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史乾与西安情报处的故事
黄堡文化研究 第249期
作者：史济民
编辑：秦陇华
<small>编者按：史乾，铜川市黄堡镇史家原人。中共党员，西情处交通员，时为农民。解放后任黄堡兽医站站长，铜川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革中被陷害，1980年平反。该文的作者史济民是史乾之子，他用真挚的感情，真实的事例，生动的描写，回忆了父亲在革命历程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斗争实践和生活片断，再现了中共“西安情报处”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卓越贡献和不朽功绩。</small>
敬录汪峰同志1985年7月19日为《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题写的序作为本文的前言：
“西北地区，是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重要战场，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许多革命烈士……等洒下了鲜血。应该让我们的后代都知道这些，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江山的感情。写革命回忆录，回忆过去的革命历程，以鞭鞑丑类，缅怀先烈，总结经验，激励来者，这是我们每个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西安和延安就形成了敌我双方对峙的两大营垒。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西安就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封锁、进攻延安的桥头堡。
194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当时地下党的革命需要，配合我军正面战场，在周恩来同志直接关怀和提示下，经中央正式批准，以西安地区一批深入到胡宗南要害部门的情报人员为骨干，建立了中共“西安情报处”，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任副处长。西安情报处在西安大莲花池街建立了工作机关，在莲湖公园“奇园茶庄”设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
西安情报处最初建立了通往延安的东路、南路两条地下情报交通线，为了更多更快捷的搜集传递蒋介石、胡宗南匪帮的军事情报，推进全国解放战争，西安情报处又开辟了一条北路交通线。北路交通线是连接西安与陕甘宁边区距离最近的一条交通线。这条路线，从西安经咸阳、三原、富平、耀县至铜川，然后越过国民党围绕红区的封锁线，经柳林至旬邑马栏镇——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所在地。
1941年以后陕西省工委迁移到陕甘宁地区关中的马栏，西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汪峰、赵伯平先后在这里担任党工委书记职务。马栏位于旬邑县北部子午岭的崇山峻岭沟谷之中，一条街道纵贯南北，马栏河从中间流过。河西南边的半坡上有两排土窑洞，那是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坡根底下是关中分区大礼堂。
史家塬到马栏镇地理位置图
西安情报处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起开始使用北路交通线。西情处的史剑北、杨济安、冯明学、父亲等人先后任北路的交通员，著名老交通员梅永和、李庚申也曾跑过这条路线。耿琛同志有时还替中共西安市工委跑交通。交通线上中途的联络点设在铜川史家塬、耀县冯家桥。
杨济安为了开辟这条线，费了很大的周折。头一趟跑了这条路时，到了铜川县的史家塬，停住了，因为再往北，就是韩古庄，那就是千里封锁线了。所谓千里封锁线，就是国民党建立的、东起黄河西岸，西接甘肃、宁夏的一条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是胡宗南按照蒋介石江西“剿共”的碉堡封锁办法而建立的，在封锁线上，碉堡层层林立，日夜有武装巡逻，每个来往行人，都需要经哨兵的严格搜查，只要稍有怀疑，货物就会被没收；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则会被扣押送劳动营折磨或秘密杀害。当时，杨济安是个刚刚从学校毕业初出茅庐的学生。第一次接受任务跑交通，是大姑娘坐花轿第一回。到了史家塬，不知道怎样过封锁线，就住在他舅舅家，打听过封锁线的办法。
杨济安有两个舅舅，大舅就是父亲史乾，是位忠厚朴实的农民老把式，二舅是叔父叫史剑北，比杨稍大几岁，也是西安情报处的情报员(解放后是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干部)。父亲见杨一个劲儿地问过封锁线的办法，便问杨，过封锁线那边去干什么。开始，杨不敢说实话。父亲从济安的言谈中，知道点意思了，就直截了当地对杨说，像你这样的学生娃，想过这道封锁线，太危险了，如果信的过舅舅，舅舅替你去。杨济安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自己的舅舅是位受苦的农民，为人很实在厚道，就把实际情况告诉了父亲，并且把送的东西及到边区马栏镇后的联系办法也都谈了。
父亲是经常赶牲口驮盐到关中做点小生意的老把式，过封锁线有经验。不过送情报与驮盐大不相同。送情报风险很大，必须处处谨慎小心，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他虽然是位普通的农民，但他很能应付敌人。多次勇敢机智的顺利的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第二年春季有一次去西安领取情报，见到了王超北同志，他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王超北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说手续以后再补。从此时开始，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目标在父亲的心中树立，为这个目标英勇奋斗就成了父亲的自觉的行动。
下面就是父亲解放后给我们讲的、父亲引以自豪的、使我们终生难忘的他过交通线的几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父亲送情报到了马栏边区，父亲见到赵伯平同志，晚上就住在赵伯平的窑洞里。赵伯平和其他同志一样也不脱衣服，抱着枪睡觉，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可父亲一到马栏，就觉得到了绝对安全的地带了，总是睡得很香很甜，不是么，有他们拿着枪睡在身旁保护自己呢!
