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好文】国民党：七十古稀两局棋，山河家国一场梦（上）

现代中国的孕育，始于国民党，发展于.........？路远且艰。国民党所有戏剧般的宿命，都是为了迎接现代中国的新生。思考国民党的失败，也是现代组织的思考。

寒蝉凄切

秋意萧瑟中，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已近70年。

2015年秋冬，在决定命运的“总统大选”战役中，国民党望风而溃，全党上下弥漫着一股集体从沉船逃亡的气息。

第二年3月，新当选的党主席洪秀柱，宣称将“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幻想东山再起。

5月，世仇蔡英文就将取国民党而代之，正式入主台湾大位。

多么熟悉的剧情。

是的，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了1948年深秋。

彼时，战场上接连失利的国民党，四顾惶惶，朝野上下一片哀鸿遍野声。

被当局者称为“徐蚌会战”、被胜利者写作“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后，朝代更替的棋局已在事实上结束。

11月，宋美龄带着全党心气，再次飞往华盛顿求援，试图重温“国会演讲”的外交旋风，幻想着大米国上下还会被她倾倒。

可惜，昨日黄花，晓风残月，世界新霸主是一点兴致都没有了。杜鲁门甚至挖苦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

重建家园？这话蒋介石也说过啊，精诚团结，反攻回来。六十多年过去了，大陆没反攻下，国民党连最后一块立足之地也要丢掉了。

六十七年，大小双甲子，前世今生一轮回。

江山依旧在，你咋又把它搞破碎了呢？

骤雨初歇

其实，天平一开始还是倾向国民党一方的。

1946年， “抗战”结束后，积贫积弱的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与“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胜利者一方。就算是在美苏帮忙下的惨胜，那也还是胜利。只要是胜利，就总比一本本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好太多了，何况“二战”中的英法两国，不也是在美苏协助下的惨胜吗？

挟抗战胜利之威，蒋委员长领袖威望如日中天。甚至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他竟受邀参加了“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并为三巨头，一起筹划“二战”后的世界新格局。

近代史第一次这么垂青国民政府，按理说，你应该有个好未来才对得起上帝的剧本啊。

然而，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才打两年，国民党溃败之快，就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就像后来，拿下人神共愤的陈水扁贪腐政权后，“小马哥”马英九雄姿英发，帅朗形象给政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全党上下朝气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谁能想到，一股作气走的竟是下—坡—路！

这么好的江山，你怎么就有办法糟蹋呢？

从1946，到2015，国民党到底中了什么邪，被下了什么蛊？

都门帐饮无绪

是国民党没有人才吗？

当然不是。

比起另一方，国民党的人才只多不少。

军事上的人才，光一个“小诸葛”白崇禧，就与林彪不分高下；别说比“小诸葛”还会打仗、三次击败他的陈济棠了，更别说入缅歼灭大量日军、又多次击败林彪的虎将孙立人了。

国共双方都有承认，国民党不是输在军事上。

那是输在纵横捭阖的谋略上？

国民党也不缺远见卓识的人物。比如杨永泰，世人知道不多，但他的能耐可说是当世无二。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统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全拜此君谋略所赐，甚至他还提前预估到了连红军自己都没想到的北上路线。

厉害吧？像这样的智谋人物，至少还有林蔚、贺国光等一干高手。

你智商不差啊！好比你不能因为心沧桑了，就说自己不够帅，你也不能因为项羽倒在乌江，就说他帐中没人才。

那么输在所谓“四大家族”贪腐上？

这个鄙人不敢反驳。

然而时过境迁，马英九治下的政府，恰恰以“清廉自守”著称，跟贪腐沾不上边，连习惯死缠烂打的对手民进党，都揪不到他一根小辫子。事实上，比起对岸三千年未有的“反腐”运动，马政府也确实是十分廉洁的。

