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与稳定
文/末梢
我童年的房子后面有一片荒地，夏天时有荒草，蚂蚱，刀郎，冬天有冻土和盘根错节裸露的根茎。还有寥寥几户人家和堆在红砖墙外的麦秸垛，和一个高高的土丘，上面长着一棵树。
我和小洁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暑假熟悉起来的。她最初只是来家里找我玩，我们拿一些脏兮兮的毛绒玩具扮演家庭角色，安排它们一天的活动。我们一边玩一边往嘴里塞饼干和奶酪，床单上掉满了碎屑。我便从床角把一把高粱苗编成的小笤帚翻出来，把它们扫下床。
我总是瞟向小洁的牙和眼睛，因为它们都向外凸出，像青蛙。我看着她便能一次次确信自己的脸更漂亮一点。但有一件事仍然使我自卑：她总是一副对任何事都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无论干什么，总是感到心惊胆战。
某天，她用正午到黄昏的短短几个小时光阴吃光了我的一箱奶酪。而在我眼里，她往嘴里塞奶酪的样子是那么悠闲，从容，好像只是品尝一下而已，可箱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见了底。
芹回来后看到扔在院子里的奶酪箱，很不高兴，让我以后不要把那么贵的东西拿出来给她吃，说小洁的嘴巴永远拴不住门。
她偶尔会在我家过夜，我们从院子角落的小沙堆里挖出最大的鹅卵石，睡觉前就把头蒙在被子里打石头。我们面对着面，看见小火星冒出来，又迅速熄灭，随即是一股燃烧的味道，像是从石头缝里流出的，它在我们的鼻腔中引发一种共鸣，一种紧贴着我们心灵的气息，萦绕在狭窄的被褥下，我们之间。“你看到了吗！”我们不停地问彼此这个问题，不停地哈哈大笑，然后攥紧手中的石头躺下，恋恋不舍地闭上眼睛。
当我们厌烦了毛绒玩具，她就带我去了房子后面的荒地上。她捉住草丛里翠绿或者棕灰色的蚂蚱，提起它们的腿，等手里的蚂蚱太多时，她就弯腰拽下一根狗尾巴草，把细细的草梗插进它们的脖子里，串成串儿。然后我提着蚂蚱串儿，她再钻进草丛去寻找。
从黄昏到天黑，我们都在干这同一件事。回家之前，我们找了个沙堆把蚂蚱埋了进去，并做好标记。她告诉我，这是我们明天的干粮，我们烧蚂蚱吃。说完最后一个字后她用力抿住嘴巴，让牙齿缩在嘴唇下面。
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那片沙土地，她跪在被晒得很温暖的沙子上面，用手指往里插，小心地找到那根狗尾巴草，再提溜出来。蚂蚱身上沾满沙砾，有的腿突然一蹬哗啦啦掉下来的那些，会随风飘起来。我们用胳膊挡着眼睛，闭紧嘴巴，躲避着它们。我问小洁为什么它还没死？她告诉我它已经死了，只是神经还没死（她的爸爸是内科的医生）。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经，但从那之后就记住了这个词，并且当芹的鲤鱼被扔进砂锅后一跃而起时，我告诉她它的神经还没死，芹点点头，不耐烦的“嗯”了一声。那些日子她总是忿忿的，对我的任何发言都不屑一顾。
我们一开始只是划着火柴在蚂蚱串儿下烧，发现很难点燃它们。于是就去抓了一小把墙外的麦秸，烧着后把蚂蚱扔进去。小团的火焰在我们的眼中被放得很亮很大，我好像听到了吱吱啦啦的声音，是蚂蚱的身体被火一丝丝缩紧的声音，等火熄灭后，小洁立刻蹲下，扒开灰烬取出一颗烧焦的蚂蚱。
她扒开它黑黑的表皮，把白色的肉放进嘴里，告诉我那有一股草的味道，我也扒开一只放在嘴里。但记忆中，那不是草的味道，而是火的味道，在沙砾上点燃的，温暖稀薄的火的味道。
很快我们不再满足于烧蚂蚱吃，我们去偷了种在红砖房外的萝卜和玉米，有时候还能偷到翠绿色的心里美，我们的火也因此越烧越高。我和她尽可能地靠近火焰，让余温扫着我们的视线，这样眼前的道路和树木就会摆动起来。她跟我说这要偷偷地做，不然就会被萝卜和麦秸的主人捉住绑起来。但这么高的火，要怎么隐藏呢？我们开始做出蹑手蹑脚的姿势，来到麦秸旁，掐起一大捆，再大叫一声飞快地跑开。
然而，那些被我们一整个丢进火里烧的萝卜被拿出来后，只有表皮变黑变热了，里面却还是冷的生的，咬一口辛辣的汁水就蹦出来，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熟”的味道。她露出一种受挫的表情，这表情与她格格不入。
