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长文）教育能不能改变我们及中国的命运？
原创： 隔壁老王666 隔壁老王的结构性思考 昨天
2018年高考，教育部发文不准宣传“高考状元”和“高考升学率”。宗旨是为教育公平做舆论准备，同时试图回归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式，遏制精英化、贵族化的趋势。
毛坦厂中学送考大巴
但是、只要高考仍是应试教育的终极目标，上上下下就只能屈从于其中的“经济规律”，高考的成本也不会降低。遏制精英化、贵族化的趋势、是注定无法实现的目标。
平心而论、高考仍是目前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最公平的选拔方式。
虽然这两年也有“寒门难出贵子”的担忧、但一些调查表明、至少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进入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的工农子女的比例、并未有实质性降低。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历任加州理工大学教授、密歇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将社会科学的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分析的先行者李中清教授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约有35％~40％的教育精英来自工农家庭，社会上层子女垄断教育的状况被打破。而这之前、或者说解放前、中国受教育良好的人群、主要来自官员、地主乡绅、资产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
即便是改革开放后，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依然相当稳定，能够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可见、当时中国选拔人才的公平性、相当可观。
而在美国，半数以上的精英大学生来自5％最富有的家庭。在美国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多数学生，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
所以我们取得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成果：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以前，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起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开门”的效果。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农民子弟减少、教育途径多元化、教育资源配置发生变化、中国社会财富悬殊拉大等因素、确实出现了中国精英大学生源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很多参与研究的大学教师意识到、自己身边有那么多人是农民家庭出身。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恢复高考后获得了读大学、脱离原本生存阶层的机会。而现在，他们是科学家、学者、学校高层，手里掌握着众多学生的命运，甚至中国的未来。与30年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属于原先的工农阶层。
因此，从趋势上说、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逐渐丧失现有的发掘人才的优势。
然而、即使中国拥有发掘人才的优势永不丧失、是不是就可以在长期的竞争中、战胜一直以来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欧洲、日韩？
大国领袖告诉我们：国与国的竞争、说到底是人与人的竞争、特别是科技人才的竞争。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公平地、高效地、把全中国的人才都发掘出来，是否足以赢得这场竞争？
答案、笔者认为是否定的。
自隋唐以降、中国封建社会采用科举制度，在民间选拔人才。当时能够读得起书的、一定是富裕阶层。至少也得是富农。否则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供给一个学生全脱产或者半脱产地进行文化学习。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
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构成了人才的主体。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共产生过592名（仅计算文科状元、不计算武状元）。各封建王朝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首席文官，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总理，一般从翰林（相当于今天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选拔。而要充任翰林，至少得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名列进士前三甲之列。
而普通文官、一般从进士及举人当中选取。中国古代多数封建王朝、贵族是不能做官的（清除外）。要走仕途一定要经过科举。所以贵族并无决定性优势。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教育重视程度不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还划分南北两个区域、确定南区北区各自进士数量配额。
何炳棣在《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一书中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阶层流动性较强。