第二天，赵伯平同志拿出为西安地下党准备的工作经费金条、金耳环、金镯子等，对父亲说：“胡宗南的‘运输队’在这一带横行，路上千万小心!”同时交待他一个新任务，为方便与敌人周旋，让父亲设法搞几张国民党的身份证。
父亲把金子用棉套子包好捆紧，塞进盐口袋带回家里。虽说安全过了封锁线，但要把它送到西安也不容易。为了对付沿路军警的搜查，父亲把这些金子带回家后，叫母亲把金子烙在烙饼里，作上记号，同其它烙饼混在一起。我们家乡有个习惯，凡家人出一趟远门，备带的干粮就是“饦饦”镆，其实这是类似锅盔的一种烙饼，一般有小碗口大，放上四五天都不容易变坏，既可以冷吃，也可以用开水泡着吃。在火车上、旅店中，老百姓都带这种干粮，不容易引起注意。父亲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把经费平安地带到了西安。
有一次，父亲把写在薄纸上机密情报，折叠起来藏在火柴盒的底层中，过封锁线时，敌人把父亲全身连内衣都搜查遍了，父亲很机警，把火柴盒拿在手里，随手递给搜查的“哨兵”一根好烟，从火柴盒中取出一根火柴，替哨兵点火。哨兵被香烟吸引住了，丝毫没有注意火柴盒中的秘密。就这样，那份绝密情报就从敌人的眼皮底下通过了封锁线。
又有一次，父亲到了马栏，把情报交给陕西省工委书记汪峰同志，汪峰同志交给他一个用油纸密封的小包。并告诉父亲，这是极端重要的东西，千万不能丢掉。父亲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他原来藏在大腰带里，快到封锁线时，他觉得不保险，便把它藏在布袜子底上，乡下农民的布袜子像靴子，就是象鞋垫那样厚的布袜底，。到了炮楼，国民党哨兵大声吆喝“站住！”接着，哨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从碉堡里出来搜查，先搜牲口的驮子，然后搜人身。敌人叫父亲解开大腰带，脱下棉褂子，竖摸横捏，乱抖擞。接着要父亲脱鞋，眼看担心的事要发生了，父亲心里不免有点紧张，但装得若无其事。他慢慢地脱下鞋，穿着袜子站在地上，哨兵恶狠狠地说：“把袜子也脱下来！”父亲心里一惊，马上想到，要沉住气，急中生智，不慌不忙，用手捏住袜子硬底，连同油纸包一块脱下来，并把臭袜子挨近哨兵的脸，故意抖了抖，哨兵闻到袜子的脚臭味儿，直皱眉，厌恶地转过脸去，喝道：“快滚！”就这样，父亲顺利地通过了鬼门关。
那个油纸密封的小包，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包的是中央给西安情报处的密电码。这个密封小纸包可牵扯到西北全局的大事呀！
在战争年代担任地下交通员时，父亲一次在去往马栏的途中经过上安村壕沟时摔断了脚腕子，落了个半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为了筹集交通经费并赎回为探路被国民党抓去坐牢的侄子史志民，父亲卖掉了十二亩地和部分家产。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地下党西安情报处建立了两条通向延安的秘密联络路线。一条是天上的红色电波，一条是地下的红色秘密交通路线。西安情报处在隐蔽战线的十年斗争中，尤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被胡宗南围困失去同中央的联系时，向中央提供了重要的敌军政治、军事情报，对配合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解放西北和保卫西安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安情报处的情报员在国民党在特务、宪兵、警察多如牛毛的西安，冒着敌人的白色恐怖，舍生忘死、深入敌垒、魔窟斗妖，机智勇敢，虎口拔牙、惊心动魄，搜集蒋胡匪帮的各种机密情报；西情处的同志们机智勇敢地把电台设在敌人的司令部里，保持同延安电台联系，一直坚持西安解放，十年中共发电报2460多份，30万字。
和父亲一样的地下交通员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舍生忘死，冒着枪林弹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创造性智慧，通过碉堡林立的封锁线，取送情报、资料、密码和经费，接送往返干部、家属和进步青年及干部百余人。
1947年10月，中央来电说，“最近你处报来军情颇有价值，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毛主席很重视西安情报处送来的情报，称“庞智(王超北化名)是无名英雄”。原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上一个师”。马文瑞同志后来题词：“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
正是因为为了崇高的革命目标和为之奋斗的革命精神，西安情报处的先辈们，浴血奋斗、赴汤蹈火，不怕牺牲，才换来了中国的解放!
