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白银帝国”汇通天下的盛衰之谜
最近，我去了一趟山西平遥，原本只是想体验一下与湖南完全不同的三晋风情，却意外地被平遥的“票号”文化迷住，不但游历了当地所有的“票号”遗址，回来后还查阅了有关“票号”的历史文化书籍，发现“票号”文化里大有乾坤。早在在明清时期，精明睿智的山西人就创设了“票号”这种金融网络，并凭借着它生财有道，驰骋欧亚，为我国古代金融史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想把自己读到历史故事和对这种“曾经繁华鼎盛，而今却已灰飞烟灭”的票号历史与制度的解读与大家分享。
银山银海也惹人“愁”
票号：“白银帝国”的解忧丹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弛骋九州，在中国财富排行榜上称雄500年。以平遥、太谷、祁县等为代表的晋中商人，将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生意做到了国外。中国制造以物美价廉赢得西方青睐,国外的白银源源不断涌入，逐渐代替之前的铜钱和谷帛，晋商们挣的银子多得能堆出个“白银帝国”来。自此，中国开始采用了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然而商途漫漫，没有高铁和飞机，白花花的银子像烫手的山芋，运送起来费时费事还费钱，半路上要是被土匪或强盗洗劫，就会落得个人财两空、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这不禁使“钱多多”的晋商也发起愁来。
一、西裕成颜料庄“捎钱”利润超主业
“连锁”经营是晋商生财的独门秘笈，除在本地开行坐铺，还在外地开设分号或联号。平遥颜料世家李氏财团创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成都、重庆、汉口、天津等地均设有分号。
票号鼻祖雷履泰
西裕成总号大掌柜雷履泰是个成功的CEO，先后在汉口、京城替东家打理过分号。当时各分号掌柜和伙计常年在外，往家捎带银两既不方便也不安全。精明能干、善于思考的雷履泰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伙计们在分号存入银两，由他写信说明随货带到平遥总号，再让伙计们的家人到总号支取，最后通过总分号间结算。“金点子”一出，立刻引得在异乡的山西人纷纷慕名而来，请求帮忙“捎钱”回家，顺带也会给些辛苦费。起先还是老乡和熟人，之后就像滚雪球般，颜料庄的“捎钱”业务越做越大，就连当时的两广总督彦成，也不惜拉下面子请雷履泰帮忙从汉口捎带大笔银子到京城。那年结算下来把雷履泰吓了一跳，东家当年投资颜料行十五万两银子，利润为四万两；而用于“捎钱”周转的十五万两银子，利润竟高达十万两。替人“捎钱”，与人方便，还能“以钱生钱”，这难道不是个巨大的商机吗？
二、中国第一家民间银行横空出世
联想到唐代以来官军采用的“飞钱”即铜钱异地存取办法，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极具商业头脑的雷履泰心中浮出，他独创了“汇兑”业务——“以银票为凭，替人异地存兑现银，并从中收取费用”，并向少东家力陈创办票号的主张。西裕成少东家李大全年轻有为，敢闯敢干，投入36万两白银全力支持雷履泰创办票号。经过两年筹备，1823年正月初一，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间银行——日升昌票号横空出世，此后“日升昌”除汉口颜料分号，其他分号全部改为票号，经营存款、贷款，并借助颜料庄在各地的连锁店进行异地汇兑。
百年老票号日升昌
作为票号鼻祖，雷履泰不仅独创了汇兑制，还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用人制度，为票号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为票号的日渐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形成了票号行业内的激烈竞争。日升昌原二掌柜毛鸿翙与雷履泰因经营理念不同，辞号后执掌蔚五联号，从此两人便打起了擂台，不惜以降费降息的手段来竞争市场。雷履泰一气之下，将儿子取名为雷鸿翙，而毛鸿翙更甚，干脆将孙子取名毛履泰，由此可见当时山西票号业内的竞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状态，而票号行业就是在这无数次竞争与调和中稳步发展直至巅峰。
