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研读232：崔骃列传（四）
崔骃列传（四）
崔寔
崔寔（音shí，石）（约103年～约170年），字子真，又名崔台，字元始。他在年少时为人沉静，喜欢阅读典籍。在父亲去世后，他隐居到坟墓旁侧。在服完丧期后，三公一起征辟他，他都拒绝前往。
汉桓帝初年，诏令公卿郡国举荐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郡中推举，征召到公车府中，他称身体有病，没有参加对策，封为郎官。崔寔精通政治体制，其才能担任小吏绰绰有余，他写成谈论当世应施行的事情几十条，名叫《政论》，其中话语切中要害，论证清晰，受到当世人们的称赞。仲长统说：“凡是作为君主，应当把这篇《政论》抄写一遍，放置在坐位旁侧，以备随时观看。”其辞中写道：
自从尧、舜称帝，汤、武为王，全都依赖贤士明哲辅佐，博学大臣作为参谋，所以皋陶献上《谟》的忠言，唐、虞得以兴起；伊、箕制定法律法规，殷、周得以隆盛。后世那些继位的君主，想建立中兴之功的，哪个不是曾经依赖贤士明哲的谋略呢！大凡天下之所以衰落，经常是因为君主国家承平日久，风俗逐渐凋敝却不醒悟，政治逐步衰败却不知道改革，习惯于乱局，对祸患熟视无睹。有的则沉浸在嗜好淫欲中不能自拔，荒废国政；有的耳目被身旁左右蒙蔽堵塞，不了解真假；有的在国家前进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不知道到底何去何从；有的宠幸身边奸臣，朝廷大臣尸位素食；有的疏远忠诚大臣，无视忠言劝谏。这些都导致上面王纲废弛，下面仁人智士郁闷愤怒，真是悲哀啊！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一共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松弛，上下懈怠，风俗凋敝，人人作假，百姓哀怨，人们都在思考如何复兴国家中兴来进行补救。要发现起用具备济时拯世之术的贤士，难道只能依赖尧舜那样的英明帝王，然后才能实现呢？人们所期盼的，只不过弥补残缺，支撑将倾的大厦，根据实际情况挽救，只要措施得当，就不难使天下安定。圣人治国理政因时制宜，其步骤各有差别，方式方法都不相同。都不是强人所难，背离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玩弄那些华而不实的虚假改革。孔子在回答叶公时，说施政关键在于招纳贤才；在回答鲁哀公时，则说施政之要在于用人；在回答齐景公时，又说施政之道在于节俭。这并非是施政措施有根本不同，而是他们各自面临急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受命于天的君主，都在建立制度上有所创新；中兴的君主，也都能匡正大的缺失。当年的昔盘庚怜悯殷商百姓，迁都到亳地；周穆王有了过失，让甫侯修订刑法。庸俗之人拘泥于古代记录，不懂得通达权变，只听信奇特的见闻，忽略眼前现实，怎值得讨论国家呢！所以说事的，虽然听起来非常符合至圣之德，但根本行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些顽固士人对现实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只习惯于走老路行事，不知道怎样应对现实问题，怎么谈得上开创崭新局面呢？他们只是因循守旧，按照老章程办事罢了。那些官位显达者，有的只注重夸耀自己，妒嫉别人的才能，因为良策不由自己提出，就舞文弄墨，歪曲别人的意思，使贤士最终寡不敌众，正确意见被摒弃，就是后稷、夏契再生，也感觉困难重重，所以贾谊受到周勃和灌婴等人排斥，屈原通过写文来发泄忧愤。凭借孝文皇帝那样的英明，贾谊那样的贤良，周勃和灌婴那样的忠诚，都发生这种祸患，何况是其他人呢！
量力度德是《春秋》中的大义，既然不能施行三皇五帝那样的办法，就应当参考使用霸政，用重赏深罚治理驾驭国家，明确法令督促检查。既然自己不具备上等大德，那么施行严厉治理就能获得大治，治理太宽则会天下大乱。怎样知道这样的道理呢？近代孝宣皇帝明晰君子和大臣之道，审明为政道理，所以才严刑峻法，吓破了那些奸邪之人的胆魄，顿时海内清静，天下肃然，把这些政绩供奉于祖庙，他配享号为中宗。孝宣皇帝算无遗策，在这点上超过了孝文皇帝。孝元皇帝继位后，大多施行为政宽松，导致天下堕落减损，威权开始遭到削夺，成为汉室衰微的源起。为政大道得失，从这里可以得到借鉴。当年孔子写成《春秋》，褒奖齐桓公，表彰晋文公，赞叹管仲的功勋，这难道不正是赞美文、武之道吗？这确实实现了通达权变，挽救敝政。所以圣人能跟随时代推移，但庸俗士人则苦于不知权变，固执认为古代结绳的制度，可以用于清楚乱秦的暴政，《干戚》一样的歌舞，足以解除平城的围困。
熊能攀援大树，鸟能伸长脖颈。这是古人用于活动身体，延年益寿的方法，却不能用于治疗伤寒；呼吸吐纳，可以强身健体，却不是接骨的膏药。大概治国的办法，就像是调理身体，平时注意调理，有病时却要使用猛药治疗。刑罚就是治理国家动乱的药石；德教则是保养身体的米肉。用大德教化除残去暴，就像用米肉来治理疾病；用刑罚禁止暴乱，就像是用药石进行供养。现在国家承接百王的敝政，正碰到厄运之际。自从几世以来，朝政多施恩惠，这就像是驾驭骏马，没有为其装上缰绳，骏马失去控制，四蹄狂奔，无所羁绊，国家面临颠覆的危险。现在正是为骏马装上嚼口和笼头，挽救积弊之时，哪里还有时间鸣响和銮，欣赏马蹄踏步呢？汉朝初年，高祖皇帝诏令萧何制定九章法律，其中有夷灭三族，还有黥刑、劓刑、斩趾刑、断舌刑、枭首刑，所以称为五刑。孝文皇帝虽然废除了肉体刑罚，却仍然规定如下：应当割掉鼻子的鞭笞三百下，应当斩掉左脚趾的鞭笞五百下，应当斩掉右趾的，依旧杀头弃市。原来斩掉右趾的既然丧命，受到鞭笞的也往往被活活打死，虽然有了轻刑的名声，罪犯其实还是被打死。这个时期，百姓反而思念原来的肉体刑罚。到了156年，孝景皇帝直接下诏书说：“追加鞭笞和判处重罪没有差别，有幸不死的，也往往成为伤残。”于是修改律令，减少鞭笞的数量。从此之后，受到鞭笞罪犯的性命才得到保全。从以上来看，孝文皇帝实施的是重刑，而非轻刑，用严刑治国才达到天下太平，而非用宽政达到太平。必须宽厚对待百姓，应当制定根本措施。君主要学习效法三皇五帝，荡涤亡秦的风俗，遵守先圣的遗风，舍弃苟且保全的大政，践行古圣先贤的做法，恢复五等爵位，确立井田制度。然后再选拔稷、契这样的人辅佐，伊尹、吕尚这样的人作为主政，制作雅乐迎接凤凰来仪，击起石鼓，让百兽起舞。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只能受繁苛的大政拖累了。
《政论》
黄其军
作于2023年2月4日（古历辛卯年正月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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