西安解放前夕，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王超北同志同过种种努力，取得了国民党西安市的武装组织—民众保卫总队的领导权，打击反动实力，保卫西安古城。建国后，王超北担任西安市警备区司令员兼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他满腔热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西安市的社会治安工作和人民公安建设，打击了残余反革命势力和潜伏的土匪特务。
二、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组织通知父亲和西情处其他同志到西安，王超北同志让父亲补填写了入党登记表，并参加了西安情报处工作人员合影，这次就是王超北和几十个生死患难的战友们解放后的一次聚会，父亲就在其中。后来人们都称这张照片是西安情报处的难得的“团圆照”，由这张照片以后多年发生了无数挫折和故事。
这一次王超北告诉父亲，你的党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将转交地方政府，并考虑到斗争的复杂性，提示我们暂不要公开自己的革命身份，父亲遵照去做。1953年建立地方党组织时，父亲辗转征得党组织同意，才公开了自己解放前曾担任地下党情报交通员的身份。随后父亲即到铜川、黄堡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查找自己党组织关系材料，并几次到西安找到王超北和汪峰同志，他们都说经过查对核实，已将父亲的党组织关系材料已转到地方政府了。父亲找到黄堡区委书记郝聚文，他说看到过这个材料，已转给县委，县委接待的人也说见到过父亲的材料，但一直未找到。
在这种共产党员身份没确认、安排工作无着落的情况下，父亲以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份忠诚积极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地方党政组织的乡政府工作组，进行打土豪、分田地、查田定产、镇反、肃反等运动和生产劳动。
因为祖父史采风学衔至清末拔贡，他在知府候缺赋闲于家的时间曾给父亲教书识字，加之刻苦自学祖父保存在家中各类书籍，父亲逐步知书达理，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父亲被乡政府选中参加查田定产工作组，在地方组织的统一领导下，配合村里的干部积极投身这一工作。在我儿时的朦胧记忆里，父亲经常是早早出门，晚上几乎到半夜才风尘仆仆的回家。以后根据查田定产的资料开始土地改革工作，协助下派工作组人员，开展农户确定成份工作，由于父亲掌握的了解各农户的客观情况，所以判定准确，本村的农户成分划定准确率在方圆多个村庄中均做到了与实际情况几乎全部吻合，没有出现漏划、错划的现象。父亲在村民中的威望更加提高了。
一九五二年，村里筹建新小学，鉴于史家家族先祖多人曾从事教育，曾祖父史造曾是清中期的散官，在外地兴办教育有功；祖父史采风曾任同官书院山长，并慷慨捐助县文庙的修建；父亲的弟弟和堂弟几人均从事教师工作，加之父亲解放以前曾外出跑生意，见多识广，热心公益事业，宽厚仁慈、热情善良的优良品质，于是父亲被选举为村小学的校董，父亲积极热情，认真负责建立起了史家塬初级小学。
小学位于我家老庄基地东面塬上，四周用黄土打起近三丈高城墙的堡子里，堡子里约有十几亩地大，呈方形。堡子的东北角用拆庙拆下来的砖起拱劵筑成了面向正南两孔砖窑洞，我成了我们村的新建成小学后第一届小学生。我记得小学佔了堡子内东北角约六分之一的面积，两个砖劵窑洞和窑洞门前的一块平地做操场，操场的南面，西面各新栽了从县城买回来的在当时很是宝贝的近两米高的倒垂柳。第二年春、夏之交，有一个星期天，家住韦家塬的福禄表哥到我家走亲戚，我领他一块去看新学校，我们两玩耍时攀爬柳树，折断了已经成活的新发芽柳树枝干，后被父亲知道，父亲发火了，把我赶到祖母的炕上，用扫炕苕帚打了一顿，这是我记得平生中唯一被父亲打骂的一次。这次挨打，至今仍历历在目。
因为解放前我家人口多，土地种植面积也多，家中长年喂养着二、三头牛，一匹骡子，一头驴共四、五头牲口，因为父亲经常赶牲口贩盐，驮棉花，瓷器，换回粮食、布匹及常用生活需品，长期与牲口打交道，加上父亲有心琢磨学习，再学了一些兽医书籍，所以经常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方圆有名的民间兽医。
