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

经过汉朝几百年间动荡反复的政策尝试和封建治理经验的积累，我们的封建帝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基本定型：在民间以儒家学说为指导，建立起百姓家族自治的国家主体；在行政上以皇帝为核心，挑选全国各地优秀的学者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统一掌管立法、执法、税收、救灾、重大工程建设、国防军事、对外交往、大宗贸易等等重要事务。汉朝的强盛证明了这种组织形式是适合治理我们这种幅员辽阔的国家的，至少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是符合社会所要求的生产关系的，而且它也符合我们从上古时代一直传承下来的王道信仰，有助于实现我们追求的健康、安宁的政治理想。可汉朝的最终灭亡又证明了，这种组织形式绝非完美，它依然需要进行补充和修改，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之后的近两千年里不断地做着这项工作，甚至为此忽略了最根本的王道信仰，却从来未曾想过也许这种封建的社会组织形式本身是受到极大局限的产物，也许它原本就不值得我们固执地坚守，而我们为了维护它做出的过量工作，只是令自己一步步地走到了僵死和衰落的境地。直到儒家的礼法变成了吃人的礼教，我们依然不知该如何回头。

东汉末年的战乱最终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三个分裂的地方政权相互攻击、讨伐的局面没有维持很久，晋王朝在三国之一的曹魏政权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国。晋朝时，选拔官员的荐举制度暴露出致命的弊端，集官僚与豪强于一体的富贵世家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举亲不举贤使得出身代替学识成了出任官职的首要考虑，士族阶层对行政权力的垄断让皇帝在很多时候只是个徒有其名的摆设，根本节制不了各地方势力膨胀的权欲，加上皇室家族和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势力间的内斗，国家政权相当混乱。混乱的国政导致的内战削弱了国家力量，普通百姓也跟着遭殃，部分在汉朝和三国时期加入中华的少数民族百姓随之受到牵连，国内民族矛盾激化，原先被强大的中华帝国排斥在外，习惯以放牧和交易或掠夺为生的大批游牧民族趁机入侵中原，自身难保的晋王朝皇族及权贵们被迫南迁，“五胡乱华”的民族大混战开始。

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长期、大面积地丧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最主要不是因为游牧民族太过凶狠——那是他们的民族个性，他们在之前就是那样，我们早就知道——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再能够保持团结，内部纷争四起，王权旁落，没有统一意志的百姓们无法形成合力，面对游牧骑兵的屠刀，离散的人群根本没有自卫的能力。那些手握重权、支配着大量财富的士族大家却只顾着自己逃命，丝毫不关心同胞百姓的死活，在他们看来，保住自己的富贵生活远比维护国家完整或保护百姓性命重要得多，即使已经在游牧民族当时难以到达的水网纵横的江南地区站稳了脚跟，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也不是夺回失地，而是全然置还在遭受屠杀和掠夺、奴役的同族百姓不管，继续互相争权夺利。理论上，皇帝没理由不急着尽快收复国土，毕竟国家是以他为核心的，国家的管辖区域有多大，皇帝的权力就有多大，可当皇帝被架空，国家的意志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因为其他士族成员都只愿意为各自的世袭家族利益说话，个体性取代了整体性呈现在治国层面上，国家的整体意志消失，只剩下一个倾向于四分五裂的总体意志。

内部纷争不止的东晋王朝在之后的岁月里证明了他们的腐朽——作为以华夏后裔之名自居的国家，他们的意志却不能够完全统一，从而丧失了对王道信仰的继承资格，不管他们的血统再怎么纯正（华夏从来不是个血统意义上的民族），其国政上的混乱表现将注定灭亡的结局。理论上可以这么总结，但实际上士族对东晋政权的垄断已经令他们完全顾不得考虑什么华夏、王道之类的事情了，国家早已成为少数权贵家族的谋利工具，被架空许久的皇室成员也习惯了装模作样地给士族会议撑个场面，维持着其名义上的统治地位。其实按照你们的眼光来看，东晋这样的政治局面也还不错，他们能在江南的广大区域内保持较长时期的帝国形态也说明此种统治形式的确有其可取之处，可是事实证明，这样的国家是脆弱的、是无力的、是不堪一击的。