于是我想要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让失败的萝卜在她的心里被掩埋起来。我拉着她来到一个高高的麦秸垛旁边，拿出火柴划着一根，扔了上去，麦秸垛的中央部位氤氲出一团火焰，它慢条斯理地延展开，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洞穴。在火还没有来得及升腾起来的时候，我拽着她哈哈大笑着跑开了。我觉得紧张，嗓子被笑得撕裂开，眼泪也挤出来，在离开了荒地进入巷子说再见的时候，我看到她额头的汗，还有红彤彤的脸蛋。
她转身走了，背影是一个普通女孩的背影，裤脚在鞋子上左右甩动着。那时候，我们都是那样的女孩，土里土气，衣服不怎么合身，脸上写满了惹人讨厌的不谙世事。那天过去后，她很久没有再来找我，直到秋天的末尾，才又过来，还带来一个破碗，说：萝卜不能拿来烧，要放在碗里煮才能吃。
我们又去了那里，这一次，我们找来了红砖，摞成正方体形状，把碗搁在上面，然后去偷麦秸。在我们抱着一堆麦秸往回走的时候，一个大人一边推着黑色大梁车往前走一边大声跟我们说：
你们放火被人看见了，正满世界抓你们呢。
小洁听到后抱着麦秸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然后朝远处的垃圾堆小跑起来，把怀里的麦秸扔在了那里。
后来的事我没有太多印象了，但很确定我们自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平静，然而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相约去过那里，甚至没有再一起玩耍过了。
如今我已经回忆不起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清脆还是沉闷，但那个空间，火焰，沙砾，杂草，挣扎的蚂蚱和燃烧的麦秸发出的声音却非常明显，它们凝成一小块坚硬的东西，占据着我的某一块意识。那荒芜、没有阴影、辽阔的地方，盛放我朦胧的欲望与忧虑时如一个容器。
它有世界里一切应有之物，它坚固而稳定，流动的是水，是我们——我们的一切。
我也像那些麦秸垛的主人一样，拥有一所红砖房，那是桂和芹背了三万块的债换来的。搬进去那年，他们买来粉红色的瓷砖，与西墙一般大的镜子，浮雕一颗彩色水蜜桃的木质床头，盘子和碗都印有红花绿叶。除此之外，它们还买了枣树苗，香椿树苗，石榴树苗，以及丝瓜种子，葡萄种子，北瓜种子，用它们塞满了整个院子。
红砖房里到处都是东西，小小的东西，只要睁开眼仔细寻找，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墙角的煤堆上总是有一些彩色的橡皮筋，电视机上摆着十来个桃核儿——似乎每一个细枝末节处都在拼命地挤在一起。在这么个地方，我可不能像在荒地上那么跑来跑去，我得留意它每个角落的物品都有什么用处或危险。芹致力于教会我如何在这个房子里安全且有条理地活动，可我总是不得要领。我可以在半小时之内把所有地方都搞得乱七八糟。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要有那么多需要遵守的秩序！
我的书桌简直是一个重灾区！它是上小学一年级时保分阿姨送给我的，据说那是舅舅读高中时桂托他兄弟拿柳木做成的。芹给我找了一块和桌面同等大小的绿色透明玻璃，压在了上面。而后她便开始日复一日地往玻璃下塞账单、照片，以及药方，信封，甚至还有各种形状的布条！每次写作业的时候，我都会看到玻璃下乱七八糟的风景。当然桌面上我的卷子和书本也是乱七八糟的。不论我多么努力地整理，我身边的一切都像是长了飞毛腿，可以在一瞬间变回乱七八糟。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院子里多出了一些花花绿绿的药盒，有铁的，有纸的，它们散在丝瓜藤和泥土的连接之处，被雪或者灰尘遮掩着。我是在它们出现后很久才意识到其存在的，因为任何东西出现在这样一所房子里，都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我对它们的感知从麻木到惊奇经历了很长时间，我一下下踩住或者跳过那些盒子的时候，好像也在一点一点缓慢地累积着我的知觉。终于，在某一天，触摸到了它。而从触摸到它，到想要真正了解它，又经历了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的脑海里总是雾气弥漫，对应当去了解些什么一无所知，因为一切都似乎有存在于此的必然缘由。奇怪的是，在后来的印象里，那时的我的砖房就是被铁皮和纸片糊满了的，尽管我无比确定，在当时，我以为它只是我众多茫然中任意的一环而已。