可见，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做到了，从帝国的每个角落、每个阶层里面选择资质最为上乘、学习最为努力、心理素质最为杰出的人才。并将这些杰出人才、选拔为官吏。这确实是巨大的进步。
但是、从隋朝被唐朝取代的617年，到英国《大宪章》签订的1215年，困顿的西方开始逐步走出中世纪。而中国采用科举已经整整六百年了，但整个中国的面貌、并没有大的变化。
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场景
再去300年，15世纪末、荷兰英国西班牙开始伟大的大航海时代、对应中国是在明朝。继三宝太监下西洋后、片木不得入海、闭关锁国。下西洋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由于下西洋不是由贸易动机驱动的，因此最终除了一些长颈鹿等珍禽异兽、几乎没有多大的历史意义。海运带给明朝和世界沟通交流的机会、输入白银、获得了多种农产品和香料、甚至海上丝绸之路一定程度上给中东带去了繁荣。可是忽然的闭关锁国、使得明朝渐渐远离世界主流。
郑和下西洋地图。海运给中东带去了繁荣。
再去200年、18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从此、帝国主义携着坚船利炮、开始了新一波征服世界的历程。开始了把几门大炮架在海岸线上就征服了一个国家的崭新历史。而中国、对应的是清朝。除了皇帝略微贤明一点、与明朝又有多大差别？明朝无力对抗内部农民起义和外部异族入侵、而清朝对抗太平天国以及外部英法为首的联军、也是勉强维持、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到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就此了账。
皮萨罗带领二百人征服印加帝国（其实靠的是野心而不是兵器）
当然，中国历史在人类萌芽时期，由于起步较早，对世界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代表性的我们有四大发明。但特别地、我们在最近这500年几乎碌碌无为。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落后、人民无知、文化愚昧、官僚机构反动、国家动员能力弱小。近500年来对人类的贡献、除了牙刷之外乏善可陈--来自张维迎：《近代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张先生的观点可能以偏概全了。但是说中国逐步丧失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逐步沦为一个二流甚至三流国家，我想这几乎是没有争议的。
而这500年正是科举制度盛行的年代。
甚至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中国的落后。精英人才进入仕途、融入统治阶层、参与权力与财富分配之后，其代表的利益不可能是属于原来的富裕阶层、而是更多接近统治阶层。这样一来、使下层更没有能力对抗皇权，从而加剧了封建专制统治、使得人民进一步失去生产资料、恶化了生产关系、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加速了新一轮王朝更替。
所以、科举只是改变了一部分参加科举者的命运。对于国运是没有丝毫帮助的。它没有办法使封建王朝摆脱大周期律、更不可能让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更高的思想和文明。它甚至助纣为虐、扼杀思想和文明。
相反、没有科举制度的西方，其人才选拔制度主要是国王恩赐、贵族推举制。为什么采用如此落后的人才选拔方式、西方却在1215年出现了《大宪章》、15世纪进入大航海、18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诞生了近代民主制萌芽呢、并能繁荣昌盛至今呢？
因为中国科举产生的人才、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压制之下、不具备完整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自己也好、自己所属的家庭、家族、宗族也好、甚至整个阶层也好、在皇权面前都毫无反抗的能力、没有独立和尊严、只能沦为封建皇权用于管制帝国的统治工具、沦为奴才。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国王对其他贵族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国王失去国王头衔后，就退回自己的领地重新成为普通贵族。而且还必须跟宗教领袖分享一部分权力。
查理三世接受教皇利奥三世的加冕
所以、国王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但在很多具体事务方面，特别是处置犯罪或者失败的贵族或者平民的时候，不得不遵守更多道德约束、惯例和不成文法。无法像中国皇帝那样为所欲为、而是要跟宗教首领、贵族、精英阶层甚至平民阶层广泛地商议和协调。
《大宪章》的诞生、标志着限制国王权利、不能随意征税、保障普通国民的人身和财产的思想、有了成文法律的保障。因此西方人、其人身和财产相比中国贵族或者官僚来说，有更坚实的保障。
正因为人身和财产得到了法律的保障，欧洲才会崇尚商业和工业，才会积极地制造机器、发展航海贸易、应运而生了银行、股票和会计专业、近现代的议会和法律制度开始逐步完善起来、并完成了今天的民主制度的启蒙。
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世界第一家银行
特别地、我们用一节说明一下阿姆斯特丹银行与山西票号的不同：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银行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由此，一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当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正在海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手中的白银仍可以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流进流出，而荷兰的银行可以合法地贷款给自己国家的敌人。在中国、这有可能出现吗？不仅这样的画面不可能出现。我们更多出现的是沈万三被朱元璋杀掉、财产充公。
