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丨中央工作会议1-5

第五回 中央工作会议：陈阁老抛出重磅弹  汪东兴黯然辞政坛

历史转折丨中央工作会议1-5

一、中央工作会议

1、待命中的陈云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题：

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这三项议题之后，华国锋又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华国锋原本打算，花两三天时间讨论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然后即转入他提出的三项议题的讨论。华国锋讲了一个多小时，讲了很多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对于华的讲话，大家是比较满意的。

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开幕式之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

11月12日，与前一天的沉默听会不同，“待命”中的陈云在东北组作了第一次发言。陈云在中共十一大上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只是当选中央委员。这时的陈云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安排工作。

正式发言前，陈云先问该组召集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敢把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吗？”杨答，当然可以。陈云拿出已经拟好的一张公文纸，带着一点吴越口音的普通话在会场上讲了起来，时间不长，会场极静。陈云提了六个问题。

他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他还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病死时，中共中央的讣告中，给他戴上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陈云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会后，简报人员要删去这几条，陈云不同意。当晚，华国锋亲自到陈云家中，谈了一小时，陈云坚持要上简报。

六个问题全部上了简报，此前的平静顿时被打破。姚依林在华北组，吕正操在华东组，萧克在华东组，重复这一发言，要求中央明确态度。

胡耀邦是西北组的召集人。在发言中，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祸首，做了许许多多坏事，中联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送了许多材料，他认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2、天安门事件平反

13日，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按预先计划，华国锋宣布，此后的6天将开始讨论农业问题，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了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此时，在京西宾馆的会场外，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召开。一个月后，吴德被免职，林乎加从天津调北京取而代之。14日上午，林乎加给华国锋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

信上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林乎加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

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画了圈。作为常委之一的邓小平此时尚未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

当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也应邀到会。新闻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发布：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段话里没有一处提到“天安门事件”，但是，老记者周鸿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一散会，他驱车匆匆赶往新华社，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以及副总编辑穆青。为慎重起见，穆青打电话找到社长曾涛。在京西宾馆的曾涛又找到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到他住的房间里商谈。

杨西光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题目。可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为标题。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中国发布了这条重要的消息。 第二天，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西北组住地的会议室，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

胡耀邦看到后，也嗔怪胡绩伟：“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乎加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在新华社的这条新闻发表后，经过三天的考虑，华国锋在11月18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希望中央对“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再做一个明确的表态。

11月25日的大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同时宣布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平反；为陶铸、杨尚昆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中央专案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

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回避，态度诚恳。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大家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3、否定“两个凡是”

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胡乔木当时不是中央委员，他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胡乔木是江苏盐城人，与“外交才子”乔冠华同乡，人称“盐城二乔”。 生于1912年的胡乔木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人称“中共中央一支笔”。1977年，胡乔木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胡乔木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新形势的需要”，这是不妥的。于是，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

当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等人也批评了汪东兴。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

12月13日，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提法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时，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12月16日（由于时差，这天美国时间为12月15日），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元旦起正式建交。12月17日上午，华国锋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主持，100多名记者出席了招待会。

第二天，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大会厅开幕。会场的正中，高悬毛泽东和华国锋两幅画像。会期5天。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为期36天。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９人为中央委员。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任命杨德中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汪东兴不再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历史转折丨中央工作会议1-5

三、汪东兴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上，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

“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甚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邓小平站了起来说：“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甚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接着说：“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

汪东兴说：“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邓小平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

四、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也包括纪登奎。

当时，不少历经沧桑、劫后余生的老干部都对纪登奎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万里说：“对，就是指他。”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也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程子华、谭震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到了1980年春天，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了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纪登奎原名籍登奎，山西武乡县人。建国后，历任河南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54年任洛阳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59年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1963年后任河南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并兼商丘地委第一书记。1968年后，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纪登奎出生于1923年，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算起来，毛泽东年长纪登奎30岁。严格地说，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从资历上，毛泽东与纪登奎都称得上是中国的两代人，但九大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把纪登奎作为“老朋友”向全体代表介绍。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介绍自己“老朋友”的只有一次。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汇报结束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回答：“挨过，挨过两次。”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

接着毛泽东提出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纪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发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随即检讨：“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做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东甚为满意。

毛泽东离开许昌到了武汉，他要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派人调查、总结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王任重找到了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郭小川马上到许昌调查，很快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会议结束不久，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时年仅28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地委书记。

此后，毛泽东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汇报。“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

　由于毛的赏识和信任，1963年3月，纪登奎便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1967年9月，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

然后，主次会议的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容纳1512名代表的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也使纪登奎在全国家喻户晓。

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分工主抓农业。

纪登奎辞职后，中央发挥纪登奎一技之长，安排他在赵紫阳提议成立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纪登奎谈话，按照正部级待遇。

1982年，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他用“无烟工业”一词形容旅游业。后来中央接受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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