晋商的总号多设在平遥、太谷和祁县三地，尤以平遥为最，平遥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到嘉庆年间山西的商号已多达800余家，成为全国性货物集散中心。自雷履泰开设第一家票号后，赚得盆满钵满，引得其他商人纷纷改弦易张。从1823年到1906年的不到一百年间，平遥共设票号22家，形成了票号业的“平遥帮”，在全国共设立了400多个分号，遍布77个城镇。这些分号形成了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平遥票号也因此成为“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平遥附近的祁县和太古县的一些商号也改行经营票号，被称为“祁县帮”和“太古帮”，并与“平遥帮”一起被称为山西票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巅峰。
高超防伪术，百年无“老千”
山西票号的会劵
票号使用的汇票有即票和期票两种，性质与现在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相类似，只是票面设计十分复杂。票号兑付“认票不认人”，方便顾客，便于流通，施行百年不废。日升昌在经营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一起错兑事件，全靠雷履泰发明的一套精巧细致，周密无隙的防伪技术。究竟是怎样高超的防伪技术，能让一纸票据在百年间顺利流通而毫无差池呢？
1、专人填写，笔迹防伪
起初，日升昌为杜绝假票、错票，所有汇票都由大掌柜雷履泰亲自书写。他要求所有分号的主事人都必须熟悉自己的笔迹。但随着票号业务量急剧增长，雷履泰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无法做到每张汇票都亲自书写，但仍延续了“汇票必须由专人填写”的笔迹防伪规矩。
专人填写
2、专用纸张，LOGO防伪
日升昌采用专用的防伪纸张，这种纸透过灯光，可清晰地看到上面有“日升昌”三个字的水印。这种奇妙的防伪纸张其实就是在普通麻纸里加上蚕丝，在制作到七八成时，再拿上特制的滚筒一滚，就把票号的LOGO印了上去。这种纸张表面上看不出蹊跷，但只要票号的伙计拿着特制的工具对照一看，就能看出纸张里的专用水印。或许荧光验钞这种方法就是从三百多年前的日升昌沿袭下来的吧！
3、专刻印章，图形防伪
汇票填好后一般还要加盖4枚印章。印章刻制精美，其中3枚为水牛角材料刻制，1枚为砝码章。每1枚的大小、图案和形状都不相同，分别盖于与数额、成色、分号名、地名相对应的位置。汇票盖上这4枚特制印章，防伪功能自然又大大增强了。
精美的日升昌印章
4、专用密码，密押防伪
虽说有了三重防伪，但小心谨慎的雷履泰仍然担心别人偷得防伪纸张，伪造笔迹和印章。他苦苦思索，从宋代军事家曾公亮行军打仗，以诗为密码本，用诗中的字替代将、帅、粮、草等专有名词与部属通信，避免公文被敌方截获破译的故事中获得启示，独创了票号专用的密押制度。他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代表初一到三十。同时，票据上的银两数字0到9，用“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和“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两套10个汉字每隔一个周期就轮换着来代替；并用“国宝流通”4个字代表“万千百十”。雷履泰据此创设了密押歌，在日升昌内部口口相传，密不外泄。其他票号也使出浑身解数，各有均有独创的防伪绝招
红圈处即为密押
在平遥晋商博物馆中，陈列有一张珍贵的汇票，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汇票收款人、收款金额的左侧，俨然有一行不明意义的小字，这就是这张汇票的密押。正是这一道道的保险措施，保证了票号异地汇款的安全。
山西票号的吸金大法与吸人大法
一、做虚拟生意，实打实挣大钱
票号不产货不售货，却能赚来白花花的银子，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然而山西票号却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利润主要来源于三驾马车。
第一驾马车——稳赚基准汇费。当时票号的汇费一般为汇款额的百分之一，根据汇款地点的远近略有不同。票号不仅能保障银两的安全，比花钱雇镖师押运的费用还少得多，因此汇兑业务一推出就广受客商青睐，汇费是票号最稳健最基本的利润。
第二驾马车——大赚存贷利差。客户交来的银两入库后，票号还能在汇入期和取款期之间打个时间差（也称得空期），在此期间票号可将这笔款项交给钱庄或银号用作资金周转，赚取利息。慢慢的，这种放贷业务还扩展到了信誉较好的商号和个人。这部分利润占比较大，是票号赢利大招。