那一定是输在“失去民心”上了？

可是，赢得抗战胜利的蒋政府、惩处阿扁贪腐政权的马政府，本来是民心在握的，民心又不是钱包，怎么说丢就丢呢？

聪敏如宋美龄者，率直如洪秀柱者，都是人中凤凰。凤凰可以涅槃，但面对不争气的一家老小，她们至多就是一颗“速效救心丸”，缓口气可以，想救活国民党，那是痴人说梦。

因为国民党老大哥的病，不在肌理，不在血脉，在骨头里。

这个病，叫“拥兵自重不团结”。

这个病，叫“旧中国分裂式后遗症”。

这个病，始于曾国藩。

暮霭沉沉楚天阔

曾几何时，不知从哪刮起的一阵风，曾国藩忽然大热，就跟今天的马云、雷军似的。

受此影响，当时刚读大学的笔者，差不多把能找到的曾国藩的书都读了。

老实讲，才智中等的曾国藩，能被后世称为“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完人，确有其牛逼之处。这里就不细谈了。但很要命的一点，他无意中恢复了晚唐军阀“藩镇割据”的旧格局。

曾国藩的湘军，作为当时国家倚重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干掉太平天国后，变得不好控制，弊病丛生。于是，湘军被遣散，薪尽火传，李鸿章的淮军崛起。

然而，这里有个巨大的隐患被隐藏了：

湘军只听曾国藩调遣，淮军也只认李鸿章——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都不对中央政府负责，只对个人负责。

所有在战争中立功的军人，均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名推荐，获授朝廷爵禄。

而李鸿章的格局更小。

李鸿章是个人才，有人说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跟他恩师曾国藩比，还是差太多太多。

曾国藩年轻时的诗，是这么写的：“竟将云梦吞如芥，求信君山刬不平。”

李鸿章的诗，却是这样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霸气吧？是的。但心中打的念头却高下立判。曾国藩说，老九是拼命发财，少荃是拼命升官，我是拼命读书。一点没错。老九是曾国荃，少荃就是李鸿章。

他比曾国藩精明，更懂人情世故，会耍滑头。但他的所有聪明，都是在个人升官发财的小格局中，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儒生济世之志。

 “兵为将有”的湘淮军阀旧习，被李鸿章的继承人袁世凯因袭，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练的是袁家兵，口号基本就是“吃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

拥兵自重，便舍不得自己的家当，舍不得自己的家当，就不会有超越一己之私的格局。

当一支军队只认一个人时，那基本意味着它迟早有一天要造反。这在今天很多企业里，也是一样的。笔者就亲身见识过几次。

这跟孙中山的国民党有毛线关系啊？

关系大了。

千里烟波

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军队对某个人的依附作用，反过来又使个人萌发了割据一方的野心，并日益膨胀。

这无论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党，还是对一个企业来说，都是致命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十分诡异、令人慨叹莫名的历史迷案。

破译这个迷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他翻阅了大量保密史料，真实性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个迷案，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行至桂湘境内，前有广东、广西、湖南地方军阀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大军围追，红军怎么可能凭人力逃出生天呢？

毛先生再怎么神奇，在四方大军合围前，也没有渡过湘江的道理。

唯一的谜底，是有人让出一条华容道。

红军是被人有意放走的，而不仅仅是凭自己作战英勇、谋略高超。

广东军阀陈济棠，首先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只要红军不滞留广东，他就一路放行，最好笑的是，粤军甚至用有线电与红军互通情报。

广西的“小诸葛”白崇禧，定的九字围剿策略也很神奇：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就盼红军早点离开桂境。

执行白崇禧策略的两个军长甚至吵了起来，因为尾巴也有大小嘛，到底击大还是击小啊？

白崇禧再次指示，小尾巴，意思一下就行了。

这么小意思一下，就叫红军损失超过两万人，让朱德、彭德怀陷入极其险峻的局面中，林彪甚至对自己部队还能撑多久产生了动摇。指挥部一度变成战场，连林彪、聂荣臻、左权都拔出了手枪。

等到在蒋介石重压之下，稍作合击，86000红军，渡过湘江就剩下3万，损失大半。

白崇禧要是出力真打，红军是扛不住的。

白崇禧这么干，倒没和红军达成什么协议，有的只是对自己利益的精心算计。

“小诸葛”的算盘是，老蒋围剿红军的确，但借“剿匪”名义来收拾我广西也是真，所以“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留着朱毛，他白崇禧才有发展机会。

“小诸葛”是对的，蒋介石也没有错。

直到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也从没有在信仰上、组织上、人心上真正统一过。像陈济棠、白崇禧这样打着自己小算盘、蝇营一方的党国大员，何止成百？

