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和梅尧臣:最好的交情是懂得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友谊的佳话,比如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之交,管仲和鲍叔牙的管鲍之交,陈重和雷义的胶漆之交,孔融和祢衡的忘年之交等等,彼此都是情深义重,让人感动。不过不管什么样的友谊,要想上升到最高层次,都离不开两个字,那就是“懂得”。
“懂得”不是简单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那只是浅层次的。只有达到精神世界的高度契合,“无言也默契,无语也知心”,才算是进了一步。进而能够无条件相互信任、相互珍重、乃至于相互成全,那才算是领悟“懂得”的真义了。
欧阳修和梅尧臣的友谊,似乎不那么引人关注。因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交往的话,那就是“平淡之交”,也就是典型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性可言。但正如文章一样,“平淡而山高水深”,恰恰因为这“平淡”,反而更显隽永和可贵。他们之间,是完全可以用“懂得”二字来形容的。
欧阳修的交游圈子很广,王公巨卿、贩夫走卒、僧徒道众,都在他的朋友之列,他还喜欢给身边人介绍朋友,比如就给苏轼介绍了惠勤、惠思两位高僧。不过要论到他这辈子关系最要好、最让他牵挂的朋友,那就非梅尧臣莫属。
不信读一读他晚年写的《六一诗话》,这其实是一部回忆性质的著作,记载的多是同时代的诗家趣事,以及他对诗人、诗句的品评。几乎每隔这么几段,他都要提到“圣俞”(梅尧臣字圣俞),圣俞的诗如何如何好,圣俞和别人比起来风格特色什么样,圣俞对某问题是怎样看的,圣俞曾经对我说了什么什么,别人最喜欢圣俞的哪几句诗等等,真可谓念念不忘。而这时候,梅尧臣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很显然,在欧阳修心目中,他依然是活着的。
正是通过这本诗话,我们了解了梅尧臣的不少创作观念,比如最经典的“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还看到了对他诗歌特色最精当的评价:“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能抓住这些,显然是抓住了精髓。
欧阳修和梅尧臣相识于洛阳,那时候他们都是刚步入官场的普通公务员。两人都有诗回忆过相遇情景,欧阳修写道:“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写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两人可谓一见如故。
梅尧臣很早就有诗名,又比欧阳修大几岁,欧阳修对他很尊重,称赞他:“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他们以及身边的一群青年同事经常一起结伴游山玩水,共同游览了香山、嵩山、龙门等洛中名胜,每到一地都互相唱和,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比如两人都写下了游嵩山组诗12首。梅尧臣精于诗歌,因而对于欧阳修诗歌中的“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都能够一一指正,帮助他提高不少。
洛阳的这帮青年才俊情谊深厚,结成了所谓的洛中“七友”和“八老”,其中梅尧臣号“俊老”,尹洙号“辨老”,只有欧阳修对别人奉送给他的称号“逸老”不大满意,自称“达老”,因为他认为“放逸”不符合儒家之道,称之为“达观”倒是可以接受。他在和梅尧臣的书信中反复讨论此事,也可以看作一件文人趣谈。
在很多场合,他们都会向其他人推荐、夸赞对方,这种夸赞发自肺腑,也成全了对方的名声。后来梅尧臣调任河阳,只能在出差的时候偶尔来洛阳。在为梅尧臣饯行时,欧阳修写下了送别的序文,称赞他“志高而行洁,气秀而色和”,一定不会混同于庸众当中,而梅尧臣后来也有文章记述此事。即使两地相隔不远,他们也经常有怀念对方的诗歌。
可惜梅尧臣虽然以诗歌名世,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但却一辈子仕途坎坷,沉沦于下僚,甚至生活都一度陷入贫困当中。他的人生际遇比起欧阳修来说要差远了。因此欧阳修经常替他抱不平,认为以他这么好的学问和才华,理应被朝廷重用,写下大雅之音来歌颂朝廷功德的,如今却只能寄情于草木虫鱼,发出羁愁感叹之言,实在是可惜。(《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懂得梅尧臣的价值,但朝廷不懂,而梅尧臣也不屑于奔走于权贵之门,因而一辈子郁郁不得志。但正所谓“诗穷而后工”,穷困坎坷的遭遇,反而成就了他对诗歌艺术性的追求,成为了一个更加纯粹的诗人。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我想更多的是不幸吧,“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身后名声再大,也慰藉不了生前的本人。
不过好在他还有欧阳修这样一个知音。能够见证文人之间深厚友情的,当然是文字。欧阳修的《文忠集》中,写给梅尧臣的诗有67首,祭吊诗2首,书信46通,送行文1篇,祭文1篇,像赞1篇。在梅尧臣因病去世后,欧阳修还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编定诗集,并作有诗集序和后跋。梅尧臣的父亲梅让、叔父梅询和妻子谢氏去世后,也都是欧阳修撰写的墓志铭。梅尧臣的《宛陵集》里,与欧阳修的寄和之作更是多达139首,可惜的是,《宛陵集》里并没有保存梅尧臣写给欧阳修的书信,如果保存下来,想必也是十分可观的。
比起杜甫对李白一厢情愿的崇拜和牵挂,欧阳修和梅尧臣之间,算得是相知相惜、莫逆于心了。他们有对诗歌、文章旨趣的共同主张,有对儒学之道根植于内心的共同信仰,这些奠定了他们交往的基础。虽然聚少离多,却经常书信往还,精神上的交流,比之于现实轨迹的重叠,对于人生来说显然更有意义多了。对于对方拜托的事儿,他们都义不容辞去完成,遇到好物件,也会赠予对方,相互分享,这些都是人情之常,但也正是友情的动人之处。他们的识人眼光还特别一致,比如欧阳修在主考礼部时,推荐梅尧臣做了副考官。他俩都特别欣赏苏轼,都愿意选拔那些文风畅达的考生。在这点上,说明他们的心意也是相通的。
欧阳修晚年一直特别想退休,过上安闲的生活,因而和梅尧臣约好一起买田颍上。约梅尧臣而不约别人,正说明了梅尧臣在他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只可惜梅尧臣在汴京得了传染病,58岁便去世了。十年后,欧阳修终于实现了退休的愿望,却再也找不到梅尧臣做他的邻居,只能在诗文中寄托对他的怀念了。想必他内心还是很遗憾的吧。
不过,能遇到一个精神世界在同一个层次的知己,相互之间的交往只关乎性情、志趣,不涉及利益、荣辱,不论境遇如何,都不曾中断联系, 并将这种平淡如水的交情保持一辈子,欧、梅二公,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以此言之,欧阳修似又不必感到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