第三驾马车——狂赚平色余利。明清时期，由于各地流通的银两称重标准不一，秤也千差万别，光是称银两的天平砝码就有一千多种，对于分号遍及全国的票号来说，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无法进行精细核算和记账。为此，票号制定了各自的天平标准叫本平，所有分号接收的银两都必须通过本平重新称量，这一中间环节也为票号赢得了利润。白银从甲号收进，在乙号付出，一收一付之中，由于天平砝码的差异，会产生一种余平即平色余利。据现有资料统计，仅一个分号一年少则几百两多则几千两的余平利润。
明清时期制作精美的天平砝码
凭着这三驾吸金马车，仅升日昌一家票号，就在一百多年的经营中，创造了“共创利白银1500万两，值人民币100亿”的惊人业绩。谁能料到，正是那些并不起眼的“小水珠”，在这百年间竟翻起了如此浩荡的金融“巨浪”。
二、蕴藏在晋商智慧中的“吸人有术”
票号因赢利厚润成为香饽饽，但入行规矩也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比如，它的“十不准”就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并且其他票号也都不会再录用，也即犯规除名等于宣告此人经商生涯的终结。
晚清票号里的学徒
1、任人唯贤的高门槛学徒制
制定如此严苛的条件，都是因为在票号工作就是与人和白花花的银两打交道，票号伙友（当时对票号服务人员的称呼）稍有松懈，很难不受诱惑。要想干票号这一行，就必须有过得硬的品质才能抵抗得了诱惑，有过得硬的技术才能胜任得了专业性强的工作，为此票号甄选员工时就形成了许多特有的规定。
用乡不用亲。“用乡”是指票号原则上只用山西本地人，外省之人，绝对拒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西是关公的故乡，晋商普遍信奉关公，讲忠义、有勇武的关公是山西人心中“义”的化身。本乡本土，知根知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信誉度比外地人高很多。再者，到各地分号服务，同乡语言和生活习俗相同，沟通无障碍，便于凝聚人心。为了防止分号人员徇私舞弊，总号可将其留在本地的家属作为担保。“不用亲”是指票号里的人一般不会让子女在自己所在的商号就业，尤其是姑爷、舅爷和少爷这样的亲故绝不使用，以此来保证票号制度的严格执行。
择优保荐。在票号里做学徒的门槛很高，必须请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做担保人，而对人品、家世、学识的考察要向上追溯至三代。担保人不得不慎之又慎，如果所荐之人有问题，就会直接影响自家的生意和信誉。也正是这种严格的保荐制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筛选出品格优秀、头脑灵活的票号伙友。
学徒期必须苦心修炼票号业务
苦心修炼。通过最初选拔后，新人还必须经过三年的学徒期。在这三年间，不能拿薪水，不能回家；白天必须站立服务，提三壶、搞卫生、练苦功；晚上还要练字、打算盘、背诵银两成色折合口诀和天平折合口诀。若是被分在蒙古、新疆或国外分支机构，学徒还需学习外语。学徒三年间，掌柜不但要对他们的学习进行考察，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的人品进行评估。有时掌柜会故意在地上丢一些钱，然后偷偷在一旁观察学徒的表现，其中若有受不住诱惑的，当即就会被打发回家。
人尽其才。票号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但由于地区间经济实力的差异，在生活环境、生存质量上也一定存在差距，票号规定凡是愿意到较偏远，较苦寒的分号工作的员工，东家会给你出股待遇，也就是可以以劳力入股，年底享有分红的权利，但条件是员工家属须留在总号。这样，票号使所有渴望出人头地的员工舍得离开故乡，勇于奔赴远方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们害怕被新的员工所取代，为了站稳脚根以图发展，就要充分发挥自己多方面的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多能的多面手，能胜任多个角色尽职尽责地辛勤工作，如此一来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真正做到了减员增效。据统计，日升昌共有40多个分号，共有员工270名却创造了1500万两白银的奇迹。
票号学徒学成后待遇优厚
