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二）
下午，H主任把二床母子叫到了办公室。
慈眉善目的女医生轻声细语地说明，手术可能带来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二床妈妈听清楚了每一个字，有的是从其他医生那里已经知道的，有的，她刚刚知道。
“你们自己决定吧。”医生说，“X主任把手术交给我了，如果想手术，我给做。如果想让X主任做或者L医生做，也可以。我们三个，你想让谁做，谁就给做。”
“如果做，当然就您做。医院的实力，您的水平，我不用挑。我只是担心您说的那个有可能。好，那就做吧。您安排时间吧。”
晚上六点，高高个子的麻醉师来了。二床妈妈只看到了他口罩上面的一双眼睛，还被镜片模糊了一层。
麻醉师问了很多，在一张纸上做记号，写字。
之后，详细地说明麻醉的一切风险。二号床妈妈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了，但今天，她第一次特别在意地听了每一句话。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麻醉师的脸，这是一张年轻的脸，尽管隔着口罩和眼镜片。他的职业要求他说这些话，他在例行公事，他对需要麻醉的病患都说这些话，他每天在重复一模一样的话。这又是一个麻醉师，和三床的不同。二床妈妈满脑子想着这些。她的孩子已经在几页纸上签好了名字。
她平静下来了。一切，都要有选择，有决断。生活，从来就是这样。
但是，见到L医生，她说了自己的担忧。L医生说，那只是有可能。见了X主任，她又说了自己的担忧。X主任说，一般不会。
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婆婆妈妈过，自己一向是敢于做决断的人，她对自己有些失望了，这还是自己吗？
十二点半，来了一个手术室的女医生。二号床母子跟着绿衣服下到八楼，进了手术室二房。她进去了，让她母子在过道等着。她从门上的玻璃往里面望，又望到开着的半扇门。门缝里都是绿色的墙面，有人正在走动。过了好久，门开了。她拿着孩子的拖鞋站在门外，望着孩子跟着那年轻的绿衣服进了手术室，她转身，从楼梯走上11楼。
她就想走楼梯。
她上到了十一楼，去办公室，找到那个年轻的y医生，问一般多久。他说，两三个小时。
她回到病房，去了监护室，跟三床妻子说，她要去超市买床被子。三床妻子说，顺便帮她买一提抽纸。
她下楼。外面阳光灿烂，甚至有点热。她从大钟亭路走过去。走过两个路口就到了，那里有一个金润发超市。
她站在路口等绿灯。站着站着，她又折身往回走了。她回到病房，鞋子都汗湿了。薄袜子滑滑的在鞋壳里转。她跟三床妻子说，外面太热，她晚点再去。
她从楼梯走下去，来到八楼。二房门口，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子靠着门站着，低头看着手机。
她搭讪：您在等人？
那人说，我等我女儿，我女儿在复苏室一个小时了，我等我女儿。
她留意到那女人重复了一个内容，她听出那声音里的凄惶。她看了那人一眼，那是一张妈妈这时候会有的脸，那表情……
她赶紧跑向楼梯。她回到11楼。谁把电视打开了，她看到了大屏，看到了红色的“术中”二字。她背着包走出病房。她坐在楼下的台阶上，望人来人往。这个城市，她来过多次。没来之前，在历史书上来过这里，在古诗词上来过这里，上大学的第一年来过这里，聚会又来过这里。如今，有同学在这里，有学生在这里。这里，从未让她觉得陌生过，但今天，她觉得满大街都是陌生人，满眼都是别人的风景。
她再次回到病房。一点四十左右，她看到了“复苏室”。她计算着时间。她听到护士台接到了一个电话，“31床下来了”。她听得很清楚，没用“上”，用的是“下”。不一会，电梯门开了。那个高高的麻醉师和一个绿衣服年轻女孩推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回来了。
她站在过道等着。高高的麻醉师来了。她问，在复苏室，还要等多久。他说，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两点十五，还是复苏室。三点，还是复苏室。她出了病房，找到护士长，护士长说，别急，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L医生过来了，她又问同样的问题。她仰起脸，让眼泪再淌回去。她笑着对他们说，自己等得有点坐立不安了。
她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她一遍遍地看着手机，想跟谁说句什么，还是罢了。心跳的速度，是衡量人与人亲疏关系的最直接的温度计，她今天深切地体会了这句话的意味。
护士长看着她，说，放心。三十多岁的护士长，声音轻柔，白净细长的脸上满是温和与安静，让她看着心神稍宁。
她回到病房。大屏滚动着，她没有看到“复苏室”。她立刻跑到护士台，护士说，马上回来。
她站在电梯口等着。电梯门开了，她看见了走在前面的麻醉师，她看到了孩子的脸。
她跟着进了病房。她轻拍着孩子的肩，唤着他的名字。孩子还想朦胧地睡。
“嗯，咋回事，在复苏室很好了，这样的话我还得把他推回去。”麻醉师说。他用力地拍着她孩子的肩，问他，叫什么名字。她孩子报出自己的名字。他又问，你跟前这是谁？她孩子含糊不清地说，妈妈。
麻醉师说，他去其他病房看看，一会就回来，不断地叫他，不要让他睡。
“您别走！”她拉着麻醉师的衣服说，声音颤抖着。
“我一会来，喊着他。”
她一刻不停地叫着拍着。一个小时后，她看到孩子渐渐地清醒了。
她看着窗外，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十朝古都的春天的黄昏，宁静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