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意思 丨 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拜读了冯伟林先生的大作《书生报国》，被其中中国文人（书生和文人，虽然二者有些差别，大概尚可合而论之）的家国情怀所深深折服。可以说，书生报国作为人生的基本信念，既是历史文化的深刻记忆，也是我们今天仍要秉持的道德操守。
但是，掩卷反思，总有一些疑惑萦绕脑海，一介小小书生真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可不能仅仅依靠满腔热血的。
穷书生除了肚子里那点墨水，那是一无所有的。而书生的武器，主要就是那支笔了。远的不说，只看看鲁迅即知，他的笔是投枪，是匕首，它杀人不见血，够厉害了吧，况且还不要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决策于帷幄之内，制胜于千里之外，不亦乐乎？
但是，话虽说得如此玄乎，但历史上书生似乎从来没有独立过，似乎天生就是政治的婢女，权谋的附庸。试想，一个永远跟在领导后面屁颠屁颠的小小书生，如何讲得地位、谈得成功？
换个角度说，所谓书生的身价，不是决定于书生本身的素质和能力，而是取决于所跟从的圈子。跟对了，那就是一荣俱荣；跟错了，那就是一损俱损了，这叫做入错行、嫁错郎，由不得自身，怨不得他人。
所以说，书生身价的提高，并不是中国书生地位的真正提高，而是中国书生进入的圈子是否正确的证明！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家庭的幸福大致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世间官人、商人的幸福各有各的特色，书生的下场大致是相同的。
君不见，屈原沉于汩罗江，贾谊屈于长沙，史马迁囚于狱中，李白流放到夜郎，苏轼贬于海南岛，如此等等。或贬、或关、或押、或放、或抄、或杀，时空虽不同，判词虽有别，其实质相同。
历史上，那些个玩弄权术的政治家，最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识破其技法。而执拗的书生则往往偏不信邪，不知是书读多了，脑子不太顺溜；还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那股子正气使然，偏偏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看出其道道来，一旦找到突破口，便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什么祸国殃民，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什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似乎都是直肠子，有什么话，就怎么说。你说谁能容得下如此胆大妄为之人？自然就是该关的就关，该杀的就杀了。
悲哀乎？悲哀！谁说书生厉害？不就一张寡嘴，二壶老酒，三篇文章，四句歪诗，虽然这些个东西能一时呛你几口，压压你的气焰，但与刀枪、兵马、刽子手相比，是何其的弱小？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所以说，虽然这些书生如此厉害，但在涉及政治权谋之时，可就要惧让三分了。
就拿“文字狱”这个事关书生的历史大事来说吧——
晚唐诗人章碣有一首题为《焚书坑》的七绝：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抨击的就是秦始皇的暴政：这位始皇帝本想通过焚书坑儒残酷镇压读书人，以使他的家天下传之千秋万代，没想到，焚书坑儒的火灰尚未冷尽，天下已经大乱，最后率兵推翻秦朝的刘邦项羽却是不读书的主儿！
据史书记载：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为施行文化专制，强固中央集权，于公元前213年借口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诸子著作和其它文化典籍是散布自由思想、“道古以害今”的原凶，全部予以焚毁。继而，为封堵民间的自由言论，又以侯生、卢生等少数人诽谤皇权之由，罗织罪名，坑杀了数以百计“诵法孔子”、“不遵秦律”的儒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自此以后，文字狱的阴云就一直笼罩在读书人的头上。文字狱的真正全面展开，乃是始于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明太祖本是个文盲兼流氓，大字都不识一个。这种人作了皇帝，必然终生要为内心深处那种自卑情结所煎熬，生怕人家看不起他，就算需要利用书生，也是背后捅刀，过河拆桥。
有人曾跟他说——张士诚那名字是起事后一名儒生给他取的。张士诚很是喜欢，却不知道那其实源自《孟子》，原文是“士，诚小人也”，其意是骂他是小人——“士诚，小人也”。这与《连升三级》中那个张好古给魏忠贤写的骂人对联差不多，还要升一级官阶才是。
朱元璋便牢牢记住了这一课，生怕舞文弄墨的儒生绕着弯骂他，而自己蒙在鼓里还不知道。于是，当了皇帝后他便大兴文字狱，甚至连“为民作则”这种好话都能闯祸：在他听来，那是骂他“为民作贼”，你说奇不奇，你说这文弱书生还敢不敢做？
至于清朝的“雍正去头”（维民所止）和“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之类的冤案，更是让读书人噤若寒蝉。