高薪养廉。票号里的规矩虽然严苛，但待遇却很不错。三年学徒期满就能成为正式员工，小伙计们会被马上派往分号，积累经验，这时便有工资、津贴，干得好的还有顶身股，出类拔萃者还可提拔起来当部门经理甚至大掌柜。票号红利“四年一分”，叫“大帐清”，给了员工一个奋斗目标和归宿感。票号里的伙计在外面驻码头，三年一个账期，一般情况是不能回家的，也不准在外面娶亲成家。有个小伙子由于能写会算，被他家邻居——日升昌外地分号经理赏识，带出去学徒。临走时，家里给他定了一门亲，计划三年后回来完婚。谁知他前脚刚走，父亲便突发中风半身不遂。小伙子无兄无弟，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再无别人能帮得上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通过媒人和亲家商量，想让媳妇提前过门代子尽孝。幸好亲家比较开通，未过门的媳妇虽未见过丈夫的面，但对能到票号里做事的人很满意，便同意了。过门后，她柔顺勤快料理家务十分尽心，父母满意邻里称赞，小伙子从家信中得知后十分感激。三年期满，小伙子才回家见到妻子，因从未见过两人还有点不好意思，等过了洞房花烛夜之后，小俩口更是恩爱有加。
从票号里走出来的伙计都有钱有面的，像雷履泰这样的“金领”，年收入更是令人咋舌。当时县太爷一年薪水大约45两，而雷履泰是4000多两，比县太爷多了将近100倍！票号对伙友包食宿，伙食非常好，普通伙友每天都能吃上十大碗，喝上茅台。分号人员更受优待，应酬费、服装费都由票号包干。票号如此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从商。伙友兢兢业业，依规守纪，绝不染指票号的钱物，也不会为亲友浮借以及为客户担保。严格的号规保证了晋商在外颇佳的信誉和极高的社会地位，逐渐在山西形成“学而优则商”的观念。
2、财掌分离，人力入股，“护本”固本
票号四年一期的清帐分红场面
自日升昌开始，票号就采用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的经营模式，财东只享受分红不参与管理，大掌柜就是如今的CEO，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决断权，为票号摆脱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营造了良好的基础。票号的期权及股权制度非常灵活，股权组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财东投入的股本，另外一部分就是员工以人力入股，具体的股权有以下几种。
子承父业享银股。银股以银子入股，具有可继承性，相当于现在的无限责任公司，即儿子可继承父亲的股份，但如遇破产等情况，儿子同样承担父亲的债务，也就是俗话说的“父债子还”。
劳力可化为身股。身股是晋商的特例，员工以工作能力入股，劳力在股份上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员工退休年龄没有规定，只要能胜任工作，就可以享有身股。劳动者出力，均有股份，一经获利，平等分配，分红时按照不同的股份进行分配。一般在票号的最后一进院落后厅，就是每年“大帐清”和四年一期的分红场地，这时各地分号的老板汇集于此，各分号所取得经营业绩，也由帐房先生统计公布，赚了钱的分号掌柜财大气粗、洋洋得意端坐于门的正面好不风光，而那些业绩较差的掌柜只好背门而座，一副羞愧难当的表情。最绝的是，在众票号相聚的宴席间，还有一道菜叫“鱼头对着谁，谁就将被辞退”，正是这些约定俗成的礼仪，将晋商文化中的“勇争上游，落后挨打”的精神表露无遗，让票号里上至掌柜下至伙计的各类人都激发“勇争第一”的勃勃生机。
人故股在红利在。即持身股的员工去世以后，他的子孙可享有三次分红的机会，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防止挂身股的员工在晚年即将卸任时，做出营私舞弊的勾当。
同时，在四年一期的分红时，票号也不会一次性把利润全部分干吃尽，会留出一部分作为风险金备用，行话称其为“护本”，正是这些不断累积的“护本”，帮助票号成功度过了许多挤兑、战事等不可预料的金融风险。山西票号业正是靠着这种特殊的股权设置和有备无患的“护本”制度，把员工的利益和票号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成为山西票号得以辉煌发展的根本。
票号的盛衰与启示
山西票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地理上看，它的势力范围北起莫斯科库伦、蒙古，南至云南、广东、新加城，东自日本，西达新疆。因为诚信可靠，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不断扩大，仅在汇兑官款这一项业务中，就包括承兑京饷、协饷、海防经费、铁路经费、赈款、庚子赔款、河工经费、“四国借款”等影响力巨大的巨额款项操作。此外还经营存贷款业务，一为官金存款，一为官吏贷款。可以看出，当年票号的资金雄厚，信誉卓著，规模庞大，它实际上代行了国家银行的职能。
