色彩。如学生应该遵守的“秩序”一项，就规定了28个“不得”：“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但不管怎样，第一师范毕竟还有一些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教员，加之不少学生来自比较贫寒的家庭，生活朴实，勤于攻读，学习氛围较好。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环境，扎扎实实地多学点知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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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第一师范的课程非常繁杂，有近20门学科，毛泽东把它比作一个“杂货摊”。繁杂的课程，与他追求真理的目的发生了冲突。他觉得在这样的学校里，长此以往，宝贵的时间必将白白地流逝。他为此而痛心，曾几次想退学。有一次，甚至已经走到了校长室的门口，他转念一想，读书总得有个地方，于是又退了回来。当时，社会上流行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只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救国，就只有革命。因此毛泽东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科学的研读上，对于其他的课程，不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上哲学课，一般同学因听不懂，多昏昏欲睡；毛泽东则用心听讲，认真做笔记，深入思考。课余和自修时间，还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他对文学也非常爱好，曾精心研读过《昌黎先生集》《昭明文选》以及《诗经》《楚辞》等，对屈原的《离骚》《九歌》尤为喜爱，曾十分工整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因而无论是古文，还是浅近文言文，都做得很好。他还爱好诗词，但不常作，偶一下笔，即成佳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毛泽东当年所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抒发了一个革命青年的伟大志向和广阔胸怀，曾被同学们广泛传诵着。
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毛泽东想方设法找书看。他常到城里的书店和旧书铺去，看到合适的书，就买下来。第一师范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更是他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里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许多他都借阅过。尤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读得十分仔细。由于借书频繁，他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在学习上，毛泽东还养成了好问的习惯。他常对同学说，我们称某人有学问，是指他好学好问，学与问是不能分开的，只有好学好问的人，才可能有学问。在学习中，他不去探究无关重要的奇闻逸事，而喜欢和同学们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切磋琢磨，互资裨益。也常列出学习上的疑难和社会改造的问题，向老师请教。
毛泽东的同学萧三回忆说： 毛泽东考入第一师范时，编入戊班，即第五班。入校以后，他仍是非常好学的，但还是以自修为主。他经常读书不倦。同学们很快就都佩服他的天才，他的严肃治学的精神，他的朴实、诚恳、谦虚的态度。他的作文一出，全校轰动，教员把它贴在学监室的对面走廊墙壁上，课余时，那里围满了人，在读着传观的文章。但毛泽东并不自恃聪明，或者骄傲自满。相反，他的求知欲非常之强，肯用苦功。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
毛泽东在学校里虽也照例上课，但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注重自修。当抓住一个中心问题时，即专门研究它，一切别的乱杂功课就都不管了。他喜欢社会科学，根本不理其他不切实用的功课（这与他特别关心社会政治问题有关系。后来他又曾专心研究自然科学，认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孤立起来）。他那时的主意是：只要一两门功课考取100分，其余纵是得零分，但平均能得60分，可以及格就得了。有一个时期毛泽东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把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找了来，于是连续不断、一本一本地研究。在教室里上那些毫无意义的功课的时候，不管讲台上教员在讲什么，他总是看他自己带来的书。为了“顾全大局”和教员的面子，他把讲的教科书摆在上面，下面盖着他自己要读的书。有时候就直接选择不上课。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非常混乱。学与用常是脱节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实属误人子弟。但泽东同志那时也只能采用一种消极的办法，以抵抗那种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此外，他主要是靠自己奋发求学，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举凡古今中外的一切名著——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外国人著作的翻译、哲学、文学……他无不浏览。他那时读书常做笔记，本子上写得满满的，洋洋洒洒，俱见思想之驰骋纵横。这种笔记本后来堆满了一网篮。
在任何环境内能自己读书的习惯，泽东是养成了的——他曾故意蹲在人们来往嘈杂的城门口看书，以锻炼在闹中求静的本领。
学校行政方面不喜欢毛泽东之“破坏校规”，但又爱他的有才能。有几次行政方面为顾及自己的“威信”，讨论开除他出校的问题。这时一个很有威望和信仰的教员杨昌济先生说道：“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学生，你们不懂得他，不能拿寻常校规来论！” 有一次，校方又要开除他，那是因为他领导同学们反抗腐败的学校行政。教国文的袁仲谦先生出来担保，又得以留下。袁先生很器重毛泽东，但起初不赞成他的“梁启超式”的文章，说那只是半通，要他攻韩愈等唐宋八大家……“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作一篇清通的古文。”——毛泽东后来对人笑说。
第三次学校要开除他而没有实行，是因为有名的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给说保了。毛泽东那时并不喜欢数学，甚至交过白卷，但王先生仍是器重他。学校放假期间，泽东不回家去，留住在长沙城时，还曾在王家住过，也并不是学数学，王先生却供给他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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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好学，而且要好问。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经历，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回忆说：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低。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40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低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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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