桂和芹大约从药盒出现的时间开始，便总是大吵大闹。芹非常固执，需要桂满足她的所有愿望，但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愿望，比如一起上街，去吃一家烤鱼店之类，她在争吵时喜欢将手边的枕头和枕巾丢向站在门框里的桂，我喜欢站在墙角观察她。卧室里的她袒胸露背坐在床上，脸上的表情毫无规律地变换着：娇俏的笑容、愤怒、悲伤、狂笑。我看着这些镶嵌在同一件事情中的不同表情，努力地思考它们到底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到底在向我传达什么。我深信，在房子里发生的所有事，一定都与我有着深刻的关联，我尝试搞清楚它们。但所能做的，却只是把一切画面印在脑海里，让它们按照发生的顺序去呈现。枕头，笑容，眼泪，桂……一幅一幅，直到关于它的记忆次数变少，力度变小，我才被动地脱出身来。我什么都没有弄懂。
之后，他们俩会突然和好如初。芹爬起来跪在床上，用斜插在梳妆镜上的圆柱形梳子拢几下头发，用镊子拔掉几根眉毛，然后就和桂一起骑上自行车带我出门去了。我坐在桂的后座上看芹的侧脸，她的表情像在生气，又像在示爱。那是平日在芹的脸上找不到痕迹的东西，它们甚至也不属于车轮下这片被乡村包围的城镇。
事实上，这里的女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过去后，都掺进了一些浮于土地之上，没有丝毫稳定性，却时刻准备着乍现出来的东西。后来，这奇特而陌生的表情也常常浮泛出来，只不过它的含义变得越来越隐晦，好像随着日渐难以总结的生活，它变为千变万化的表演，最初的本真模样则成了遥远不可触摸的摹本。
芹与此地的女人们人生轨迹大致相同：毕业、结婚、生子，与一个男人组建家庭之后，再去了解他。她们没有恋爱的阶段，也没有人告诉她们什么是爱情。我想这就是那些混杂的表情发生的原因。她们无法稳定地接近爱情——不知道它的具体方位，所知道的只是，在强烈的，莫可名状的情绪中，在生活丰满起来的过程里，爱情会像毛茸茸的触角一样探出头来。大概，也从最开始，她们就也知道，有一天，这些触角会连瞬息都不愿冒出，它会坚硬地杵在那里，直到被风干。
当时的我感到的疼痛是丰沛的，穿梭在他们的争吵之中，就像穿梭在针尖的包围之中一样，他们的怨恨之意穿透了我。我无声地躲避，可还是坠入了它的最深处。我非常确信，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比我所体会到的东西更加深与广。因为只有我封闭了所有的出口，将声音和画面都困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并不是在世界之上生活，而是世界在我的身体里运转，它的针尖和刺，不断地戳伤着我，如同树梢的叶片，在风中颤抖，暴露出经络和汁水。
我在非常艰难地度过我的生活，在房子里，在芹和桂目光和声音锋利的反射线里，我庞大的意识把身体团团围住，因此它变得无比的大，以至于无处藏身。我想起那个在荒地上的暑假，我与她燃烧蚂蚱、麦秸垛时，我的身体能在巨大的容器里疯狂地奔跑，跳跃，它激荡在火焰、死去的生命，辽阔的荒地之上……感受与我无关的东西，感受不会盯住我，也不会绕开我，不会千变万化，不会突然发出什么巨响的世界。它始终如一，我在自由地流动……只可惜，它已经逝去了。
我从没有哭闹，好让桂和芹停止他们没有规律永无止境的变化——大喊大叫、轻声细语、笑、哭……其实在五六岁的年纪，我没有流下过任何一颗公开的眼泪。只有夜里，才让它落在粗糙的粉白枕巾上。芹有一次看着我流泪的眼睛询问缘由，我随口扯了个谎，她便没有再多问。也许她认为我的眼泪太轻太轻，漂浮着，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关。
其实那些争吵并没有实际地殃及我，桂和芹虽然就站在我的眼前，却从不看我，以为这样我也就看不到他们了。我的沉默将他们的声音圈定在安全的领地，但在心里，我在厌恶他们，憎恨他们，用我当时根本没有词语对应的情绪，咒骂他们！是啊，我还太小，没有看的能力，记忆也都会消失的……我也曾这样以为，当我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当她躲在一个地方时，我以为她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感受到……所以我们三个人在浑然不觉地，自认为安全地展现着自己最邪恶的部分。从没有人将我们之间这缠搅着的力量松动开，它向内越拧越紧。