1954年开始农村开展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运动，农业生产得到快速的发展，随着生产的迅猛发展，生产需求的牲畜也得到快速繁育，随之而来需要医治的牲口疾病越来越多，父亲也就成了一位在黄堡东塬地区有名的给牲口看病的“医生”了。我记得在农忙季节一天甚至达到五、六头之多，乡亲们牵着牲口到家找父亲就医，门外靠东拴牲口的两个木桩都不够用了，恐骡驴相互咬仗，只能叉开栓，把骡、牛栓在一起。父亲对待前来求医的农民乡党，不仅给牲口免费就医，而且还给这些乡党们让茶倒水，甚至正在吃饭时听见有求医的到门口，父亲立即放下碗筷，捲起袖子到门外对牲口望、闻、问、切、摸耳、察看口腔等处，直到诊清病情，开出处方，送走客人后，才又坐下继续吃饭，其实这个时候之前正吃的饭早已凉了，母亲又去重新热饭。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解决农民乡党看牲口病难的事宜，引起了地方政府重视并着手予以解决。1957年黄堡乡政府决定建立黄堡兽医站，由我父亲担任站长职务，地址选在位于距黄堡乡政府西北约一华里的韩家胡同西口，租赁一家面南的麻绳店，这里有个大院子东西近六、七十米长，二十多米宽、兽医站租借临街两间房做门诊和药房的门面房，靠北一个窑洞做宿舍。父亲和乡政府物色了有医疗技能的吕家崖的明远哥，镇上一位较年长的孙医师、及另一位年青人，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共计四个人，就开始了兽医诊治工作。
父亲这下可是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年父亲五十多岁，正当壮年，精力充沛，因为家中有堂兄志民当家，父亲便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住在了兽医站上，和几个同事们，给牲口诊治、开方、抓药、碾药、烧温水、灌药…。白天上班由于在岗医生好几个人，大伙一齐动手，还忙得过来，可是一到下班别的同事回家了，夜里站上剩父亲一人，长年坚守在兽医站，一年到头很少回家，甚至过春节只在年三十下午回家送年货、看望祖母。晚上遇上有人牵上牲口找上门来，父亲一人诊断到灌药，忙完一个牲口下来就一个多小时。父亲多年以站为家，以革命战争年代里担任地地下交通员时的精神一样，忠于职守，大公无私，丟家弃舍，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本职工作中。父亲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一贯积极热情、忠诚勤恳、任劳任怨、成绩卓著，十多年里年年被评为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多次被推选为县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史乾同志当选县、市人民代表的部分证件
父亲参加工作之后，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党关系事宜。自从到黄堡兽医站工作之后，因为经常上县，市去进药，亦因为父亲经常到县、市去开人代会、政协会，也认识了很多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二姐史儒香六十年代初也在铜川市开始工作，父亲和家人、亲戚、熟人从五十年代末前后无数次到各级党的组织部门询问、查询他的党组织关系材料，但都渺无音信无有下落……，由于解放前地下党组织使用单线联系、秘密入党，由于王超北同志和西安情报处的同志们先后调离西安，因此父亲的党组织问题就一直没有着落。虽然这样没有确认党员身份，但父亲仍一如既往，无怨无悔，毫无怨言，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三、
1951年，王超北同志调到北京后，任中国国际旅行社副经理，1956年任外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在这一时期，王超北同志在习仲勋、王世英和许多老战友的支持鼓励下，于1962年即动手写了一篇回忆文章，登在《红旗飘飘》第十七期上，题目叫《古城斗胡骑》。但是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诬蔑王超北同志是“特务”、“叛徒”，下令收回了这一集《红旗飘飘》全部销毁，并把王超北同志秘密逮捕入狱。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由此时开始了对西安情报处的同志们及其相关人员各种各样的打击迫害行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江青对这些老同志更是变本加厉地残酷迫害，把凡是支持过写回忆录的同志统统都说成反党集团，凡回忆录所涉嫌的西情处成员及家庭无一幸免。康生之流竟不顾客观历史事实，诬陷西安情报处是“两面政策”一面为共产党工作，一面为国民党工作，诬蔑西安情报处的干部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情报分子”。他们无中生有，造谣诬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康生之流蓄意迫害，妄图置“西情处”的广大干部于死地。王超北同志于1975年5月下放到江西珠湖山农场劳动改造。解放前，王超北同志为革命曾两度遭反动派拘捕关押，谁料到解放后，由于康生的迫害，致使年愈六十的王超北同志蒙受长达17年的牢狱之灾。