袁世凯死后形成的军阀割据、拥兵自重的局面，并没有通过多次“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消失，相反，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多个割据军阀貌合神离的拼凑。

“内忧”时如此，国破家亡的“外患”当头，也不肯放下自己的铁算盘。

1935年，为了防止白银大量外流，蒋介石决定以法币代替白银，全国统一货币。这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并多次威胁要采取断然措施，因为这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政·治统一。

而主政华北的宋哲元，禁止白银运归中央！

宋哲元甚至谋求华北自治。当他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实际上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金一南少将在书中问到，全国抗战始于“七七事变”，但卢沟桥并非塞外边疆，它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中日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要知道，华北日军不是关东军，其兵力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八千多人，驻守华北的宋哲元手握十几万兵力，竟然放任敌人以如此少的兵力深入领土，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第二例？

因为在中央军和日本人之间，宋哲元正在翻来覆去打算盘，要守住他那点地盘。

宋哲元如此，“鸦片将军”张学良实际又是一副什么德性呢？

兵力只有一万八千人的日本关东军，要打败近20万东北军，本来不可能，但纨绔子弟张学良直接扔掉了整个东北。

跑到北平的张学良一面向中央索取巨额军火粮食，一面玩自保。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

张学良却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 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说，“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竟无耻地答道，“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汪精卫伤心至极，回到南京即宣布辞职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

蒋介石没敢惩处张学良，因为怕他投敌。

这就是国民党内的真实现状。军阀派系，人人握着算盘，没有哪个是真正服从中央指挥调度的，没有谁的眼界能超过自家的二亩田。

这样的党，焉能不败？

这样的党要是不亡，谁亡？

今宵酒醒何处

前世种下的孽缘，今生还在开花结果。

接连输掉“三合一选举”、“总统大选”两大战役的国民党，还有机会翻盘吗？

六十多年前没做到的事，现在也不能。

国民党风雨飘摇，李登辉的挖空、拆迁作业，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之后呢？

曾经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另创亲民党，分裂国民党，虽有满肚子委屈，也无非是个人的那点利益放不下，与李宗仁有什么不同？

长期担任“立法院长”的王金平，已被一再证明无领袖潜质，却从来隐性不合作，自矜自持，历来态度暧昧，和白崇禧有多大区别？

踌躇满志的马英九，一再削弱连战、排挤宋楚瑜、打压王金平，重用没有实际治理经验的大学校长、学者理政，贪图容易驾驭之便，有考虑过“泛蓝”大局吗？

朱立伦等党内精英，初时畏首不参选，不过是盘算自己那点前程，怕替国民党背黑锅。

剩下一个真正的领袖人才吴伯雄，又被晾在一边暗自叹息。

笔者曾在复旦哲学课堂听一位老先生的课，他说大陆高层也很关心台湾选情，就问情况这样糟，国民党为什么不团结呢？被问者苦笑道：“国民党什么时候团结过呢？”

这位老先生便是冯沪祥教授，曾担任过蒋经国八年秘书——在宋楚瑜之后、马英九之前。

一语道破天机。

国民党还是那个熟悉的国民党。

即使它脱下了中山服，穿起了西装。

从全党唯唯诺诺不敢对决蔡英文、集体通过洪秀柱参选2016，到“大选”前夜临阵换将，临时修改党章，以朱立伦取而代之，环顾当世，可有第二个这样的笑话？

一个党懦弱苟且到如此田地，反反复复到这般情形，它不死，上帝真没法活了。

失去心气的人，天意就不可违。

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天已不与洪秀柱——尽管她有辣椒一般热烈的斗志，藤条一般坚韧的意志；尽管她展现出来的节气、志气、骨气、勇气，为国民党数十年来所未见，足以令所有国民党男人低头羞愧。

但那也至多赞扬她一声“时穷节乃现”！

仅此而已。

国际上，台岛内，时间，人心，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帮助到她。纵有一批深蓝的老同志在默默地为她祈祷，也只是孤臣尽忠罢了。