桂开始晚归，在天黑之后，他踉跄着回家，把绿色的木头门剐在水泥地上，发出吱噔一声。进屋后他让身体横放在窄窄的沙发上，头歪向靠背，手搭在半空中。芹的骂声中于是开始频繁出现一个词：“丢嘴（喝醉后不省人事）”。在桂的转变发生之后不久，芹掉进了电视机的世界，她不再把情绪献给桂，而是跟着那一块小小的屏幕里的人哭、笑、甚至会突然骂出声。然后，她关掉电视机，情绪也随着屏幕一闪而至的黑暗瞬间消失。我在她旁边坐着，盯着她看，我洞察到一个词的含义——“装模做样”，这是我在芹的口中听到过的，她会捏着嗓子模仿她同事的音调，然后加一句：真是装模做样！那平日里严肃的她对着一个黑壳子又哭又笑，不也是装模做样嘛。我厌恶地想着。
但起码这些时光，我不再需要直面他们的争吵，毕竟桂的沙发与芹的电视属于相左的两个世界，距离彼此很远。然而我仍能从幼年的眼睛里找到它们之间的紧密连接，他们其实从未停止过观察，用眼睛之外的东西，将对方拴紧在一种判断、蔑视和好奇里。通常，谁都不会去为它塑形，即使有时候那已经非常明显到一句话说出口，就会立刻冲破空气的模具，显现出来。
桂喝醉后常挑起芹的一撮头发，嘴里开一些胡乱的玩笑，芹这时又会露出那种愤怒与示爱相融合的表情，似乎在体会着桂从他的世界带来的一丝亲昵鲜活的气味，它丝丝缕缕地渗透于芹的发丝之间，在心上留下了触及他时的满足和紧张。芹偶尔买回新衣服时，也会穿上征求桂的意见，桂从来没说过“不好看”三个字，但会打一些好笑的比方，比如，芹穿上一件长长的棉袄，他会说这真像一个被窝。芹买来连衣裙，桂说它像是两片围裙缝在了一起。芹追问说：好不好看呢？桂便回答：有什么好不好看的呢！
他们这么交谈着的时候，好像还在最初的二十五岁，相遇那年，县医院绿色的墙壁前，认真谈论着糖尿病和堕胎之类的专业知识，然后突然间，桂笑了起来，说芹的五官单看平平无奇，但组合在一起还真是不错！很多年过去了，可这种笨拙的对谈似乎是永恒的：在靠近的同时完成抗拒，或者更准确的说——不是真的想要靠近，是为了抗拒而去靠近。就好比，有一片云刚好下了雨，淋湿了晾衣杆上的裙子，然后一个女孩失去了约会的资格，而这正是她想要的结果。看似是被动，其实是主动的选择，只是主动埋藏在了不可言说的地方。相较于芹表面化的固执己见，桂有着更加强硬的自我意识，对一些事深信不疑，对另外一些则绝对不信。他们这样的人根本不敢去触及真实的自我与对方，除了把所有核心避开，让一切变得复杂难明，他们还有什么方法能拿来使用，去度过自己混乱且脆弱的生活？
同样的时光，同样的砖房里，芹在餐桌上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她的面前从一个碗变成了两个碗，盘子里的菜被拨进远处的那只碗里，再从碗里夹住塞进嘴巴。吃完饭后，她抱着碗走近卧室，背影弯下将它们塞进床底，蜘蛛网就结在碗的背后，毛茸茸的。陶瓷的碗，白色的底，印着边界模糊的红花绿叶，它们辉映着蜘蛛网，画面非常奇异——但当时，我知道它应当被认作稀松平常之事，因此我从没有追问过芹为什么不和我们用一个盘子，同一打碗筷。这件事只在我的心中被反反复复地探索，于是日渐富于幻想色彩，我看到了一些失真的画面，比如芹那些年只有三十来岁，可我却已将她的身影定义为步履蹒跚，芹是个活泼的女人，可我却认为她与黑暗中的蜘蛛网一样，阴郁、身上披挂着可怕的秘密。
“我父母的婚姻里，有数不清的恐怖秘密，细腻至极地嵌在每一年里的每一天……”
生活在那里的我，距离与小洁一起的夏天越来越遥远，有些画面却因此变得无比清晰，被杀死的生命由于太细碎，几乎像沙砾一样风一吹就自然地消失了，还有离开荒地回家的路上，有一条很窄的路，需要横着身子才能穿过，每次穿过时，我记得心脏深处阵阵的摇晃——担忧。我明白，我将要在房子里，从那些乱糟糟的书本、盘子、药盒、表情中去寻找一些复杂的规律，让它们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在飞扬中，而我必须充当稳定的角色。我默认蜘蛛网与碗筷就是一切庞杂的中心似乎是必然的，因为我必须尽快将纷乱无序的事实压紧。我迫切而紧张，每时每刻。我眼睁睁地看着往前流动的时间，无力地发现我体会到的一切长久以来毫无变化，我粘滞在某个时间节点之上，失去了行动力，只是在脑海里寻找出路。
后来，我在北甫小学学习了一些常见的汉字，拥有了新的小伙伴，妍，她有一辆黄白相间的女式单车，我的是粉白相间。我们在周末会骑上单车在整个县城闲逛，经过路边的炸串摊子、县城第一家超市，还有友谊书店。我们喜欢读书店门口挂在铁架上的杂志，《读者》《青年文摘》《萌芽》《格言》，白色绿色橘色的书皮代表了不同的侧重、风格，我在书页里找到一些一开始就能吸引眼球的句子，然后迫不及待地读完整个故事。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在短短的两三页纸张之中，事件被规整在清晰的线索之中，这令我感到踏实、满足。我不记得那是几年级的事情了，只知道，某一刻，那段文字和风一起吹进了我的眼睛，铁架上的杂志边角吹卷起的样子，则在我的余光中以固定的姿势被保留下来。
