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小萍到王敏佳丨时代一直是客观的，恐怖的永远是人
《无问西东》用发生在四个不同时代的四个故事展现了清华大学百年间的精神，其中第二段故事，发生在1962年。
年少气盛的王敏佳趴在墙头看见温文尔雅的老师遭受着师母的家庭暴力，气愤不过地捏造笔迹去向组织举报这一“压迫”。不过，即使是捏造了笔迹，也还是暴露在“一逗到底”和“结尾三个惊叹号”的习惯上，师母闹到了医院里，她的悲剧也正是从这一记耳光留下的五道指印开始，直到在集体暴力下变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与此类似的故事情节在我记事以来这些年里听过很多次，包括道听途说，以及书和影视剧。吊诡的是，仿佛有一把刀将时间在一个节点精准地切割开了，那些恐怖、那些丑恶、那些洪水猛兽都被拦截在了这个节点之前。
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这个节点在哪里，只知道，是过去。
我说的是，仿佛。
一、批斗会
批斗会这种活动在我们所看到的对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描述里似乎是家常便饭。慷慨激昂的人民群众把要批斗的人扣上一顶高高的尖顶帽子，推上高台，对着台下卑躬屈膝地控诉着自己的黑历史，时不时地跑上来几个好事之徒“向组织揭发”，引来台下连声附和，纷纷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王敏佳被师母当众打了一个耳光之后，就被隔离审查了，在她独自承担下这一罪过的时候，本来或许是她救命稻草的李想，在支边名额的荣誉里退缩，反而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短短几天，好像身边积压了好久对她的怨气一下子得到了机会发泄，于是她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坦承了窃取过一次记录，那么每一次记录的失窃都成了她的罪过；因为一个未曾谋面的叔叔去了台湾，就不由分说地被打成通敌分子；当那一本每年都与毛主席合影的相册再一次出现时，带给她的再也不是身边人羡慕（或是妒忌）的眼光而是处心积虑捏造的“和伟大领袖有关的谎言”；哪怕她在隔离间里击鼓鸣冤，也不过换来特派员轻描淡写的一句「你们都被她蒙蔽了」。
随后，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当王敏佳站在操场的高处面对着暴风骤雨般的无情批判，一丝绝望的苦笑又一次点燃了人们的怒火。「她还笑！」「打她！」台下义愤填膺的观众们把失去依靠的弱女子从高处拉到了地上，群起而攻，不只是拳脚相加，手里可以成为武器的物件都成了施暴的工具，她连反抗、逃避的资格都没有，只在人群因大雨将至而散去时剩下奄奄一息的躯体。
也许我们可以说是那个狂热、荒诞时代的集体无意识造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悲剧的仅仅是在今天成为被批判对象的那个时代吗？
二、小团体
小团体的存在在本质上是群体对于异类的本能排斥，自古以来，从庙堂之高的朋党之争，到江湖之远的派系纠葛，甚至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也难免盛行所谓的“圈子”文化。以上种种存在的同时，便从不缺少游离于群体之外的异类，他们在群体面前的孤立无助正是群体的“无知之恶”的最佳注脚。
《芳华》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它抓住了上一个时代的尾巴，开场没几分钟黑色幕布就从天而降，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在借萧穗子的口控诉着幕布落下后的另一个时代。它与每个时代的伤痕文学一样，存在着一群特定时代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构成那个时代的加害者。
何小萍就是这个文工团里的异类，作为一个自小在家庭中的得不到爱的人，本能地对外界存在抵触，她隔绝了自己，始终无法融入到女兵的圈子里。当同室的女兵们联合起来要摘她的帽子时、当郝淑雯站在走廊里当众奚落她粗劣的内衣与身材时、当搭档的男兵因为嫌弃而不愿意和他触碰时，她就注定了游离的命运。当她在被抛弃之前，她选择了先抛弃那些要抛弃她的人，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隔绝。
小萍最后去了后台，只要是突如其来的一丝希望，还是让她成为了那个“被抛弃”的人，她从来就没有被爱过，只要给她哪怕一丝一毫的获得感都会让她深陷其中。所以，最终只会是“她”被“她们”抛弃。
如果说这也是特定时代的烙印，那么时过境迁，如今屡见不鲜的“校园霸凌”也无非就换了时间地点的异类排斥。我们又要为此控诉什么呢？
三、法不责众
事实上，无论是王敏佳，还是何小萍，她们的悲剧在本质上都有着共同的来源，是群体对个体施加的暴力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却总是无能为力，是存在于人性本身那令人恐怖的恶。
法不责众是中国的一句俗语，它是民间一种推诿赖皮的戏谑之言，却也实实在在的是面对群体作恶时个体无奈的写照。这里的“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或者法理，而是被普遍认知的社会规则，所谓的「法不责众」，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躲在群体里所做的恶，可以在群体里稀释、淡化，最终忽略不计，轻轻松松地将责任丢给过去的时代，顺便感慨一下时代留下的伤痕。
1962年的王敏佳是这样，1979年的何小萍也是这样。她们的悲剧来自于身边的每一个人，可是她们却不知道到底该去指责哪些人，甚至她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呢？她们也不会背上多重的心理包袱，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跟风、从众，可以通过自己选择的方式廉价地表示“忏悔”，甚至还会为当年的受害者的知足倍感欣慰。
当年的受害者除了“知足”、除了接受所谓的”忏悔“，又能怎么样呢？如同我们今天常说一句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可是到底又有哪一片雪花该为一场雪崩负责呢？
无法为自己的辩护的时代则是最好的垃圾场，所有的罪恶都可以一力承担。可只要看看今天依然如故的现状，“时代烙印”的托词恐怕就快要包裹不住人性里的隐匿的恶了。
2017年夏天，一则33年后同学聚会，全班向当年欺负过的女生道歉的新闻一度占领我的首页：全班同学向当年被欺负的女生道歉，其中一名男同学还剃光头表达歉意，而那个被欺负的女生表示，其实33年前就已经没有怪过同学们了。
鲁迅先生说过：「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四、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说：「平庸之恶足以毁掉整个世界。」
1961年4月11日至12月15日，纳粹德国的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作为纳粹政权的重要成员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阿伦特作为记者目睹了整个审判过程，由此写成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当她谈到这个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杀人恶魔时却认为：「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对于诸如此类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造成的空前浩劫的反思，除了必须在法律与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作出区分。不但要从政治体制方面追究历史责任，还有必要从人性、道德的方面追究个人和集体的责任。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改革体制、健全法律制度来限制这种平庸之恶的集体爆发，但是，倘若这种存在于人性里的阴暗面一息尚存，那么外力对其的束缚终有一天会再一次被突破。
如果我们在反思曾经遭遇过的劫难时，仅仅将这种劫难归咎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那么，同样的劫难只需要换一张面孔就会轻而易举地再次出现。反思本应当是对共同罪责的追问，最后却总是看见这样的追问走向“共同无罪”这一皆大欢喜的结局。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多太多以“反思”为主题的伤痕文学一样，都以时代的受害者的姿态来控诉那个已经过去的、无可回头的时代，却往往会忘记自己本身就是那场雪崩中的一片雪花。
当萧穗子在《芳华》落幕处感慨“芳华已逝”还不忘为刘峰与小萍的知足感到欣慰时，似乎忘记了他们的芳华从来没有存在过，以及为什么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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