蒋介石、连战、宋楚瑜、马英九失去的，不是一个花木兰能找回来的。

大门已经关闭，句号已经划上，国民党哀伤的身影，将伴随着他那高冷的余音袅袅而去。

六十七年前，失败者尚有海岛聊寄余生；这一回，在劫难逃。

国民党这座老店，无论昨夜宿醉何处，今宵都是醒不来了。

有些人活着，它已经死了。

杨柳岸  晓风残月

这种情形，恰如春秋时代的晋国。

春秋初，晋国内部就出现了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内耗。到了后来，大臣势力越来越大，公室君主屡被架空，或被弑杀，晋的内部割据势力逐步形成了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卿，公室不再重要，而六卿之间角逐不息，你打来我打去，终于把自己打的遍体鳞伤，内伤深重，分裂成韩、赵、魏三家，再也不是强敌楚、秦、齐的对手，直至一个接一个亡于敌人之手。

不然以晋的实力，朔北的凛冽风骨，怎么会让秦统一天下？

不然，以国民党手中的优势资源，怎会失去最后一块家园？

以此对照，国民党的内部，又岂止六卿？

子曰：不知生，焉知死？

要知为什么死，得问为什么生。

前世因缘，感染了乱世“割据病毒”的国民党，本就不是以洁白之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它又没有能力自我康复，将自身病毒涤除干净，上天也没给他一个能超越个人格局的时代人物，所以一逢命运大对决，国民党总会习惯性惊惶失措，一败涂地。

国民党，一个努力争取走上正道、却又一直被自我旧习戕害的孩子。

六十七年两局棋，山河家国一场梦。

命苦，也不能完全怨社会。

斜阳草树  寻常巷陌

说正事前，扯点闲事，你发现一个现象没？

怀有雄心的男人，大多爱谈些牛气冲天的时代大事；富于灵气的女人，却喜欢注意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

看起来，男人们的这等雄韬伟略，要比女人们的鸟语花香厉害百倍是吧？

恰恰相反。男人滔滔不绝的一万句逻辑推演，常常敌不过女人透过细节的一眼看穿。

世界总是发生些又错又误的大事，细节里掩藏的真相，却往往惊人的准确。

女人进化出的这种强大观察效率，难度系数实在太高，只有最冷辣的男人才能办到。

比如让你判断，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呢？多数人能想到的，也就是陪谁到海边吹吹风，或者拉着谁的手慢慢变老啥的。

鲁迅却说，最浪漫的，是在有天傍晚，满院的红叶飘零，忽然转身吐了一口血，这时有温柔的人将一件风衣披他肩上。

老愤青的洞察力，毕竟高人一筹啊。

用造物主的这种神奇的戏剧手法，来思考国民党的前世今生，实在是很有趣。

而且很有效。

当人们习惯在金戈铁马的遐想中，纵横捭阖着民国风云，在三五杯酒盏后，谈论着时代豪杰时，历史的真相，往往还是在小小的细节里看得更清楚。

这篇笔记，就试着从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里，在那些大叙事外，找出国民党挂掉的真相。

第一个细节，是件台湾的白衬衫。

舞榭歌台

2016年6月3日，台湾平常一日。

昨日暴雨造成的200多个航班受困，等到今日积水退去，多已恢复。到了傍晚时分，恒春海域发生4.2级地震，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岛底小躁动，不值一提。

“大选”已成往事，蔡英文也已在两周前宣誓入职，对重创之后的中国国民党来说，除了找个无人的角落默默地舔舐伤口外，这一天似乎也没什么值得记录的。

然而，风雨交加的夜虽已过去，还是有一件白衬衫，映出了国民党鬼魅般宿命的身影。

6月3日，国民党内约定“立法院党团大会”抗议行动，按事前统一要求，所有人都身穿国民党蓝色“战袍”出席。唯独立法院长主席王金平，穿着白衬衫，十分扎眼。

老大叔爱白衬衫，那也没什么不妥吧？

王金平大叔甚至表示，“不要说衣服(蓝衫)没有送给我，就是送我也不穿”。

穿衣服嘛，小事一桩，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总会有调皮捣蛋的嘛。

可是，当此泛蓝阵营一片萧条，国民党处于三合一选举、“总统大选”严重挫败后的低谷期，在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大会上，作为一个在党内关系盘根错节的大佬，王金平拒穿象征党魂的蓝色“战袍”，背后折射出的国民党内在困扰，还是让人不免一声叹息。

