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书籍《从结构到解构》3

精读书籍《从结构到解构》3

五、不群不党:乔治·迪梅齐

他不会同意别人把自己写入结构主义史中，他觉得他与结构主义毫无关系，“我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不必成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也不想成为一个结构主义者”。

列维-斯特劳斯就非常正确的认定，1973年，如果迪梅齐不是刻意地回避，“结构”或“结构的”之类的字眼一定会立即浮上他的心头。

因此，迪梅齐更多属于历史语言学的传统，而历史语言学早在19世纪初就坚信，同一根源的不同语言享有同一母语，即印欧语。

列维-斯特劳斯再次把迪梅齐奉为先驱。“在我们大家当中，你是第一个使用转换观念的人，借助于这些观念，你为它们（社会科学）提供了最佳工具。”

迪梅齐既体现了涂尔干式的意志（这意志是由马塞尔·莫斯表达出来的），即寻求整体化的社会事实，也体现了一种观念，即要把社会、神话、宗教视为一个整体。这自然让他才用了结构的观念。

对于可理解性、传播系统、体现恒量而言，语言是个重要矢量，它使下列行为成为可能，即感知为言词奠定基础的观念的永恒性。为了理解模型的变异，迪梅齐使用了差异、类似、价值对立等观念，它们都是一种方法的工具，这方法可以称为比较方法或结构主义方法。

迪梅齐假定，所有的印欧语都具有共同的三重性的或三功能的意识形态，这一假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因此他成了一个专门探索印欧语假想之物的考古学家。

迪梅齐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对于他而言，现象的确是唯一的，但不能不将其限制于人类心灵的普遍法则。

在迪梅齐看来，所有这些社会和所有历史时期都具有共同的结构，该结构可以把不同的功能区分开来：主权功能、圣者功能、生育于孕育功能。

迪梅齐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之所以如此，还要归结于他在采用自己的模型时所遇到的困难，他还使自己远离了结构主义现象，将自己的方法置于两种研究中间；一边是对神话之外的解释性因素的探索，一边是对神话涉及到的独立内在结构的探寻。

''结构''一词显然与迪梅齐绑在了一起，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即使在他死后，也是如此，一部著作的意义不必受限与于作者的心愿。乔治·迪梅齐是结构主义史诗的创始人和先驱。

六、现象学之桥

现象学特别专心于经验，因而也特别专心于描述，专心于具体的是物，而且主体性显然具有优先权。胡塞尔的雄心在于，他要亲眼目睹哲学从意识形态进化为科学。不过，现象学的是也并非立足于事实，而是立足于本质。正是本质构成了意识之可能性的意义的原始根基，它们分别与自己的对象相对应。

社会事实即不是事物，也不是观念，它是结构。结构并不从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中获取任何东西，它本身就是结构的结构。

现象学家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他把社会科学创造出来的所有客观结果拽到一起，然后根据主体经验和整体意义，赋予它们一个意义，一个价值。

米歇尔·福柯这位哲学浪子又给现象学方案以致命的一击，他打掉了哲学的傲慢自负—高高在上的坐观经验科学之虎斗。他谴责过哲学过于严酷的学院化，谴责哲学彻底回避了康德的问题，即如何认识我们眼前的现实问题。福柯使自己的研究面对新的对象，并以之取代现象学对生命经验的内在化的描述。他不喜欢这样的描述，而是喜欢揭露已被问题化的社会实践与社会制度。福柯改变了现象学问题框架的走向，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走向。

人不是被知者，而是知者，因此，知者不可能不经反思发挥作用就获得自知。

尽管怀有这样一份野心，即大声宣布自己能够游刃有余地出入自己的概念及文化领域，现象学还是死于绝境。这全是因为它太想在人深上找到未经思考之物了。而在福柯看来，因为具有无可避免的可选性和二元性，这样的东西只存在于人的阴影，存在于他者身上。

福柯的目标就是探索人类说过的东西，从中寻找一致性，而不是探索人类想说而没有说出的东西。

七、索绪尔式断裂

索绪尔的主要使命是确立记号的任意性，证明语言作为一个价值系统，即不是凭借内容亦非凭借经验，而是凭借纯粹的差异建立起来的。索绪尔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堆抽象术语之中，其目的在于使语言完全摆脱经验主义和心理学化的纠缠。索绪尔把语言改造成了一个崭新的学科，并声称它具有不依赖其他人文科学的独立性。

索绪尔把记号学定义为''研究处于社会生活核心地带的记号的生命科学。''

根据施莱格尔兄弟的看法，诗是一种共和话语，这真要感谢德国浪漫主义，因为它提供了这样的艺术观年：艺术是一个摆脱了模仿的结构。

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语言视为密封物。语言学记号不能以自己的名称创造一草一木，而只能增加一个有着声音意象的概念，而概念与声音意象之间的关系是其任意性的。索绪尔的记号之观心所指（概念）与能指（声音意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指涉物一脚踢到门外。记号不同于符号，记号保持了所指与能指关系中的自然关系。

索绪尔并没有赋予能指对所指的优先权，因为在他看来，能指和所指俨然一物之两面，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索绪尔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码研究之内，因此也把语言与其得以安身立命的环境割裂了开来。索绪尔选择来了记号，而没有选择意义，他把意义驱逐到了形而上学的历史之内。

《普通语言学教程》只能代表索绪尔人格的一个方面，他的系统性和形式主义同样获得了发展，尽管他上课时没有讲稿，或者如他的一个学生所言，他上课时手里只握着一张四角全部翘起的小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