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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心之自由

2018-02-12  本文已影响41人  夏米尼
夏米尼摄影馆

没有一片可以逃遁的土地,没有一种可以用钱买得到的安宁。命运之手会随时随地把我们攫住,把我们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戏弄之中。——斯蒂芬·茨威格

悠悠历史,寂寥我心。二十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经历了两次世界性战争的洗礼,见证了人类的最纯真和人性中作恶冲动的极度爆发。我总庆幸自己出生在和平年代,成长在清风暖阳之下,我无法想象生活在那个战争年代的人们,每天需要面对多少血雨腥风,需要经历多少妻离子别,需要忍受多少饥饿难耐……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对发生在二十世纪的那两场战争并无过多正面表述,他所描绘的更多的是带有自己成长痕迹的欧洲人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氛围。作为出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维也纳犹太富商家庭的孩子,他成长在一片祥和中,既成秩序不断被时代和成人世界验证着它的无可挑剔。

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在当时是欧洲文化的枢纽。艺术气息和对文化的追逐荡漾在每个维也纳人的心尖儿,他们是真的热爱,艺术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空气,艺术家的佣人和马车夫走在街上都会觉得无比荣耀,都会被众人所仰视。那是一个文化的时代,艺术的天堂。但同时,那也是一个不尊重少年的时代,既成秩序是那样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自己的绝对权威,少年是被忽视和压抑的一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看着成熟稳重,年龄大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权威。正是这样的氛围,孕育了茨威格的少年,对文化和新知识的主动汲取,不断地充盈和重塑茨威格的大脑。

读书、写作、游历,构成了茨威格的一生。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后来的俄国、美国、巴西、阿根廷……那个时代,人们还可以随意进出某个国家,跨过两个国家的边界线就像跨越本初子午线一样正常,没有繁琐的护照和签证,不需要各种拍照和记录,更不需要填写各种表格,那个时代的欧洲还是充溢着纯真、信任,人与人之间不分国别和种族都可以互相拥抱,“我喜欢你,只是因为喜欢你这个人。”同样地,“我厌恶你,也仅仅是我厌恶你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与任何的其他无关。”茨威格正是生长在那个时代,他把巴黎视为自己的亲切的第二故乡,没有丝毫的别的原因,只因法国让他觉得亲切。

茨威格在书中提到了许多与他有过交往的作家、作曲家、指挥家、画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茨威格与罗曼·罗兰的交往,尤其是他们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的时候,两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国度,但却同样的反对战争,拥有共同的“一个欧洲”的理想。不管身处的时代怎样风云变幻,他们两个的内心是确定的,他们的内心永远不会向着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国家,他们的心向着一个欧洲,向着同样的自由。茨威格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到,罗曼·罗兰是真正的爱着欧洲的,具有一个欧洲意识的爱,用他的博大胸怀;他也是真正了解欧洲各国人的,融着爱没有隔阂的了解。

茨威格的人物传记是融汇着深切的主观情感的,就像他的这本《昨日的世界》,这不是一本客观纪实的散文集,而是一本浸透了他思想和绝望的“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带着他对希特勒和法西斯的绝望,对自我生在这个世界和自我命运的绝望:一直畅聊,亲密无比的朋友突然间莫名远离、回避,在国外由一个“生活在此的外国人”变成“生活在此的敌国人”,这漂泊而无处安放的自我!

茨威格的心,总是向着自由,向着和平。见证了一战时期仅隔几步距离的两个国家的完全不同——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物质匮乏,衣衫褴褛,物价疯涨,投机钻营的人反而获得大量财富,良善的反被欺侮无路可走……处于和平中的国家,空气中都自带芬芳和安宁,食物有序地排列在柜台上,人们享受正午的阳光和自由而清新的世界……茨威格不喜欢战争,更不喜欢那个时代的欧洲国与国之间的被煽动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仇恨。他希望沐浴在一个欧洲的时代清风之下,没有国与国之间的阴谋和敌意,每个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大欧洲之下,自由地追求知识,接受艺术的熏陶。

茨威格不喜被声名所累,他虽为自己的书籍所获得的认可和关注而高兴,可一旦这种关注转移到他自身,他就会特别反感。因他从步入青年时代起,就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他认为“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品质就会因此而遭到破坏和歪曲。”茨威格一生都在喧闹中寻觅宁静之所,为他那不喜被关注的性格和他的文字。他曾说,如果再重新开始,他会为自己杜撰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当然,肯定不会有太多的人能够嗅着这个笔名的蛛丝马迹追踪到他这个人本身,这样的笔名才能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这样,他不仅能够享受自己的书籍被喜爱和关注的乐趣,也能避开许多关注他个人的目光。因为,所有关注他人的目光,必然是带着某种侵略性的。为了茨威格从年轻时就追求的“心之自由”,他必然不会喜欢那投向他的关注的目光。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茨威格用莎士比亚的《辛白林》里的一句话,作为《昨日的世界》的开头语。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犹太民族和自我命运的总结,也蕴含着某种意义上的绝望。茨威格在二战时期移居巴西,并在1942年于巴西自尽。生在这样的时代,是命运的安排。结束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生命,是茨威格自我对自我命运的安排,他无力改变那个时代,但他可为心之自由,结束在那样的时代下饱受蹂躏的躯体,让灵魂和不朽的文字继续张扬和传递他所追求的心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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