须知老大叔并非不懂事的小毛孩，王金平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员。

当年宋楚瑜从蓝营出走，搞出一个橙党，虽然高不成，低不就，难成气候，但每逢“大选”，必定抖擞精神上阵跟国民党拉仇恨，一个好端端的泛蓝阵营，从此搞得乱七八糟，伤疤至今未愈，党生活一直不和谐。

如今王金平又身在蓝营反穿白，眼看着同志们都上阵呐喊，却一个人坐在角落冷眼旁观，老人家你到底在玩什么毛线呢？

一百年过去了，国民党还是号令不行，队伍不好带，大哥不好做，二哥爱折腾。

推算起来，国民党百年苦旅，从黄兴、李宗仁、宋楚瑜，到王金平，像这样任性的二哥差不多有四任了。当然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任。

一件白衬衫，穿出了国民党一世纪的哀愁。

可是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么不靠谱地散乱着呢？ 

因为粘合国民党的，初期只是些红手印。

第二个历史细节，一叠红手印。

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

国民党的前身，是兴中会、同盟会。

它们本由多个反清团体组成，目标很简单，就是革掉清王朝的命，彻底结束封建帝制，恢复中华，创立民国。

然而自武昌起义推翻清廷后，国民党一口紧憋着的气，似乎就喘掉了。

先是宋教仁被刺杀。后是黄兴在讨伐袁世凯、建党原则等重大问题上，多次与孙中山公开激烈争吵。然后是章太炎自作主张，赞成军阀割据，与孙中山国家统一的宗旨背道而驰，转身而走，与黎元洪另创共和党。

等到陈炯明叛变，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甚至联名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

陈炯明身为一个将军，居然也敢提出与领袖完全相反的路数。总理主张强势中央政府，北伐结束割据局面，统一中国；小陈同志却要以广东为模范，联省自治。

这拥兵自重的旧路子，多么似曾相识。假如手握重兵的将军，人人都提出一套社会大计要实施，整个社会岂不乱成了一锅乱炖？

可是国民党好像一直喜欢吃火锅。

当年国民党的“核心三人组”，是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章太炎影响也很大。随着宋死，黄争执，章出走，孙中山孤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就各回各家了。

这真是奇了怪了。大家都是忠肝赤胆，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为苍生黎民衔命疾走，岂不是应该舍小节、求大义吗？死且都不怕，还有什么放不下、谈不来的呢？

不团结的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檀香山回来的孙逸仙博士，学了许多西方知识，还入了基督教，他思索出三民主义，给出了思想；他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提出了目标；可是对于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却近乎一片空白，在人的问题上，好像写诗一样凭着感觉走。

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改组成的国民党，都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万，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

那么到底有多少党员呢？答案是不知道。

入党就很不严谨，只是按红手印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抬头仰望的是革命大计，心中想的是建国大纲，至于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他就不清楚了。

1923年，苏俄驻华代表鲍罗廷，毫不客气对孙中山说，你领导的国民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听得孙中山大惊失色，此前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种话。

没有组织，就没法有效管理，自由自主之下，再一致的理想也势必各行其是。

你赶着一群野马，手中却没有缰绳，草原又急风骤雨，它们能乖乖按你挥手的方向跑吗？

这真是让人惊讶，一个近现代的革命领袖，又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竟然没有建立严密革命组织的意识，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能苛求孙中山的。他人在彼时，身在此山中，既不可能扒开杂枝乱叶，发现隐于深处的问题源头，也无暇触及这个问题。

它牵涉过大，盘根错节，其复杂程度足够写一篇长篇博士论文了。

笔者无意写技术报告，就用一位囚境中的上师歌声，试着酿一壶山中老酒吧。

青年仓央嘉措，情缘佛缘两茫茫，遂吟哦道：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革命理想犹如心头佳人，山上明月，很美。