“他站在茶水摊马路对面的梧桐树下，嘴唇干裂，太阳炙烤着马路，热气让一切都变形了。茶水摊老板唤他过去，问要不要讨碗水喝，他嗫嚅了一会儿才坐下。喝完后，他掏出了一张大票，对老板说这个碗他也要了。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病毒，会传染给别人……”
这些文字被圈定在一个浅绿色的方块中，楷体，标题下是作者，落款写着责任编辑。没人去求证它的真实性，可当时的我因为它看到了我的生活里一些正在发生着的事，我与那件事本隔着一整道认知的深渊——凭借自己的想象无法填补的深渊。
我怀着一些错综的心情：即清楚，又模糊，即知道关键之处，又身处更大的一片迷雾之中。或者换一个说法：我已经知晓了未来事情的走向，然而我必须有一个冲破的动作才能抓住它，但我并不准确的知道，这个冲破的动作我将如何完成。
我跨上自行车往家的方向骑过去，巷子里有一块松动的砖块，我的轮胎轧过去时车子跳了起来。我就是这样知道我该如何行动的。直到很久之后，我在数种经验的累积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件奇特的事：理解往往是随着后来某个瞬间的动作回过身来，而在最接近它时，它常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
回到家后，我蹑手蹑脚地走向芹和桂的房间，那时候，他们大概还在手术台上挥舞剪刀。
我先是拉开客厅的绿色木头门，踩在粉红色的瓷砖上，在西墙镜子的注视下，我握住门上圆圆的手柄，拧了一下，它立即发出咯噔一声，像是我走进门之后的回响。我看到他们的床在灌满午后光线的绿色窗玻璃之下，显得潮湿晦暗。正对着床的塑料梳妆台里斜插着芹的圆柱形卷发梳，许多头发缠绕在上面，干燥地晃动着。
我跨过这一切来到那架漆面床头柜前，拉开它笨重的抽屉。
真相的降临竟然如此地快，就好像多年堆砌起的茫然都是虚幻的，将轻易地消融在这个必将到来，无比短暂的时刻。同时，当可怕的事实从眼睛运行到心上之后竟然变得那么轻，那么没有实感，我颤巍巍地伸向线索的手，在顿悟和混沌之间反复确定，反复摸索，一边感到沉重的分量，一边觉得它不过如此，没有实际意义。
就像是在空荡之中搭建着的支架，等待藤曼的攀附。芹手中的碗筷，蹒跚着向床边走去、滞缓的背影弯下去，在毛茸茸的蜘蛛网前，摆放好两只白瓷碗。还有丝瓜藤根部，白雪覆盖下，那些充满了神秘色彩的药盒，一点点扒住支架，绕紧了它。在它们攀附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我所居住的混乱领地非常简单的一面，简单到夹杂着一丝无聊的痛苦。
药盒上有两个醒目的大字：乙肝。
发现了药盒的秘密之后，我始终在芹面前装作若无其事。而房子里只剩自己一个人时，我就会在木椅和桌子上窜上窜下，想找到一些新的证据，以证明这个被掩藏多年秘密已让一些可怕的事情悄悄发生。
在秘密之下，一定还有更多秘密。就像在第一次听桂讲起“癌”这个字的含义时，我相信我的皮肤下面长满了溃烂的肉粒和水样的病菌，不然他为何偏偏是此时此刻告诉了我这个生僻字的含义呢？！——我以为一件事的发生就像一团乱糟糟的树木根茎，随着末梢顶破泥土，将继而展现出宫殿一般的庞大的恐怖。我以为世间万事都是如此。但幼小的我，以及后来长大的我，都没能找到那些真实掩藏在泥土里的根茎，我找到的只是我的想象、我的欲望、我的恐惧。
我的指尖充血，眼睛变得明亮，注意力无比集中，扎进房子的角角落落，搜寻证据，既然芹的生病并没有让我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那它一定是藏起来了，等待我去迎接它时心头轰隆的巨响。我一无所获。
荒野上的时光已经彻底变成了回忆中的幻影，我给它附加了一些未曾发生的情节。比如，我抓着一把麦秸，朝落了一半的太阳跑去，咧开嘴大声地笑。我们在剥开烧焦的蚂蚱时，脸上映现出黑色的手印。搁在破碗里的萝卜太大了，有半个身子杵在外面。我们手拉手去主街的杂货铺买火柴时，她小心翼翼从口袋里摸出了五分钱的硬币，放在了我的手心。……我怀着热情不断地丰盈着那段时光，后来渐渐分不出哪一块是现实，哪一块是幻觉。
无论如何，它已经彻彻底底地过去了，不再属于我，我很难再从中汲取到片刻抚慰，只能刻意的描绘、遐想，以证明它曾真的、深深地，发生过。
桂和芹开始商量起离婚是在一个深秋，满地香椿叶子葡萄叶子丝瓜叶子的院子里，他们面朝东屋坐在板凳上。桂仍然是喝醉酒回来的，芹看着几乎睁不开眼睛的桂暴跳如雷。
桂慢慢抬起迷蒙的眼睛，又缓缓闭上，张开的嘴巴里吐出一句话：
“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不用商量了。”