当然，并不是《大宪章》一出现，民主就一蹴而就了。后来还经历了很多王权复辟、革命和流血。但总的来说，西方从此在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路上越走越稳、并最终在遥远的美洲、第一次诞生了一个没有贵族、没有国王的民主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观中国、虽然出现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思想。但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句废话。皇帝或者上层官僚想要灭谁、就可以灭谁。随随便便就可以在朝堂上打大臣的屁股，并把大臣满门抄斩，轻一点的就发配宁古塔为奴为妓，并冠以“为了社稷、为了天下百姓”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那么可想而知、既然人身和财产得不到保障，普通万民，又有什么动力，去追求科学和技术、去追求个人财富、去实现服务社会、去追求强大国家呢？国家是皇帝的、又不是自己的、谁愿意为别人的自私而贡献自己的心智才华呢？
何况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总是用宏大话题、润物细无声地把万民的财富变成统治者自己的--比如：发行金圆券。
国民党发行法币、法币大跌；发行金圆券；两年之内又大跌。跌成废纸。
并在危机关头、把万民赶上战场、为了保护统治者的统治而充当炮灰--比如：义和团运动。
意淫中的义和团扶清灭洋画面
利用过后、为与八国联军求和、义和团成员将被砍头
因此、中国科举、与今天的高考制度一样、改变的从来都只是个人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跟国民没有关系。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莘莘学子所追求的梦想--假如还有梦想的话、如果不能在保障国民的人身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之下、注定没有实现的可能。
（正文完）
注：前述主持精英大学学生来源家庭研究的学者李中清，系诺奖获得者李政道之子。
左：李政道 右：李中清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此前由于战乱，他数次辍学，辗转多地，始终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小学、中学文凭。
当时，中国高校普遍采取灵活多元的招生方式，单独招生与联合考试并存，只要年龄和成绩达标，不需初高中文凭，也可以直接录取。
考入化工系后不久，他大学未毕业便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被学校破例录取，成为世界级物理大师恩里科·费米（Enrica Fermi）的研究生。博士毕业七年后，31岁的李政道因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也正是通过教育改变了自身命运的学子。而他并没有经历中国的高考。
李政道和杨振宁
又：1951年，出生于河南农村的崔琦被母亲送往香港求学，留在大陆的父亲在59年饿死，母亲背负“里通外国”的罪名在68年贫病而亡。崔琦母亲去世时，其姐姐欲借铁锹一把埋葬母亲，磕头下跪求遍全村却无一人肯借，而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当地政府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崔琦故居，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崔琦游览崔琦故居
获得诺奖后，崔琦曾接受过杨澜的专访。“你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
原本这个平淡无奇的提问、主持人和大家一样、期望的可能是一个跟崔琦的教育或者荣誉相关的答案。比如：“如果我不外出读书，那我可能就拿不了诺奖”，诸如此类的。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崔琦流泪了，他给出了一个让世界动容的回答：“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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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霄 置顶
不单是教育，归根结底，不解决制度性缺损和体制性障碍的问题，很多难题都将无解，绕也绕不过去。
2 作者
正是如此
15
塵
不能，制度才能改变教育，改变一切
3 作者
您有远见
12
阳记
有水平有水平，不愧是隔壁老王，显然为写此文事先做了很多功课
2 作者
谢谢夸奖
8
轻风徐来
好！旁征博引，知识丰富，放出去，谈古论今，收回来，中国教育从古到今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悲乎？
7
xzx
去年就不让宣传高考状元，但陕西省比往年宣传得更美
6
红尘过客
隔壁老王就是有水平！
2 作者
谢谢夸奖
2
李学义-专业工业控制
盛行六百多年的科举制，从山疙瘩到繁华都市每个角落、每个阶层里面选择资质最为上乘、学习最为努力、思想又红又专的人才，进入到庞大体制内机器里运转，然张维迎研究统计：《近代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缺知识分子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1
风清
不错，讲得很好！解我之惑
1 作者
谢谢
1
qlf
真正的教育无疑可以改变国人的命运，不许质疑的奴才教育为得是确保江山万代
chenxiaofeng
能，而且很简单。只要教育好从博导到幼师的各级别教育者本人子女配偶不去拿某国的低科技绿色卡片就行了。
作者
这怎么做得到呢？每个人都想拿
JOJO
尔等妄议各国教育制度，我泱泱大国，5000年文明古国，岂是200年快餐文化美帝可比，带领我们走向光明复兴的伟大领导哪个不可以拿诺贝尔，哪个不是科学家，岂可长他人威风，尔等需为四个现代化好好努力，如有不服来战，五毛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