1965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上学。到学校后不久，我打听到在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表哥杨济安，表姐高秀芳的家庭住址，表哥是历史系的教授，表姐是学生处副处长，我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到北京大学校园北部蔚秀园他家，拜访了表哥、表姐，两人当时四十五、六岁。
1966年冬季，全国“文革”运动因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北京大学起到了骨干领头作用，到处都在兴起批判“走资源”、“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的活动，北大校园内已陷入混乱状态，到处都是“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大约在元旦过后即将放寒假的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时分，表哥杨济安到我住宿的地质楼37斋的宿舍里找到了我，让我跟他到他家，到家后表哥给我倒水喝，不多一会，表姐从一个很旧的书柜中最高层取出一本很厚的书，翻开书中间取出一张用厚纸包的严实的一张照片，我看见照片是一张20多人的集体照，这张照片约8寸大小。
后排右一：史乾；后排右三：史剑北。前排右一：高秀芳；前排右四：王超北
表兄嫂对我说：“表弟你现在什么也不要问，你过几天放假，把这张照片带回老家藏好，千万不能丢失，一定要记住啊！”我答应到“表哥，我一定办到！”随后，表哥示意我快些离开返回，耽心有人看见。之后我才得知，这张照片就是那张西安解放之后王超北同志召集西安情报处的同志的“团圆照”，表哥可能预感到将要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厄运，让我从北京带回老家珍藏有两个意义：一是因为表哥表姐在北京早已知晓王超北同志被康生打成“特务”而秘密逮捕、遭受迫害的之事，恐怕该照片被学校造反派搜出后，使照片中的人员遭受更残酷的迫害。二是这张照片是地下党组织的唯一珍贵纪念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保存住、不能丢失。放寒假回家后，我将这一张照片带回到老家让父亲观看，父亲什么也没说，当即交给母亲妥善保管了起来。这张照片在我们家珍藏，一直到1980年父亲平反后才装进镜框，重建天日，父亲去世后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虽然这张照片得到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藏，可是在“文革”中，在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表哥杨济安、表姐高秀芳没有逃过劫难，遭到旷日持久的批判，斗争、“关牛棚”，后来表哥表姐和北京大学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威权”一起，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
在距离京城1000多公里我的原籍铜川市黄堡史家塬村，“文革”的风暴也逐渐蔓延到这里。大约1967年春季，村里的几个造反派，联络市上的几个造反派，经过上京“串联”、从京城和西安道听途说得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谣言，便扑风作影、捏造诬陷，这伙人蠢蠢欲动，逐步开始对父亲的“斗争”活动。最初是在我家大门口贴大字报，逐渐演变到叫父亲到他们家去“训话”“交代问题”，诬蔑父亲是“黑线人物”、“特务”，后来升级到召开造反派对父亲的批判会，父亲被这些造反派隔三叉五叫去开会批判，有时甚至从傍晚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父亲几十年前担任地下交通员时已经树立的信仰和坚强意志，他自始至终倔强、坚韧回应这些人。可是毕竟父亲当时已年过花甲，他们不许父亲坐下，还要低头弯腰。父亲被这些“造反派”批判了整整一个冬天，被这伙人折磨得腰痛腿肿，行走困难，原本在西安情报处跑交通员时伤残的左腿更是疼痛难忍......。就连我们家珍藏的祖父保存的线装书也难逃厄运，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因家里其他人员均在外地工作学习，个别年长者甚至也受到文革冲击而自顾不暇。家中当时只有祖母、母亲、二哥史育民、小妹史俊香，所有家人均被造反派监视，不许外出，不许和陌生人来往交流信息，一家人的正常生活被完全破坏，生活在极度的压抑、愤怒之中......。在这个被迫害的困难时候，母亲每天晚上备好茶饭，等待父亲归来，以二十年前父亲担任地下交通员时一样的坚强意志，安慰鼓励父亲，全家人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黑暗定会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这时，父亲在黄堡兽医站站长职务被停止，后来被免职。