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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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官家的心事》

宫廷变乱的结果，张氏以“扈跸功”进为贵妃，但曹氏的皇后地位也无以撼动，然而两人都无力为仁宗生育，仁宗的后宫就这样进入冷战阶段。这时期后宫形势较为安定，只是从皇祐元年至二年(1049—1050)，仁宗不顾臣僚的反对把张贵妃的族父张尧佐先后升任为三司使、宣徽使。皇祐三年至五年(1051—1053)庞籍拜相，宋朝最重大的事件是狄青平定侬智高之乱并出任枢密使。

无论是否有政治阴谋，张贵妃与杨景宗去世的最大获益者无疑是曹皇后。问题是仁宗不会因此与曹皇后有任何和解，他甚至为此试图废黜曹皇后。梁适反对废后，不久被罢相。

仁宗在庆历三年( 1043)张氏生下皇八女之后便中断了生育，皇八女出生后两年去世，接下来就是曹皇后的养女范观音与高洮洮出宫以及宫廷变乱。虽然不断有臣僚催促仁宗领养皇子，但仁宗并没有丧失生育能力。在中断生育 16年之后，仁宗又于嘉祐四年至六年( 1059—1061)与周氏、董氏连续生下了五位皇女，而她们正是嘉祐年间“侍上侧”的“十閤宫人”：自温成之没，后宫得幸者凡十人，谓之十閤，周氏、董氏及温成之妹皆与焉。

文彦博意识到“惟十閤宫人”侍候的仁宗处境仍十分危险，政治阴谋与宫廷政变都可能伺机而起，皇帝随时都可能被宣告暴崩。作为受恩于张贵妃的前朝宰相，文彦博抱定了不择手段保护皇帝的决心。宰相府与枢密院讨论一致认为，只有宰执大臣们直接在宫中过夜才能保证皇帝的安全，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做得到。为了向上天祈祷皇帝健康平安，文彦博宣布在皇城正殿大庆殿为皇帝举行斋醮，宰执大臣都到现场值班监视，不分昼夜焚香祈祷，一直到皇帝健康恢复为止；并决定在大庆殿的西庑殿安排临时住宿，宰执大臣就在那里过夜值班。

嘉祐六年( 1061)七月，董氏生下皇十三女，此后仁宗再无生育。两个月后皇十三女夭折，司马光当即上书再请立嗣。这年九月，司马光、吕诲连番上书催促立嗣，司马光还当面警告仁宗，现在有些奸邪表面上哄皇帝“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其实是盼着皇帝一直不立嗣，这样一旦皇帝突然去世，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

曹太后的垂帘听政当然可以理解为英宗得病的紧急措施，但也可以与仁宗得病时宦官“请皇后同听政”联系起来理解。更严重的是接下来史书上的记载表明，曹太后当时考虑过废黜新继位的英宗，只是韩琦极力阻止才没有得逞。英宗病情很快恶化，以至于无法为仁宗举行丧礼中的“大敛”仪式（“上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宰相韩琦只好抱着英宗把他交给后宫看护，然后向曹太后报告英宗的病情。韩琦与曹氏商议由太后与皇帝共同处分政务。

皇帝与太后都故作姿态，撤帘之事就陷入了僵局。结果韩琦跑出来跟曹太后说自己辞职不干了。曹太后知道韩琦撂挑子是逼她撤帘，无奈之下只好说你走还不如我走，说完就离身而去。韩琦也毫不客气，曹太后身影还没完全消失就将垂帘撤了下来。英宗终于得以亲政了。

《默记》还提到张茂实与英宗的紧张关系，英宗继位后对张茂实非常冷淡（“颇疏之。”），张茂实还改名“张孜”以避“宗实”的讳 ，“孜”可通“孳”，本义是生殖。英宗的态度就与仁宗形成鲜明的区别，张茂实的墓志铭记载，张茂实“最被仁宗知遇”，每次与亲朋旧友说起他被逐出京城的事情就伤心落泪，说皇帝其实是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的（“主上实知我。”）。

现有的史料无法排除张茂实是真宗私生子的可能性，而且仁宗似乎乐意承认这一点。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仁宗也可以选择张茂实的儿子作为皇储，从而将英宗排挤掉。张茂实的生育情况很好，他有七个儿子，《默记》特意提到幼子张询“贤雅能诗”，就是暗示这是仁宗立嗣的另一个人选，而且被富弼认真考虑过。