现今仍悬挂于日升昌旧址院内的“汇通天下”牌匾
一、票号的黄金时代
随着外敌入侵，清政府节节败退，巨额战争赔款亟待汇兑。于是，清政府成为各票号的最大集团客户。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割地赔款。日升昌揽做部分赔款汇兑生意，其中京都分号最让户部满意。道光皇帝接报，获知凭借一纸汇票就为大清分了忧，御口赞扬“好个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从此日升昌以“汇通天下”名满五湖四海。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票号行业进入到鼎盛时期，总数达到30多家，每年调拨的银两数目达到8亿两，主宰着当时全国金融资本的流通。它们的触角甚至延长到了俄罗斯、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带。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升昌成都分号为应四川总督刘秉璋向京报解筹饷40万之急，一次揽做汇兑8万两。杭州分号为浙江巡抚廖寿丰汇兑预备饷8万两，解了巡抚燃眉之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两。清政府向各省增加赋税和协银，各省官员无不委托日升昌、蔚五联号、百川通、协同庆这些票号汇兑赔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垂帘听政，挟持光绪四逃，谓称“两宫西幸”。途径平遥，户部令各行省汇解军饷、税银补给两宫西逃用度，平遥票号纷纷急兑。慈禧在协同庆票号大掌柜赵德溥停銮住宿，夸赞“票号乃有胜于户部之势”。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27年间，日升昌票号年汇额在3000万至7000万两左右，仅揽办甲午、辛丑两项汇解上海江海关约800万两白银，获利颇丰。
二、票号盛极而衰
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周遭虎视眈眈的英美日等帝国用长枪大炮轰开了国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的协议，使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而票号在此时却因攀附上了没落的清廷，在承办一个个赔款解付的事项中赚得大笔利润，却完全没有料到，这已成了自己最后的晚餐。千疮百孔的清政府一旦溃崩，票号业的百年基业立刻灰飞烟灭，消散于历史的长风中。
1、“富五代”们的醉生梦死
光绪末年票号鼎盛期，已经开始潜伏重大危机，但没有引起票号东家和掌柜的重视。第四代、五代财东们已经丧失了勤劳克己的优点，变得挥霍无度，骄奢淫靡，他们吸食鸦片，自称“票大爷”，并且山西几家票号大户人心不齐，无法结成联合之势，这成为票号自身潜藏的毒瘤危机。
“富五代”们醉生梦死的生活
2、外国银行的资本入侵
随着各项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我国的通商口岸开放，外国银行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国内银行和官银号也相继设立。1898年，设立的国内银行已达13家之多，1897年最早设立的官商银行和1905年开办的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后改名为大清银行），机构众多，享有特权，几乎垄断了票号的汇兑业务，成为票号的有力竞争者。一方面，票号汇兑公款额逐年下降，官饷汇兑业务的大幅度萎缩，票号的经营空间越来越狭窄；另一方面，外国银行还与票号争夺仅存的民间汇兑业务，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腹背受敌的票号在清政府和洋行的双重压迫下逐落下风。
3、信用体系的山崩土溃
清末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加之外国工业化的兴起，洋货倾销压制了国货的发展，导致造成购买力下降，社会经济倒退。而与此同时，山西票号一直采用的是无抵押贷款的方式，即使在社会动荡的清末，也只凭商家信誉从不办理抵押或担保贷款，这虽然给予了客户很大的便利，但一旦出风险，对于票号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外国银行也在放贷市场上争抢业务，但他们放贷的条件是要有相等金额的抵押物，因而虽处相同环境，却有效地避免了“有贷无回”的风险。
武昌起义
4、晚清末年的政治海啸
01战乱
