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底线说明书

阅读《深井效应》

作者，（加）娜丁.伯克.哈里斯

第四部分 变革

第11章

改变认知

童年不良经历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那就不会犹豫不决，而会团结一致为打破共同的困境而努力，为每个人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

缓解创伤对学习力的影响

“9.11”事件后，美国意识到，虽然大多数学校认可的调动资源应对急性心理创伤的重要性，但这些资源并不能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慢性逆境对学习的影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向人们普及丽景与学习之间的关系，坎托博士和他的团队在研究中发现，对于许多教育工作者来说，心理创伤并不总是能够靠直觉判断出来。其次，必须找到学校可以实施的干预措施，以帮助受到毒性应激反应影响的儿童，改善他们的学习状况，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作为一名医生，看图博士试图通过有关逆境的神经生物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孩子要在学校集中注意力学习，酒需要调动自己的前儿皮质，让杏仁核报警保持关闭。所以安全性和稳定性应是解决方案的关键。但是当孩子们把来自家庭和社区的紧张带到教室里，同时影响老师和同学们时，如何能让教室变得安全和稳定呢？坎托博士及团队知道，对于他们服务的许多孩子来说，作为警报的杏仁核总是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皮质醇恒温器过热。一个良好的养育者是毒性应激反应的天然解毒剂，能够缓解孩子的应激反应，但社会弱势群体的孩子长期处于缺乏“解毒剂”的状态。

坎托博士实施了一个名为“转变计划”的策略，利用科学知识来指导学校的实践，他们让心理健康专家和社会工作者常驻学校建立起，让家庭也能很容易融入的支持系统。“转变计划”先着力于培训学校中的每一个成年人，从领导到指导人员，再到每一位老师，因为逆境的心理创伤影响遍布整个学校，一个有注意力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孩子会扰乱一节课，但是假如同时有30个这样的孩子存在，那将会触发一种火药盒效应，导致学校里的每个人都无法好好学习。

对许多学校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纪律，即如何平衡学校的安全与每个孩子的需要。传统的学校纪律模式是惩罚性的，比如，违反学校纪律就会被停课或者开除，这意味着很多孩子就失去了宝贵的课堂时间。

“转变计划”旨在探索从生物学角度与学生合作，而不是与之对抗的方法，先解决应激反应失调的问题，然后处理现实的问题。

先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来应对应激，如退到一个安静的空间，或用一个小动作提示学生数到10，然后深呼吸。

坎托博士的做法对学校文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从2011年到2014年，在参与“转变计划"的学校中，停课人数减少了一半，对课堂气氛，教学生产力和参与度的测评值上升了20%以上。恶性事件则下降了42%，坎托博士和他的团队转向了更多城市，将“转变计划”从纽约市推广到华盛顿特级，然后再扩大到纽瓦克。

尽管如此，坎托博士及其研究人员仍然发现自己是在一种特别令人沮丧的挑战中努力。所有的科学推论都表明他们所带来的积极结果，理应让孩子们提高学习成绩，但事实是尽管“转变计划”改变了学校的氛围和文化，但孩子们的成绩还是老样子，研究团队绞尽脑汁寻找可能忽略的部分，他们采访的学校领导查看了学校的数据，参加的教育会议，以及向更多的教育专家请教。

从坎托博士的角度来看，这一突破最终会随着他们转变看待解决方案的方式而实现。她发现教育工作者时常提出某种实践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坎托博士在教育界待了15年，她觉得自己应该找到了重点。问责和评估是重点，期望是重点，每一个学校里的老师也是重点。

然而，她突然想到，在以往的医学训练中，她没有学过怎么去问什么才是重点，她问自己：“我们看到的症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通常答案要复杂的多。她意识到必须在全面了解问题的基础上实施干预措施，对于孩子们来说在一所他们觉得身体和情感安全的学校里学习非常重要，这项已经做到了，但对孩子们来说，培养他们做好学习准备也非常重要，因为长期遭受逆境影响了他们，为学习做准备的能力，要改变这一点他们还得做更多。

学习力的基础

许多学校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在培养学生走向成功方面，培养学生的复原力和毅力与教给他们数学和科学知识一样重要。因此，教育也需要教会孩子们如何掌握复原力和毅力这些品质。坎托博士和他的团队则更进一步，他们从发育神经学的角度分析，在培养孩子们的毅力和复原之前，需要先让孩子们具备基本的健康依恋，应激管理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比如，利伯曼医生和伦施勒医生重点去做的就是帮助母亲沙琳与女儿尼亚修复亲子依恋关系。

对于人类来说健康的依恋关系从出生时就开始发展了，终成为我们学会相互信任和联系的社交基础，但对于许多在贫困家庭长大的儿童来说，在经济困难和不安全的家庭愤怒一下，健康依恋关系和稳定的养育关系则很难形成。无论是因为混乱暴力，经济的承重负担，还是由于酒精和精神疾病的影响，这些家庭在为孩子提供安全和保障方面往往存在巨大的问题。

坎托博士意识到，他们创建的模型的基础是许多学生以前没有机会接触的内容，所以，这模型只是部分有效。他们发现想要获得教育的成功，不仅要提供正确的成分，还要把握正确的时间，序列和剂量，就像蝌蚪实验一样。

因此，“转变计划”提出了一个名为“学习积木”的框架。该框架致力于培养儿童健康依恋，应急管理和自我调节的基本技能，然后再逐步培养其他的学习技能，这一顺序是符合学习者的生理特点的，这种转变策略建立在数10年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告诉我们，仅仅为孩子们营造丰富的环境来改善他们的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健康依恋，应激管理和自我调节来“刹车。”也就是让杏仁核能有效抑制认知功能。这样才能有效提高那些生活在逆境中的孩子们的成绩。

随着时间的深入，在布朗克斯区参与“转变计划”的学校里，孩子们的数学和语言艺术的成绩开始出现上升，超过了该区其他学校的成绩。

“转变计划”不但没有标签化和侮辱，有童年不良经历的孩子，反而用一种方法确定的学生在发展轨道上的位置，并利用毒性应激反应的科学帮助孩子回到正轨，知道孩子的发展是否因为童年不良经历而受阻，这对于确定下一步从哪里开始帮助他们非常重要。

坎托博士的实验研究结果与哈里斯医生所知道的有关毒性应激反应的结果完全一致。哈里斯医生想到了湾景区的孩子们，他们的学习和行为问题也很严重。如此看来童年不良经历不仅是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的根源，也是美国公共教育危机的根源。

很明显，童年不良经历问题是一个健康问题，其根源是医疗问题，但影响则远远超出了生物学范畴。毒性，应激反应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方式，甚至与父母的关系，生活和工作中的反应。他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也会影响我们未来的收入，以及我们的自我认知，他从我们大脑中一个脑细胞以另一个脑细胞的链接开始，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所有细胞，从家庭到学校，从职场到监狱。

南希.曼尼克斯，珍妮特.帕伊.埃斯皮诺萨和帕姆拉.坎托将这一新的理解融入各自的工作中。为其所服务的社区创造了突破，尽管有人反对和诽谤，这些女性仍然在坚持，她们缓慢而坚定的扩大着，“认识童年不良经历”运动的规模。

哈里斯医生暗下决心，要和她们保持密切联系，从她们身上学习，并尽她所能的支持和鼓励她们。看到这项运动在儿科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逐步成为真正的公共卫生运动，他

她感到很欣慰，尽管如此，她还是有一点担心，会议上的谈话还是偏立的正轨，她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憎恶？

人人受影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