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已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
【读毛年谱（295）】1943年，毛泽东50岁。
从1943年9月份开始，毛泽东连续三个月组织召开会议，对王明路线发起清算。
第二次九月会议
1943年9月7日—10月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
会议主要批评陈绍禹（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从9月7日至9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
王明：
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
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
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
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
在9月13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
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
康生说：
过去我们说，“左”的路线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起，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因为王明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一个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的比立三“左”的机会主义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九四〇年，他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
康生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
“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如王明《为中共更加稚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康生、少奇、恩来等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
毛泽东多次发言并作小结。他在发言中说：
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
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
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中央检讨党的路线的会议开了很久，现在提议把会议暂停，等前方负责同志回到延安再开。先进行高级干部的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
毛泽东在小结中指出：
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
整风就是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结果是更加团结了。党内斗争的方法，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的方法，那样的方法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和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西北局高干会议
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我们党现在是有二十二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堪称政治上坚强的军队。我们党已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
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
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
十一月会议
从11月1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
1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
“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他又讲到：
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他肯定王稼祥、张闻天（洛甫）：
“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
王稼祥：
他又说：
“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张闻天：
毛泽东在结束发言时说：
“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也回顾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王明始终没有到会。会后，李富春代表中央向他传达会议精神，希望他认真考虑，作出检查。
12月1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
“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但事实上，王明并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