晚清末年社会异常动荡，南方战火纷飞，许多商铺破产，贷款收不回来，票号有生意也不敢做。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清政府内外交困财政困难，这个消息引起了各家票号恐慌，蔚字五联号当即决定撤销了12个外地分号，商户得知后立即引起了挤兑现象。分号减少后，赢利大受影响，除了应付战争造成的大量的呆死帐，还要支付撤庄后人员的遣散安置费用，票号举步维艰。1860年，日升昌总计赢利为44600两白银，而无法收回的呆坏帐损失就占了一半，这年又是四年一度的分红期，它每股的分红从鼎盛时期的1.2万两白银竟降到了511两。
02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时之间全国响应，革命军不但冲击了政府金库，也冲击了票号，据有的票号自己估算有一半的财产被抢。票号各地的分号遭到洗劫损失惨重，仅日升昌一家设立在四川、陕西的分号丢失的白银数目就达到了30多万两。
03独立
就在这场混乱的时局中，蒙古宣布独立，这不仅使山西商人彻底退出了北方关外的市场，而且苦心经营多年的基业也被“抢劫”一空。当时独立后的蒙古实行公有制，山西商人在这些地区的资产全部被没收充公，这对业务重心主要在北方的山西商人而言，简直就是致命的打击。随着驻外商号的纷纷倒闭，这些从前显赫的晋商的资产遭到了洗劫，财富急剧消减，也必然影响到了票号的生存。
04覆灭
与战乱的浩劫相比，更让票号业难以承受的是晚清王朝的覆灭。票号本来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但民间经济的萧条，迫使票号业已与清政府和清廷权贵结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而清政府的灭亡让票号深切地体会到了唇亡齿寒的意义，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它的分崩瓦解也成为必然。到1911年12月，仅清廷的财政部度支部欠京师各票号的款项就高达七百余万两，若加上各地方政府的贷款，以及清廷官员们的私人借款，整个票号行业已经处于高度透支状态。清王朝灭亡后，山西票号垫借的政府公款无人承担，各地政府的大量财政借款无法收回，放给京中王公大臣的款项更是难以清理。
清政府的灭亡成为山西票号“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53年公私合营,苦苦支撑了一百多年的日升昌彻底关门停业。在中国第一家挂牌经营的票号是日升昌，最后谢幕的仍是日升昌。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风雨之后，这个中国最早的金融体系——票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三、百年票号给现代金融业的启示
票号创立之初，无数能人智士殚精竭虑为其发展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让中国在世界金融近代史上发射出了耀眼夺目的光芒，其中许多经营理念和制度值得现代借鉴。它历经了百年的沧桑，却在一夕之间衰败消亡，其间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
上海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
1、固步自封，老而朽也
票号的产生和壮大，源于有许多象雷履泰和李大全这样的晋商，不断吸收新生事物、勇于创新的精神。但在稳步发展的百年后，票号传承到了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第四代、第五代财东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白手起家的财东，更注重生活的享乐而非不断进取的商途。他们整天躺在深宅大院里醉生梦死，只需把票号的经营和运转妥妥地交给自己认可的大掌柜们，就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白银进帐，根本无需了解外面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风云突变的风险，一旦外界有变对票号的生意产生影响，第一时间想到的竟是护紧自己身边的现银，而不是救票号于水火。
例如在票号遭受外国银行和政府银行的相互夹击之下，各家分号掌柜提出“联合成立银行，以抵抗不利的局势”的要求，却被害怕丧失绝对主事权的第五代财东们轻易否决，以致痛失了四次（1904年、1909年、1914年、1915年）改革机会。同时，票号晚期的CEO接班人也不具备国际眼光，没在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建立总部，使决策长期远离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