治平元年( 1064)曹太后撤帘，英宗开始亲政。但皇帝与太后的冲突并没有随其亲政而迅速化解，司马光与富弼还做了长时间的协调工作，此后的“濮议”也是这一冲突的延续。那么在英宗与曹太后的冲突中，原来曹皇后的养女、这时英宗的皇后高洮洮又是怎样的处境呢？这时高皇后满腹怨恨却无人可以诉说，这种处境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宋朝今后的命运。

此后英宗虽然亲政，却在濮议的争吵中不得安宁，政治上尚未有所施展，至治平四年( 1067)正月便去世了，虚龄仅 36岁，在位时间不足四年。由于三子均为高皇后所出，嫡长子继位毫无悬念。但即便如此，英宗临终前韩琦等大臣仍如临大敌，非要英宗留下亲笔遗书，指定长子赵顼为皇位继承人。英宗病倒是在治平三年( 1066)十一月，当时就有台谏官刘庠请立皇太子，英宗还很不高兴。韩琦就提醒赵顼，说你现在一步也不能离开皇帝（“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赵顼回答说这是当儿子的应该做的，韩琦说不是这个事（“非为此也。”），赵顼才有所领悟。

哲宗看似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继位时虚龄仅 9岁，完全没有能力真正掌控皇权。所以这时权力斗争的核心并不只是由谁继承皇位，更是谁来填补幼君留下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这场斗争在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高洮洮与宰相蔡确之间展开，虽然高洮洮大获全胜，但在她身后，亲政的哲宗与继位的徽宗重新确立蔡确的定策之功，并指控高氏当年本无意立哲宗为皇帝，从而形成了宋史的另一桩谜案，即所谓的“宣仁之诬”（高洮洮谥号“宣仁圣烈”）。关于宣仁之诬，学界长期沿袭南宋的历史叙述，很多重大而关键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澄清。由于情况复杂，以下先介绍“宣仁之诬”的传统论述，然后层层揭破“宣仁之诬”叙述中的谎言，尝试还原哲宗继位过程中被反复掩盖的钩心斗角的本来面目。

至此可以充分地解释高氏为什么欲置蔡确于死地，因为蔡确不但自谓有定策功，而且蔡确所谓的定策功意味着高氏谋立次子赵颢，这个指控如果成立，将摧毁高氏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但令人困惑的是，在神宗立长子理所当然的情况下，高氏与蔡确如何会谋立皇弟赵颢呢？高氏的解释如果就是事实，那所谓的宣仁之诬应该迅速烟消云散，蔡确更是不得翻身。问题是高氏去世之后，蔡确的定策之功迅速得到了朝廷的确认。

看《宋史·蔡确传》，蔡确是《宋史·奸臣传》的头号人物，但蔡确唯一的奸邪事迹也只有“宣仁之诬”，说明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被列为奸臣的。

神宗的皇后向氏没有生育，向氏是真宗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寇准关系紧密，因此仁宗、英宗、神宗三代的皇后曹氏、高氏、向氏，她们的祖上曹玮、高琼、向敏中在真宗朝都属于寇准政治集团。

按后来蔡确之子蔡懋的追述，神宗临终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儿子年小，须得长君继为之”的问题，所以在皇弟与皇子之间不是毫不犹豫，正是蔡确坚定了神宗传子的决定，蔡确的定策之功也由此而来。

徽宗亲政时期，最高统治者是宋徽宗，政治立场仍是继承神宗事业，政策则是拉扯变法的大旗，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兴起崇道运动，政治斗争是在打击元祐党人的基础上，变法派官员之间争权夺利。

由赵颢继位其实根本不会成为高太后真正追求的目标，却是她要挟向皇后及神宗的完美工具：如果不同意由她垂帘听政，那就以立长君为由支持赵颢继位。而这个推论足以解释哲宗继位过程中所有宫廷斗争的微妙现象。

还原“宣仁之诬”的历史情形，应该是神宗犹豫过当立长君，蔡确坚决主张传子，赵颢窥伺继位机会，而高太后谋求听政大权。的确无人主张立赵颢，但高太后利用赵颢排除了向皇后的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