别误会，我们不是简单地说那样的贵族式国家在蛮横无理的外部侵略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尽管它确实是那样，但那不是个非常合适的否定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那样的国家在对待普通百姓的态度上是不友好的。且不说那些世家大族缺乏节制，相互攀比、奢侈浪费、空耗国力，他们垄断地方政权、对百姓肆意压榨、欺男霸女、横行无忌，就算这些恶劣的行为在我们那个落后的时代即使在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时候也难以完全避免，跟严格的中央集权时期相比无非是严重程度或发生频度上的些微差异而已，可在另一件关乎百姓生死的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国家意志是不是统一整体的区别可就大多了。这件事情就是局部的灾情救助措施。

咱前面提到过，对农业生产型社会而言，气象灾害的威胁是无与伦比的，咱们国家整体处在季风气候影响中，一季的严重灾害性天气往往能够让农民们一年的收成和几年的积蓄毁于一旦，尤其是在江南那种夏季湿热的环境当中，瘟疫极易在灾后流行。倘若国家是统一的，那么一地的灾害可以通过全国其余未受灾地方的物资救援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至少能让灾区的百姓们有条生路可寻。可是，士族把持下的国家行政机构外表上是统一的，实际却是各地的权贵世家自行其是，不存在实质上的统一调配力量。当某地受灾，出身此地的士族权贵向国家和周边地区求助，但皇权无力，周边的士族权贵们一般也不会愿意出手相助，被饥荒逼迫的百姓们只得大批出逃成为乞丐，或集结造反，暴力抢夺权贵家族或周边地区百姓的存粮。饥民们的暴动通常很容易镇压，因为他们本身就已经受到饥饿和疾病的困扰，战斗力很低，加上所有人都只不过为了填饱肚子，收买、瓦解起来也不会有很大困难。至于周边地区的权贵为什么不愿意支援救灾，主要是由于世家大族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若一地的士族因灾失势，或被灾民们攻击导致家族覆灭，其地盘就会由周边的权贵们兼并、接管，而如果周边地区的人们倾囊相助，大批救灾物资也只能交给当地士族经手发放，基本垄断地方行政的士族不可能不贪污挪用这些物资，他们甚至可能将救灾物资用作军费，强迫灾民们为了糊口去替他们攻打周边地区的士族力量。总之无论救与不救，灾区百姓们几乎都没有活路可走。另外，东晋始终没能收回中原，其领土长期压缩在江南一带，国土的缩小本就令整体上的抗灾能力大大减弱，还不能合力应对，普通百姓的日子也许只比同时期惨遭游牧民族大肆屠杀的北方百姓略微好上一点，根本未能充分开发出长江流域蕴藏的农业及其它方面的资源潜力。

东晋的皇权无力收复中原，那些士族们按道理来说并非不想收复中原，毕竟领土总面积的扩大于他们而言是有利无害的，能让他们有机会牟取更大的利益，但他们做不到。他们要忙于应付彼此间的勾心斗角、阴谋算计，还要忙于消除几乎年年都会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气象灾害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同时伺机兼并周边失势贵族的土地、镇压层出不穷的饥民暴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北方战乱地区存在着令他们恐惧的实际威胁，他们恐怕早已抛开东晋皇室各自分裂出去了。东晋皇室一方面试图寻找机会收复中原失地，另一方面却深深地陷在士族间的明争暗斗中自顾不暇。中原地区的百姓们身处“五胡十六国”的混战环境中死的死、逃的逃，人口损失将近百分之九十，可谓“十室九空”。面对着本民族中权贵士族的麻木不仁，感受着外来游牧民族的残暴凶悍，我们的部分百姓对王道信仰感到了迷茫，这种迷茫造成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其中以冉闵为首，向当时中原地区所有汉族百姓颁布“杀胡令”的冉魏政权名气较大。但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意志不可继承，那是严重违反王道信仰的政策命令，民族复仇的道路没有前途，尽管冉闵领导的激烈的反抗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混战的提早结束，可只有民族融合才是确保最终和平到来的治本之策。

