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体制、骂政府的晚清大V ——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的生平事迹，我在多年前就已向大家介绍过，这里不再多加叙述了（想了解的读者见附录地址，不过不算太深入，还有待改进）。我们这里主要想说的是谭嗣同的思想、言论，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仁学》。

谭嗣同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个十年的漫游期，壮行八万里，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乃至末路穷途、海角天涯，他不辞辛苦，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尽力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注意结交各地的豪杰人物【这是梁启超的说法，实际上谭嗣同没有去过新疆，只是在兰州为新疆某机构做过事；也没有去过台湾，但是其兄死于台湾。谭嗣同的漫游，也不过是在行旅的间隙完成的，时间仓促】。在漫游过程中，谭嗣同不但磨练了自己的非凡意志力，也开阔的眼界，尤其是目睹了大清统治下官吏贪暴、民不聊生的惨象，所以他“誓发宏愿救四万万人”，哪怕牺牲一己所有也在所不惜。

谭嗣同是晚清时代有名的“维新派”，他的目标就是改良政治，而他的言论正是从批评体制、批评政府开始的。正因为他抱定了牺牲精神，所以谭嗣同的言论非常大胆而尖锐，直言不讳。比如他骂清朝皇室是贱种：“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仁学》第三十篇）

但谭嗣同不是民族主义者（后面会看出这一点），也绝不是一个缺乏理性的“喷子”。谭嗣同本人不但是有名的官二代（父亲曾是巡抚，按照现在来说就是省委书记级别），清季“四公子”之一，而且学富五车，对于儒、墨、佛都有很深的了解（有些批评道家），甚至于连对基督教及西方科学、文化也涉猎甚深。

       【1】反体制

先来说谭嗣同对体制的批评，因为这种不仁不义的制度（即秦制或者帝制）不独为清朝所有，乃是“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见《仁学》第三十三篇），所以谭嗣同狠狠批评道：“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见《仁学》第二十九篇）

不但批评了体制，对于维护体制的儒家中的荀子一系也进行了严厉谴责（不管有无道理），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正是秦制的帮凶。对于上诈下愚的国情，他狠批道：“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见《仁学》第二十九篇）

      【2】骂政府

首先，他敢于揭朝廷的老底：“《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仁学》第三十三篇）

谭嗣同又指出，幸好中国不强大，不然就会到处毁坏和屠杀：“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陆军如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葛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见《仁学》第三十五篇）谭嗣同认为日本、欧美等国压制中国也是天意，因为中国（政府）太不是东西了；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洗心革面、加强改革自然是最好，如果反要仇恨日本、欧美，以报仇为急务，那就是自不量力、自寻死路了。

这里所说的准葛尔部，曾遭到清军的镇压和屠杀，外加疾病，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因为谭嗣同到过新疆，而且受到当时的新疆巡抚刘锦棠的赏识，料想他谈论准葛尔的事定然是有根有据的。

清政府的文字狱是秦制思想专制、压制言论自由的顶点，谭嗣同对此批判道：“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违碍干禁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列。文网可谓至密矣，而今则莫敢谁何。”（《仁学》第三十四篇）

       【3】骂军队

清初的大屠杀，不仅是满族军队所为，那些投清的汉军自然也是“居功至伟”。

作为一个湖南人，谭嗣同绝对不以“能征善战”、“解放了半个中国”的湘军为荣，反要进行痛斥：“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见《仁学》第三十五篇）

     【4】称赞日本侵略军

甲午战争虽然是中国的国耻，但是谭嗣同不因为日军是侵略军就抹杀人家好的一面：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赈之……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见《仁学》第三十五篇）不但谭嗣同，连老百姓都对日军感恩戴德，日军离开辽东时都想跟着去日本。

当然，日军也有旅顺屠杀之类的恶行，但是相比二战时期的野蛮化，此时的日本军队还是比较注意文明形象的，尽量与欧美保持一致——这其实是便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待遇，不再被欧美视为蛮夷。

      【5】称赞西方

晚清时期，凡是到过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官员，几乎没一个不对西方称颂有加，而且不仅仅是所谓的物资文明，主要也是推崇西方的政治制度。

比如外交官郭嵩焘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他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曾担任过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队美国更是推崇有加，而且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要知道这个时候还是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国力当时还很弱。

徐继畬非常欣赏华盛顿的事功：“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越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可不谓人杰矣哉！”

谭嗣同本人虽然没有去过外国，但是跟外国人有很多接触，所以推崇法国道：“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仁学》第三十四篇）

谭嗣同显然清楚欧美的一些政治党派的主张：“夫以欧、美治化之隆,犹有均贫富之党,轻身命以与富室为难。”（《仁学》第二十一篇）

谭嗣同主张同西方积极往来，反对盲目排外，并不将列强的通商要求定性为经济侵略：“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夫彼以通商仁我，我无以仁彼,既足愧焉;曾不之愧而转欲绝之,是以不仁绝人之仁。”（《仁学》第二十三篇）

     

谭嗣同道德高尚，远比康有为之流的精神感召力要强，所以他的的死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大大增加了仁人志士对于清政府的绝望和仇视。不管他死的有无价值（比如有人认为他活着价值更大），也不论他死后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总之他的牺牲是晚清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闪光！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学西方，只不过半主动半强迫地学了西方中最坏的一支。尤为注意的，今天的中国还是秦制的余绪、帝制的余孽，只不过君天下、家天下换成了党天下而已，所以谭嗣同的批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反体制、骂政府就是不爱国的表现，那谭嗣同爱的是洋人的国吗？谭嗣同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完全有时间逃生，但他就是抱定了牺牲的宗旨，甘愿以自己的鲜血唤醒麻木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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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腔热血为家国——戊戌君子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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