但仰望明月的人，却看不见地上的六便士。

而六便士，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关键。

六便士，历史的第三个细节。

想当年  金戈铁马

1919年，英国的毛姆写就了一部意味深长的哲思小说，叫做《月亮与六便士》。

便士，英国货币最小单位，喻义现实。

月亮，皎洁，高挂天上，代表理想。

从历史的高山上遥看国民党带头大哥，不能说他们未曾心怀明月。他们身陷散乱，是因为地上的六便士，实在太沉重了。

很多人以为，民国社会已接近于现代。

实际上，就算到了1940年代，也非如此。

抗战期间，出于用中国广袤的山川大地拖住日本陆军的战略盘算，山姆大叔援助了国民党大量战略物资与美元，但他们却抱怨道，钱是花出去了，可事情却办得不咋滴。

这也难怪，资本主义车轮上的议员，怎能理解民国大山里的生活呢？

时值雨季，当时还是连长的黄仁宇，随着驻缅远征军经过云南，部队拖在身后的军备，不是无故消失，就是深陷淤泥。消失的可能是被偷了，陷进泥潭的也基本出不来了。

因为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而找毛驴的方法是这样的：先找到村长，然后用枪逼着他交出村里的毛驴。

枪炮很多，村长却不好找，毛驴也有限。

假如你要送一封信到隔壁的省，就得像明代社会那样，在路上耗时一个月。

部队的基层领导，还得分心管好“内鬼”。

第一种内鬼，是士兵。当时士兵月薪是12元，连长40元，山上土匪却开出一支步枪7000元的条件，蛊惑士兵偷枪卖。机关枪和军官手枪更贵。所以连队里晚上睡觉就把枪支锁起来。

第二种内鬼，还是士兵，不过是他们的嘴巴。士兵的嘴主要不是用来说话的，而是吃饭的，可是由于饿，吃得不好，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去村里偷狗吃。连长非常操心这事。

他操心这事，不是怕士兵拿了群众一针一线，而是他们煮狗肉时卫生搞不好，大吃大喝之后就生病，一生病基本就挂掉。

挂掉一个少一个。不操心哪行呢？

诸如此类的破事，不胜枚举。真是承蒙上帝厚爱，在悲催的年代，送来这么多黑色喜剧。

但还不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

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当中国军队一步步从东部，撤到西部内陆地区时，维持军队与政府开支的钱与粮食，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之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东部的关税、盐税、消费税、债券，退到内陆地区后，收入是全没了，仗却还得继续打。

悲催的漫漫黑夜开始了。

广渺的内陆不是穷，是真穷。古老乡村除了种地之外，也没别的营生，本来许多农民一年苦哈哈忙下来，仅够勉强糊口，现在忽然呼啦啦地跑来了数百万的军队，外加无数公务人员，负担怎么受得了？河南有一次发生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可国民党军队也不能空着肚子打仗，继续征粮吧！在亡百姓和亡国之间，闭着眼睛选一个吧。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不是最糟糕的。

由于国民政府统治的手，之前并没有实质性地伸入到内陆乡村苍凉的怀里，等到负责征税的官员开展工作时，顿时傻眼了。征税是要按照户籍和土地数量来的，可是许多地方找出的户籍一看，原始资料竟然还是明朝时留下的，数百年来既没进行过土地勘测，也没进行过人口普查，税收怎么征？

对大片古老村落来说，国民政府与军队就好似从天而降的外人。地方官和村长背着一麻袋的税收任务，都不知找谁哭去。

一边是高挂天上的民国政府，一边堕落尘土的内陆，他们两者之间，原来你是你，我是我，并没有什么内在关系。

也许是数十年的军阀割据，加强了这种天上归天上、地上归地上的中空局面，也许是三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惯性使然。

无论如何，民国中央政府竟然和内陆社会没什么关系，听着总有点匪夷所思的感觉，而现实却又让人无从辩驳。

这些碎碎念的细节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悲催的事实：孙中山、蒋介石脚下的“六便士”——民国的土地上的人，物，结构，形态，都并不比明代的社会好到哪里去。

脚下的土地还是那个土地，时代巨变又事起仓促，在没有外来思想的强力介入条件下，领袖们只有本能地从传统智慧里，寻求治术。

那些传统治术，它们又都是些什么呢？

它们的土壤里，能长出现代组织力量吗？

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激流，它们真的像今人吹嘘的那样仁者无敌吗？

这些问题太大。三千年来，笔者每一次梦到它，都觉得它是那样的无边无际，其汹涌浩瀚的暗能量，足以吞噬所有苦难与欢乐。

包括国民党的美丽与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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