芹用眼角对准了桂的脸，抿住的嘴巴在尝试着流露出嘲讽的笑意，可就在这个笑容将要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桂摆了一下手：
“就这样吧，我先睡了。”
他拉开客厅绿色的木头门，走进卧室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这时月光灌满了绿色的窗玻璃，晶亮的墨绿色与我的感受形不成任何呼应、对照。我敢说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它的颜色，但如今我好像明白了我为何要去观察那扇玻璃的样子。我的观众身份决定了我必须把场景完整地看到，记住。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逮住，丢进他们的故事里。
类似的“商量”发生了很多次，最后桂的母亲把他拉到身边，轻轻说了句什么，这件事才没有在某一次冲动中，走向他们一边撞向一边有意错开的结局。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离婚具体将会带来什么，但我非常清楚，房子，他们与植物、墙角积满尘土的干裂的塑料制品、镜子、木头门、梳子由无数条线相互牵扯着，甚至在房子外，他们也凭借这一份牵引展开行动。桂每天下午去喝酒的时候，会感受到这些线的存在，这所他熟悉的房子里，有他从未亲眼看到的，一切紧张与混乱。芹在坠入电视中的世界时，这牵扯大约略微松了松劲儿，但依然发出提醒，暗暗地，在芹故意地脱身之中，呼唤着她。我也身处其中，是否我才是它们的中心，这个领地最沉重的东西，存在于我的身上。
我的作业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乱，演算纸和铅笔堆积在一起，把那张很小的学习桌压得矮矮的。我把头埋在简陋的书桌前，不时回头张望，望见桂和芹昏昏欲睡的眼睛和软绵绵的身体。
芹总会突然走近，拿起我的作业本，仔细地看我写了些什么，那时候我的心便悬起来，内脏中传来一阵熟悉的波动，像我穿过由荒野到小巷的窄道时一样。我的血液向神经末梢涌去，轰地一声。是惊慌吗？不只是它！我的生理反应是所有时间和空间，是我所经历的一切在身体里不断地涨潮,我努力地寻找规律然而一次次失败，直到被困惑占领！直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我由内而外搅动起来。
桂和芹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只有偶尔家里来客人时，他们才会坐在一起，断续说一些事情。
有一次客人与他们聊起了医院里的内科主任，说他精神有问题，经常戴着一个像西瓜皮一样的帽子穿行在家属院巷子里，低着头，紧张兮兮。我听着他们的形容，回想起我确实在路上看到过他，穿着黑色干净的西装，戴着黑色的帽子一言不发地向前走着。他们在谈及他时，有一个词也在反复出现：“没办法。”（表示惋惜）
我坐在桌子的角落，听着他们的谈论，看着他们面对陌生的阿姨和叔叔时似乎从不在这个空间之中出现的表情，觉得自己的房子奇迹般地脱离了线与死结的牵制，稳定地站立在这里，等待着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去摸索。
这种时刻，我心旷神怡，但它即刻就会消逝，当客人走出我们的木头门，桂和芹像一团黑暗一般朝我走来……房子又开始变得动荡。
我躺在床上时，暂时的平静还在心头荡漾着，我闭上眼睛漂流在那波浪般的感受之中，然后清晨来了，我睁开眼看到它曾在夜晚一点点褪去。
药盒渐渐消失了，再然后，妹妹出生了。那是一个周末，芹请来了她的几个同事，在她与桂的卧室完成生产。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听着从那里传来的吱哇叫声，还有产科女大夫特有的粗壮嗓门：“使劲儿！”……
从那天起，我好像本能地遗忘了那天的“乙肝”两个字带来的震撼，我的房子与从前的模样一刀两断，玩具和奶粉罐取代了我熟悉的一切。桂和芹也好像忘记了曾经的一切，展开了新的生活。
我被挤出了这个家庭，当我去吃妹妹的饼干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那是属于她的，我是个侵犯者。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轻松，好像终于可以从房屋中心的线索之间逃脱了。妹妹取代了我的位置，她更加弱小，懵懂，她会去做这个房子，桂和芹的中心，在她的意识中，将这个世界拉向无尽的黑洞。那么，是不是……是不是我看到的药盒上的字，我窜上窜下寻找的线索，只是解开了一根最不重要的死结而已。靠向内部的，最巨大的，甚至还在不断扩张着的结，永远隐蔽着。