父亲返回到工作岗位后，照样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工作。“文革”后期兽医站搬迁到黄堡街公路西边，小河那坡下的一个院子里。院子西边有两孔砖窑洞，院子中间四根碗口粗的立柱围城长方形围栏，这个架子就是给牲口灌药的围栏。父亲生性胸怀坦荡、无怨无悔，把所有烦恼事情置之脑后，以前的不顺心的事象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国家当时尚未实行退休制度，父亲依旧在兽医站照常上班，每天忙时给牲口诊断、开处方、抓药、碾药、烧水、烫药、给牲口灌药，闲时晒药、切药，从早忙到晚把这里整理整理，那里打扫打扫，站里的同事们经常赞叹“真是一的闲不住的老汉！”文革之后父亲的年事已高，仍连续多年被安排担任市政协委员，当时的政协秘书长寇德让曾多次通知我转达叫父亲参加会议的通知，年逾古稀之年的老人，一如既往的为当地民生大事热情参政议政。
这一段时间母亲也从塬上家里来到站里照料父亲，日子倒也过得乐呵。我当时在铜川市建设局工作，每周末都去看望父亲，老人家见到我每次到来，都显得很高兴，拿出点心糖果给我吃，母亲做好我最爱吃的擀面条，我陪父亲、母亲欢欢乐乐吃饭。但是父亲一天一天衰老了。1979年秋天的一天中午，因站里几个医生回家吃午饭，父亲给一头牲口诊断后，给牲口灌药时用力过猛，导致高血压晕倒。我和二哥育民收到通知赶到兽医站接他住院治疗时，父亲仍倔强坚持、不愿离开工作岗位。从这一天起，父亲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终生所热爱的，而且由此职业掩护走上革命道路的兽医工作岗位。
四、
1979年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被蒙冤的“西安情报处”真相大白，王超北同志冤案得到昭雪，彻底平反、获得自由。康生江青一伙编造的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真面目。王超北同志平反后，担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顾问（副部长级）。
王超北同志平反昭雪的消息经在北京的表姐高秀芳传回铜川以后，我的父亲感叹到：“苍天终于开眼了，我的党籍和身份终于可以得到承认了吧！”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道路是漫长的。省委、市委及铜川市郊区政府、市级基层党组织就是迟迟不予办理。表姐高秀芳、大哥史足民、二姐史儒香和我将父亲的申诉材料整理打字、油印，多次向铜川市郊区区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省委安全厅、国家安全部邮递反映。
1980年秋天有一段时间，父母亲二老住在铜川市红旗街虎头山上我的家里，一次父亲拖着首次大病初癒后的身体，到铜川市北关郊区区委组织部去申诉，催促尽快解决党员身份问题时，遇到一位年轻的科长态度傲慢，父亲很不客气的把这位干部教训了一顿，父亲回到家以后给我叙述这一情况，我只能设法安慰劝导父亲消消气。一直到1981年夏天，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在马栏任省党工委书记的汪峰同志，辗转得知了父亲的被迫害的情况并予以过问，又经过国家安全部通过组织程序，使得历史冤案得到平反，父亲的党籍才得以恢复，决定父亲以行政20级、科级干部身份离休。父亲历史问题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诸多磨难才最终得到了解决。
1981年12月作者和父亲在北京
1981年冬天，铜川市建筑设计院派我出公差去北京，父亲表示要去北京看望望王超北同志，大哥召集兄弟姐妹商量研究，决定我此次带父亲到京，具体任务，第一看望王超北，让两位老人了结三十多年的心愿；第二到纪念堂瞻仰毛主席；第三要吃一顿北京全聚德烤鸭。乘火车经过二十多小时到达北京站，转长途公交车到达东郊定福庄煤炭干部学院，看望我叔父史剑北。叔父史剣北不久前才从黑龙江七台河农场劳改平反回到家的，两位老兄弟彻夜长谈，因他已去看过王伯，告诉了我王超北家的地址，第二天我陪父亲去见王伯。
第二天上午父亲很早起床，吃过早饭我即陪父亲转了二次车，到达北京西郊百万庄中国五金矿产总公司家属院王超北同志家。因王老年长父亲几岁，我称呼王伯伯，我引父亲进门后，进门见到大病过后的王伯伯，两位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相互迎上，父亲喊了声“老王哥”，王伯喊了声“老史弟”后就相拥而泣，潸然泪下，两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王伯母给父亲倒了杯水，两位老人才缓缓坐到沙发上促膝相谈。俩人从白色恐怖的虎穴斗争搜集情报谈到千里封锁线上冒着枪林弹雨送密件；从浴血奋斗的战友情谈到虚寒问暖的兄弟情；从革命成功后的胜利喜悦谈到对康生之流迫害的天人共愤；从遭受劳改批判的冤狱之苦谈到相信正义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因为我要去急着参加学术会议而离开王伯家，两个老人一直谈了一整天，这天下午五点多，我开完会返回到王伯家，两位老人仍兴趣不减、继续交谈。我看天色已晚，示意父亲该到离开的时候了，父亲这才起身告辞，老人两双满是老茧的粗大的手握了再握，告别了再告别。这次来之不易的难得的见面，竟成了两位经历生死战斗而又万劫余生之后、两位革命老人的生死诀别！