客观地说，书生非常聪明，也非常厉害，能吟诗作赋，能透过花花世界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聪明的书生好自以为是。掌权的王侯将相要以上天的名义忽悠老百姓，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些个脑筋会转弯的、想拍拍马屁者便指鹿为马、大献殷勤，为所谓的真龙天子大唱赞歌，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唯有执拗的书生不吃这一套，大唱反调不说，还兴风作浪，想要把百姓从沉睡中唤醒就好。唐代诗人刘禹锡因写诗得罪权贵被贬朗州，十年后回到长安还是老毛病不改，又写什么“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朗今又来。”仗着肚子里有几滴墨水而一意孤行；宋朝文豪苏轼，作诗“谤讪朝廷”而一贬黄州、二贬惠州、再贬儋州；杜甫老儿写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头来连自家儿子都饿死在奉先……
这些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书生，对于人情世故看样子就是个白痴。李白客死在当涂，杜甫死在漂泊的小船上等，这些凄惨的书生人生结局就印证了书生必然结局。
虽然期间也有不少书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苏东坡的“世人到晓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等等。殊不知，纵使你如何意识到必然的命运，如何意识到可悲的下场，但永远也无法走出你书生的圈子，圈子之内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而圈子之外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俗话说，道不同而不相为谋，走的道都不同，你如何能走出悲哀的必然，顶多耍耍小聪明而已。毕竟，这个世界，懂得世事、人情的官人、商人才是聪明人；能脸不红、心不跳、娴熟自然地跟着别人指鹿为马的人才是大智者，才是大有希望者，才叫真才实学。
于是，我们大概知道了书生或者书生们必然的悲哀结局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即使书生们认识到了悲哀的必然，但似乎其骨髓里也就存在这种劣根性了，叫积踵难返、积习难改。
常言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按理那么多书生死于非命，应该能给他们提个醒了。你看，秦始皇一怒坑了460个诽谤朝政的儒生，清蛮子兴文字狱剁了那么多书生柔弱的头，应该说起到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作用。但这些暴君压根就没有想到，杀了460个，又站起了4600个，46000个，文弱的书生越杀越旺，越杀越多，颇有“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气势。
其中，方孝儒就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令人扼腕的书生。
方孝儒，是一代名儒宋濂的得意门生，是当时的大儒。他博学强记，通晓经史，文章盖世。明建文帝即位后，将方孝儒招至南京，委以翰林侍讲学士之职。建文帝年纪尚轻，缺乏治国治军的本领。因方孝儒是他的老师，更受到百般信赖和倚重，“国家大事，辄以咨之”。方孝儒对建文帝赤胆忠心，全力扶持。
朱棣在攻下南京后，篡得大明皇位。迫令方孝儒为他起草即位昭书。方孝儒反对朱棣篡权，宁死不从，掷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书不草！”燕王大声说：“诏不草，灭汝九族！”方孝儒针锋相对的说：“莫说九族，十族何妨！”朱棣又反复劝说，最后他从地上拾起笔来，大书四字——“燕贼篡位”。
朱棣大怒，他命人拿刀从方孝孺的嘴角直割到耳旁，并将他投入监狱。见方孝孺仍不屈服，朱棣就下令把方孝孺在午门内凌迟处死。方孝儒在就义前，作绝命赋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可求？呜呼哀哉，庶我不尤！”朱棣处死方孝儒后，仍不解心头之恨，下令灭他十族。方孝孺的九族加上他的朋友、门生也算作一族，共873人，全部处死，行刑就达7日之久。
对于方孝儒这类把自己的生命连同十族的生命都不在乎的书生，天地间还有什么能让他们放弃良知，放弃书生的气节呢？方孝儒的十族被灭了，明成祖胜利了，方孝儒可能也没输，不过，方孝儒“赢”得太悲哀，令人扼腕。
不过，这种牺牲代价太大，以至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纵观中国历史，书生的地位越来越微妙，人才越来越稀缺。“大家”的“物以稀为贵”，无疑就是最好的例证。为何？因为经天纬地的才华被封建专制阉割了，被扼杀了，被窒息了！毕竟，书生的这种所谓厉害，在王权面前无非就是草芥一个。
所以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历史上书生的厉害不过尔尔，书生报国，不过如此，如真要实现报国之志，当代国运昌盛之际，正是宏图大展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