芹在妹妹出生后的头一个月，每天拿一个大大的铝皮水壶烧水，再把开水倒进一个浅粉色塑料盆里，拿来烫洗她和妹妹的衣物。她的头发短短地贴在脸上，那些盆子饭碗在她手里来来回回，抱着妹妹的手臂粗壮有力，笑容也是如此。
桂的变化并不大，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喝酒后把芹的头发捋起一撮的样子似乎是在有意识地复刻从前。
他向外地递交了求职申请，获得批准后离开了我们的小县城，我也考上了城市的初中。我们一起离开了，只有芹被留了下来。每次我放假回家时，都能看到她从玩具堆中朝我走来，手上端着的脸盆和饭碗。她仍然显得苍老，与往床底下塞进两个碗的她不同的是，这个她的苍老不是我的幻想，而是现实，但不论现实还是幻想，从我记得她开始，她就再也没有年轻过了。
我对童年妹妹的印象非常模糊，只有一件事让我难忘。那是某一年深冬，临近除夕的日子，我牵着一周岁的她，想去那片我与小洁的荒地逛逛。挤过窄道后是一片焚烧后被丢弃的煤渣，我们需要穿过它才能去到荒地。当我兴奋地向前走时，忘记了她刚刚满周岁，于是她被我扯拽着面朝下栽倒了，把脸埋在了煤渣里。
我抱起她放声大哭，挤过窄窄的小道，整个家属院回荡着我尖叫的声音。然后我看到奶奶从木头门走了出来。
见到妹妹脸上的血之后，她一边接过一边对我说：“演（方言，表示惊讶），大过年的把孩子摔成了个大花脸！”
那天芹从医院赶回来拿棉签擦她的脸，然后贴上被撕成窄条纱布。我们在一瞬瞬“吱”得黑一下、黑一下的灯棍下，无比平静地做着这一切。
动荡停下来了，总是这样，在巨大强烈的悲伤、惊恐、陌生、危险，他物的侵袭过后，这种平静便如约而至，在我发现药盒的秘密时，在我将自己放置在陌生的客人和陌生的他们中间时，在芹在我头顶拿着作业本浏览过后，在妹妹摔伤之后……我的心从一种急剧的、有声的、巨大的混响之中，抽出一条可以让一切停下来的线，拽紧它，然后，戛然而止。我将生活短暂地归置在了这一条线的周围。尽管当我松开手，它们仍旧各归各位，而我需要下一次的痛与慌张，才能找回那条线。
妹妹和我睡在那张床头上浮雕着彩色水蜜桃的小床上，清晨时分，我们会听到隔壁桂和芹压低声音的争吵，但往往很快就平静下来。——他们在一起太久了，生育了两个女儿，一起面对了疾病，一次又一次搬家，紧跟时代地购物，彩电、电脑、汽车，一起旅行，去三亚、桂林、去我们城镇上的人们向往的城市，还经历了医院和家属院发生的几次死亡。有些死亡真的有些不可思议，比如有精神病的内科主任还活着，而他的儿子在三十来岁的时候，竟在睡梦中猝死了，据说妻子醒来后摸到了他硬邦邦的身体。内科主任在灵堂不断地告诉身边嚎啕大哭的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可不能哭。后来我知道他的精神疾病是被害妄想症，他死去的儿子是他唯一愿意信任的人，可他在这一毁灭性的打击面前，选择了用脆弱的神经克制住自己的眼泪。桂已经陪伴芹经历了父母的亡故，两位老人在风烛残年是芹一人在照看，只有葬礼上，桂短暂地出现了几晚……挣扎与欢愉，无聊或盛大，都在此之间，他们已一起经历了大半的人生。芹可以在桂面前展现自己的任何一种样子，她的情绪都扎扎实实，桂也一样。他们把自己的躯体裸露在对方眼前，不需要任何遮掩、伪装，也因此不再寻找任何的保护。他们也许体会到了真正的自由，连争吵都在最深处夹杂了一丝放松的滋味。可这种自由是以撕毁尊严与爱为代价的，所以无法带来真正的快乐。
药盒彻底地消失了！从房子里，也从我们的记忆中。
而后有一年，芹拿着一张化验单告诉我：
转阴啦！
那年她的母亲去世，她也已年近六十岁。
后来她就常常把往事翻了出来讲给我听，在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像讲明天吃什么一样讲道：
“当年医院组织我们扎乙肝疫苗，你爸说不用扎，结果一查阳性了。我想着应该是做剖宫产的时候手被扎破，就这么感染上了！”
“现在终于转阴啦！”
我没有问她恨不恨，对这些年有没有什么要发泄的痛楚。只是在和朋友喝酒聊天时，提及这件事，我记不得自己是如何表述的。朋友在第二天告诉我，你说：可是治好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呀。
是啊，这么多年都蹉跎了。她蹒跚的背影没有人拯救，她弯下腰摆放碗的姿势也没有。她多年来把所有的菜烧成七分熟，想借此给身体补充更多的维生素，她去任何地方旅行都带着所有的床上用品，大包小包像笨重可笑的破房子，她每天拿酒精擦拭日用品，紧张兮兮地对着我大吼：别坐，别用，别吃！她神经质地把餐馆里的碗碟洗了又洗烫了又烫……