王超北同志1985年10月1日逝世，当年11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安葬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员、战友、家属400多人参加告别仪式，《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评为“革命的一生”是“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习仲勋同志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马文瑞同志题词：“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著。”
父亲史乾于1986年4月19日逝世。国家安全部发来唁电全文：“黄堡区史家塬史足民同志：史乾同志不幸病逝，特致电沉痛哀悼，并向家属慰问，史乾同志从1944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以来，忠心耿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情报交通任务，解放后长期埋头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及劳动模范，在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仍然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愧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1986年4月22日”。铜川市委、市政协、郊区区委、黄堡乡政府均派员参加了追悼会。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和外甥杨晓宁同时收到母校的邀请函。我到京后利用校庆结束后晚上的时间，到北京大学燕东园拜见离休养病的杨济安、高秀芳兄嫂。我们短暂寒暄，老人亟不可待地取出了由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的《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一书，书中多个章节记叙了史剑伯、杨济安、高秀芳、史乾等地下情报员和交通员与敌人英勇机智斗争的故事，两位耄耋老人极其郑重地将书亲自交于我和外甥手中，其虔诚和认真之态，使我为之动容，我明显地感到，老一代先辈要将这一段难忘的史实让后人们永远铭记，希望后人继承发扬书中描述的地下交通员的舍生忘死革命精神。
校庆结束后，在由京城返回西安的列车上，我又反复阅读了《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一书，并在该书的扉页上题写到：“书中叙述了革命先烈们虎穴龙潭斗敌顽，千里封锁送情报，枪林弹雨何所惧，出生入死求解放的惊心动魄的英勇史实。文中史乾是父亲，史剑北是叔父，杨济安、高秀芳是表兄嫂，与文中王超北等许多战友们一样，缅怀父兄们四十年代可歌可泣英勇战斗的历史，又反思“文革”前后二十多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及诬陷迫害，为什么这些共和国的功臣，却在一夜之间被康生、四人帮残酷迫害？为什么这一个个冤案却拖延多少年得不到平反？每每使人愤慨：正义何在？法理何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是何其重要和艰巨啊！读罢掩卷，思绪难宁，感慨良多，使人心痛。权以只言片语，以资备忘”。
先辈们忠诚机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壮举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先辈们坚韧顽强、不怕艰险、努力拼搏、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激励后辈们发扬光大、创造辉煌！
缅怀历史祭先烈，再举红旗后来人！
撰写整理于二〇一七年春
参考资料：
①、百花文艺出版社：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的《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
②、油印资料：高秀芳编写的《千里封锁线上的赶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