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雄辩？

宋朝有一个才子叫汪藻（字彦章），是四六骈文的大家。他的文章上承苏轼、欧阳修，集宋代文人四六体骈文之大成。有论者称他“属对精整，擅绝一时”、“感激顿挫，意到笔随”。汪藻不但擅长骈文，古文也是写得极好。

什么是真正的雄辩？

这位老先生历仕北宋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三朝，都是专职的御用“笔杆子”。他传下来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皇帝和主政者代拟的诏书，往往是文章一出，天下传颂。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这类代领导拟制的例行公文——例如领导发言稿、声明、通告、训令等，在文体上能变出什么花样，写出什么文采来。而就是这些公文还能使这位老先生在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一读汪藻的这些文章，就不得不叹服他写得实在很精彩。不过他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并不代表他的为人也好，他的人品和文德在当时却是“为士论所薄”。为什么呢？我们且来先看一看他的锦绣文章、生花妙笔。

金国人攻陷北宋的首都汴京之后，要立大汉奸张邦昌为楚帝，迫于当时舆论的压力，张邦昌不敢称帝，请出孟太后垂帘听政，并迎立康王。秉承张邦昌的授意，王藻奉命为孟太后草诏。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抒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这实际上是为张邦昌辩解，曲尽委婉。

等康王即位为高宗，政权日渐稳固，决心治罪张邦昌，又令汪藻草诏。于是汪藻写到：“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圣人所嫉。方宗社有非常之变，乃人臣思自尽之时；而不能抗虎狼强暴之威图欲为鼠雀偷生之计，陷于大恶，所不忍言。宜大正于典刑，用肃清于名分。”其行文是多么的义正辞严，按此文意，张邦昌是死罪难逃了。但是高宗暂时还不想杀掉张邦昌，于是汪藻在此笔锋一转；“尚以本由于迫胁，恻然姑示于矜容，出授散官，窜投荒服。其体好生之德，毋忘自讼之心。”其蛇鼠两端、立场不定的态度可见端倪。另外，这种秉承统治者意志，对一个人前后操持完全相反态度现象同样发生在抗金名相李纲的身上。

对于汪藻的文章，如果单看某一篇，简直是无懈可击的佳作，不可谓不高明。但是如果将其所有的相关文章前后对照来读，体现在同一人和事上的观点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如果这样，试问作者心中自己的是非原则究竟又在哪里呢？

由此不禁想起前几年盛行的各种辩论赛。这种竞赛的目的在于锻炼参与者的口才，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水平。而且辩论的主题常常是社会热点问题，使参与者能够关心和思考发生在世界上的现实问题，这是很好的创意。但是，这种辩论也有很大的问题。辩论双方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而双方各自所持观点并不是由自己选择，而是由抽签决定的。或许，某一方抽到的论点并不是辩者内心深信不疑的观点，但仍然需要引经据典地想办法将对方驳倒，这违心的辩驳究竟会带给他们什么呢？当时我也非常喜欢观看这类辩论，但是当我慢慢知道了这些规则之后，看着电视上那些才思敏捷、词锋犀利的论辩者唇枪舌剑、咄咄逼人时，我总是很好奇：他们所强力维护的观点，自己内心认同吗？他们内心的真实主张究竟是什么呢？什么又是真正的雄辩？

学者资中筠曾经这样理解“雄辩”：“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辨，小到解决一个问题的具体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

其实，雄辩之才并非自今日始，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艺术，它的起源差不多与人类的思辨能力同时发展起来，而且中外都是这样。你看一下有多少流传千古的名篇巨著都为自己所坚信的真理而论辩的结果。中国思辨最早、最发达的时期就是春秋战国。那时所谓的“百家争鸣”就是辩论。实际上，从先秦诸子一直到晚清，大量的文章名篇多数都是辩论的产物和结果。这些辩论的参与者有时候级别很高，甚至皇帝都是这些辩论的参与者和裁判。到这个时候就不是闹着玩的，辩输了，或者逆了龙鳞，轻则罢官，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但是这样高压的辩论，也培养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国的士大夫有很多缺点和毛病，但却有一个及其宝贵的优良传统，那就是将气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士大夫的气节，而且他们还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即便是在那伴君如伴虎的时代，仍然会有很多人敢于批龙鳞，面折廷争，为自己坚信的利国利民的主张而穷尽其理，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策论文章大多说理缜密、气势磅礴，至理名言层出不穷。这主要是因为文章里面包含着作者的灵魂。

中国如此，外国也是这样。从苏格拉底到左拉，到近世法庭上的革命者，其演说词都是铮铮做金石声，因为这些演讲的内容都是源出于自己坚定的信仰。

因此，我们辩论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伶牙俐齿的舌辩之士，至少要和认真独立的思考能力结合起来。首先我们得弄清楚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而不是为了目的不顾原则、不择手段。如果坚信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是正确的，”虽千万人吾亦往矣“，以这样的气概和勇气舌战群儒，即使是少数也一定能够获得胜利。

回到本文的开头，文章能够做到像汪藻那样，也绝非常人所能企及。文虽雄辩，德却不及。汪藻之所以被当时士林所不齿，根本还在于自己没有原则和底线，没有坚定的信仰。文德不及，再好的文章也不是真正的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