终结民族混战的不是民族复仇，而是在混战中发生的有意或无意的民族融合，有意的融合是指某些民族政权出于某种考虑，主动推行向其他民族学习生活技能或文化知识的政策，无意的融合是指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的相处和接触、交往中自发地互相学习、通婚的行为。长期的民族混战环境中，民族融合的现象虽时有发生，却进展得极其缓慢，因为缺少统一的强力政权节制，民族间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经常会打断融合的进程，甚至使已经达成默契配合的人们再度分裂为不同的民族阵营。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的矛盾持续发酵，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北方区域混乱不堪，各民族间的复仇与争斗打得难分难解。咱前面说过，在类似这样无法无天的乱世当中，我们的道德并不苛求个人严禁进行复仇行为，但是我们同时绝对不允许鼓吹民族仇杀的疯狂行为，原因在于，个人的寿命终究是有限的，个人的复仇在我们的道德原则容忍的范围内也注定是极为有限的，它不会无节制地延续下去，至多只是随着复仇者或报复目标两者之一的死亡彻底终止，如果两者都局限为个人，仅仅作为个体他们的仇恨和罪过及其可能衍生出的杀戮就都只能是有限的，最多几十年便会迎来自然的终结。至于个人或许会受仇恨驱使不分对象滥杀无辜，那么他所进行的便不是有针对性的复仇，而是残忍的暴行，此时更需要有受到其直接或间接伤害的复仇者针锋相对地制止其恶行，否则就只能任由其胡作非为下去了。别忘了，王道隐没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指望单纯依靠上天就能及时阻止一切恶劣的行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放弃了对和平的期待和追求，乱世中允许个人复仇只是惩治罪恶的临时举措。

民族或家族的存在与个人完全不同，自然情况下，民族和家族的延续没有终点，它们可以通过繁衍的方式代代相传，有限的个人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向对方整个民族或家族群体复仇，那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可是不难想象，一旦复仇者同样以民族或家族的形式出现，这场战争便很可能旷日持久，甚至永无休止。因而很容易看出，复仇顶多只能作为乱世中的个人行为被默许，但任何牵扯到家族、民族、国家的群体复仇都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唯一可以预期到的，只有战争和杀戮。当然，这并不是说受到侵略的时候，任何群体都必须放弃有组织的对抗，反抗斗争与复仇不同，群体的联合自卫显然是所有家族、民族或国家的正当行为。在“五胡十六国”的民族混战状态中，汉族百姓以家族或地域联合的形式抵抗入侵的举动也是非常普遍的，虽然由于力量的分散终究没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对于保留华夏文明在中原腹地上的火种，促进南北朝政局相对稳定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却是必不可少的，纵然没有了王权的庇护，百姓们依然在顽强地坚守着文明的精神，我们始终相信，王道总有一天会重新彰显，恢复华夏的辉煌。

这儿咱顺便说一下，我们关于民族矛盾暴发及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领土问题的看法。每个民族一般都有属于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土地，我们对于别的国家或民族的固有领土一向是非常尊重的，我们从来没有殖民主义的传统，也不信奉文明发展较先进的民族理所应当对较落后的民族有统治权的蛮横说法，很少主动发起对外扩张的征服战争，从炎黄时起我们就秉承着一个理念——要想合理合法地拥有一片领土，必须得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们的授权。自秦汉至满清，我们的国土面积是扩大了不少，可除了中原地区作为本有的民族原始发祥地之外，其余大部分领土都是通过民族融合（以政治融合为主，也有些是文化乃至血缘融合）或反击侵略（例如汉朝时反击匈奴得到了西域）获得的，是我们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收获的宝贵成果，我们必须保留这些成果、资源，才能让自己的国家持续发展下去，不然百姓们也不会答应的。

民族融合主要是通过文化、政策感召和互相帮助、联合抗敌、共同防御、物产交易共享等方式，使外族群众自愿接受华夏的王道政治理念、成为中华百姓——最终的融合过程可能是以局部战争、联姻、册封等方式彻底完成的。倘若融合成功，自成功之日起，以前作为独立的国家或民族存在的彼方所有的土地都将纳入中华版图，彼方所有族众也都将同时成为华夏百姓，受中华皇权管辖。通常融合后的民族还会被准许生活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保有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只需要缴纳少量地方特产和税金即可，相应地国家则会全力帮助他们抵抗外来威胁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与你们熟悉的契约制国家理念不同，我们的国家概念象征着华夏百姓不可分割的整体意志，所以一旦选择加入是决不容许随意退出的，除非王道失落、王权失能、国家自然分裂，否则华夏的整体意志将随着血缘家族代代相传、永续不断。任何企图违背缔造中华的祖先意志的分裂势力（不论是个人还是家族或民族势力）都会被视作叛乱，必将遭到王权的镇压或驱逐出中国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