我从她的闺蜜——淑慧那里得知，她在少女时代也曾洒脱肆意，穿着超短的碎花裙躺在草坪上，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不怕。她在医院的联欢晚会上唱《青藏高原》，最后的高音赢得了全院人的赞扬。我在照片上看到她站在舞台的正中央，话筒线被优雅地绕在中指上，红嘴唇和短头发生机勃勃，像掌控了人生的女主角……她本来非常快乐非常勇敢，她本可以一直这么快乐和勇敢。
她那些咒骂、发泄只不过一块最无关紧要的表皮，可在我的世界里，那却是唯一的存在。在漫漫的光阴里，被感染乙肝这件事本身仿佛微不足道了，而恶毒言辞却牢牢印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甚至她的女儿——我，都不可能循着一条真实的线索去接近她心里的伤痛，看不见重要的一切，而是被困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在其中寻找：我自身那些动荡，我的恐惧，我攥紧的答案和线索，我陶醉其中的观察和理解……我堕入其中，从未想要逃脱的自己的痛苦：那些真正微不足道，不论哪一种童年和少年，其实都无法彻底绕开的挫败、欺骗、自我折磨。
我从来不敢问她恨吗？我害怕她恨，也害怕她不恨。她面对我们时候的样子，越来越平静、顺从，好像已经忘了一切，好像已经都放下了，可怎么才算真正放下，真正遗忘。
也许等她更老一点，她会像姥姥临终那两年一样，学会用刻薄的尖锐的句子，去拼凑出那些伤害她灵魂的事，而不是无力地大叫着，顾左右而言他。
她拉住我的手说：“其实我恨死你爸啦！”这不是确凿无疑的吗。即使她说恨我，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在那个红砖房里发生的，都是她在承担，隐瞒，我只是看到了一些最浅显的事实，就以为自己深陷痛苦的渊菽。那些死结，混乱，那些抓不住的线索，在我脑海中荡漾的荒野上的自由，偶然降临的稳定感，它们在我幼小的脑海里那么沉重，具象，可也那么无用……我没有能帮助芹，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方面。
处在真实的巨大的失序之中的是她，她甚至从没有过一刻，扯拽住那条可以让一切停止晃动的线，她没有我的荒原，我的火焰。她是孤身一人在与比我的感受更加庞大、几乎将她吞没的晃动感对抗，并只能通过漫长的光阴来等待它慢慢停下。
我记得那年看到“乙肝”两个字时轻飘的感觉，而她伸手去拿的化验单带给她的是什么。二十来岁的女孩在看到化验结果时，是怎样的绝望。用什么样的哭泣可以填补的绝望，用什么样的咒骂可以驱逐的绝望，如果真有身体深处传来的巨响，她一定切实地听到过。她选择了用抚养我们长大，急迫地驱赶我们走上她心目中的正确道路，去对抗这一瞬间命运的不公。她用日复一日的对自己身体的恶心，越来越多的自我强迫，去和病毒相处，去和我们，相处！
老房子长满了草，我们很少回去了。荒野上新盖了很多砖房，蚂蚱已经不常看到。小洁毕业后进了芹的医院，成为了她的同事，她总询问我的近况。芹告诉她我在东南亚读书，学的是文学。小洁告诉芹无论如何应该催促我早些成家。
我有次在医院的电梯里偶遇了她，她的样貌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头发长长了，细细的辫子挂在后脑勺上。
“咱们小时候还一起去荒地上玩呢。”我开口。
“那一片没荒地了，盖满了房子。”她笑了。
我想向她描述那个夏天对我的重要性：“我记得你把蚂蚱用狗尾巴草串起来……”
可是我们虽然谈着这些，她却没有带我接近那时候的感觉，反而夺走了一部分我的畅想、怅惘，我鲜活的感受好像与面前这个人从来都毫无关系……
我惦念的是荒地上与砖房里完全相反的组成结构，那里没有线索，没有秘密，没有死节，没有遮掩……我唯一一次有了相反的感受，我被扔进世界里了，而不是世界被扔进我的身体里。她呢？她感受过房子内部的混乱吗？她知道在荒地上奔跑，是极致的稳定吗？她愿意相信我的这些想法吗。还是，她只确信——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在她的母亲下葬那天，芹平静地坐在灵棚里，说了一句平日里不会说的话：
人生真像一场梦。
梦——我们在其中跌跌撞撞，我们的混乱与稳定，在其中虚无缥缈。我们从未真的快乐过，因为梦太虚无，我们都抓不住，我们迷茫而且脆弱，不幸而且失落。可我们在时间里，把它尽力地递向彼此手中。尽管很少成功，但是我爱你，已经在这段旅途中变成了毋庸置疑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