票号沦落到此等人手中，怎能顺势而变？如何应对社会经济的萎缩？它只能象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渐朽渐灭。其实做金融最忌固步自封，一定要时刻关注瞬息万变的时势，才能在危机到来之前窥得那一点儿预知，做好应对准备，以期尽可能地降低本行业在危机中的损失。现代金融业也同样面临社会化、全球化等复杂情况，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顺应时代需要，不断开拓创新，才能有新作为新发展。
2、成也“信义”，败也“信义”
晋商信奉关公，票号更是以讲信义的品质著称，将“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的原则深刻骨髓，把“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作为自己的生存之本。正是凭借这种卓越的社会信用，票号在庚子之乱中不仅没有倒闭一家，反而给自身带来发展的绝好契机。但讲信义不代表要当“冤大头”，而是有目标、有针对性、有保障性地“践约”。票号在发展后期，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已被破坏，整个中国都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金融机构更是要面对无数可能随时引爆的经济雪崩，但票号却依然沿用最初做法，只凭商家信誉从不办理抵押或担保贷款，从而在多处遭受了商号破产的连累，为自己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反观其他的金融机构，如外国银行进入我国之初，就知道在这样高风险的社会一定要使用“放贷抵押制”，让他在争夺市场的同时，又有效地避开了被“危险客户”的拖累。它给我们现代金融业带来的有益启示，就是金融行业既要讲信义，更要讲法律，法律是筛选良性客户、避免被拉入债务深坑的第一道关口，只有将道德的内在约束和法律的外在强制约束两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全面有效的金融约束机制。
3、政商勾结，唇亡齿寒
票号本来是随着商业的产生发展而发展的，但后期由于社会经济萧条、战事不断，它的业务重心不得不由商业金融转向了政府金融。从表现看起来，这一转变实现它步入巅峰的理想状态，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票号金融功能的异化，形成了自身的“寄生现象”，为它日后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政商勾结
同时，票号也因为抱住了“清政府”这条大腿而自鸣得意，从而丧失了对更大风险的预知感，也使他自身财富的合法性遭到质疑。他们疏通各种环节，以期与清廷的权贵结识；花费了无数心机，才接驾到了弃宫西行的慈禧；耗用了十几万两白银讨得了这位“中国当家人”的欢心，自以为从此便高枕无忧了，哪曾想到自己所抱的这条“大腿”却已是将死之尸。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这让始料未及的票号大亨们损失惨重，1908年末，慈禧与光绪的相继离世，更是让他们有了强烈的被覆灭感，此后一系列不幸的变故更实现了他们这份迟来的预知。由票号的覆灭史我们可以看出，“把所有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可能会是一种毁灭性的投资，同时更看清了政商勾结的高收益与高风险的正比性关系。现代金融业一定要吸取这个沉重的教训，杜绝政企之间的高暴利寻租行为，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更利于自己的长久发展。
百年票号终成历史
回望山西票号这一路的盛衰历史，繁华落尽之后带给我们的除了深深的叹惜，还有更多宝贵的经验与财富。尽管票号随着皇朝的覆灭而消失，但这种顽强的民间智慧却已深深扎根于民间，山西票号所形成的金融文化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金融人，它其中的诚信义利与中和之道，直到今天还在让我们所受益着。从票号伊始的民间金融业在我国至少已有400多年的发展史，如今民间金融业蓬勃发展，为个人消费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需要，只有不断完善法律保障和监管体系，强化风险管理，才能使民间金融业充分发挥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