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郑桃英

我的奶奶郑桃英，于2017年1月26日下午与世长辞。这一天是2016年农历二十九，距离她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1月27号，仅隔一日。

我的奶奶郑桃英，生于1927年，6岁那年母亲去世，在父亲的拉扯下长大。她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不能识字。

我的爷爷走得很早，早到没看到父亲成年。当时，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农村迁到镇上，没有住处，她去找相关人员，批了块宅基地，靠着在建筑队烧火做饭的钱和父亲的工资，盖了座没有卫生间的平房。

自我记事时起，奶奶就和我们一起生活。她个头不高，瘦瘦小小，手却很大，手指关节尤其凸出。我没有看过她年轻时的样子，脸上的皱纹很深，常年用黑色发箍将前额的头发拢着。我读小学时，有好几年，是奶奶在给我做饭。说实话，她做的饭味道不是太好。青菜会闷得发黄，鱼的腥气味很重，菜的种类也只有几样。有一次，我任性要吃薯条，她说那是什么东西。我去厨房半煎半炸了盘土豆条出来，没想到奶奶竟也喜欢。于是，这成了我们常吃的一道菜。

我的奶奶这辈子性格刚强执拗，不喜欠人情。你今日端给她一碗汤，她明天就要送回一碗肉。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七十多岁还在外拾荒，也就是捡垃圾。为此，家里人不知道劝过多少回，她不听，执意在前屋后院堆满垃圾。在大街上遇到在捡垃圾的奶奶，劝她回家也不理，甚至还会装作不认识我们的样子。回家后，她会说，不要在外面喊我，免得丢你们人。一直到体力渐衰，她才从拾荒的一线退下。青春期的我曾经很不理解，家里人明明每月都会给钱奶奶生活，为什么她还坚持捡垃圾卖。她总说闲不住，不做事哪里来的钱。早年的生活经历，已经在她身上打下了刻骨的烙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多舛的命途，让她无法松弛下来，享受清闲的暮年时光。

早年间，奶奶在屋前的空地上，开辟出一小块地，用来种菜。其中数丝瓜和冬瓜长得最欢脱，特别是丝瓜，卷曲的瓜蔓顺着桂花树一路爬到我房间的窗户上。夏日在房里午睡，望见窗外深绿的瓜叶，鹅黄的丝瓜花，经瓜藤过滤后的阳光，细细碎碎，是翠绿色的，洒落在地板上。这些日常的画面，在当下不觉得有什么，现在追忆起来，似乎格外美好。

奶奶的去世，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到死亡。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任凭你怎样呼喊，都无法得到丝毫回应。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在老地方再见到瘦瘦小小的她。意味着你再也无法握着她的手，在她面前说你有多想她。

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可能有人离世，告别对自己来说，仅此一次的此生。有多少人在走了之后会被人记住呢？除了他们的亲人。那些穿越层层历史屏障，被世人铭记的人，放之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真的是凤毛麟角啊。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她的名字就鲜被提起，街坊邻居都喊她——"童婆婆"。现在她不在了，往后能记起她名字的人也不会有多少。可我还是想留下点什么，哪怕一点点也好。

谨以此文献给我独一无二的奶奶郑桃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