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收获杂志写的创作谈

荆歌

其实我写了近三十年小说，一直都在重复一个主题，那就是家庭关系。在我的意识里，家庭成员的关系，是紧张的、对抗的、复杂而微妙的。它几乎是社会乃至世界的全部，它是写不完的，挖掘无尽的。越写，似乎越有话要说，越让我透不过气来。这当然跟我自己的生活境遇有关，我出生在一个今天看来非同寻常的家庭，更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里出生、发育成长的。各种梦魇一样的感受，种植在我身体里，种在我心里，它们生长，割了又长。我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不把它们写出来吧，它会像瓶子里的植物根须一样，把瓶子撑满，直到撑破！但是，你修剪它，帮它寻找出口，让它走进故事里，让它在字里行间宣泄，它却长得更快了。几乎是没有任何节制地疯长，似乎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撑满、撑爆！

我曾经给《花城》杂志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散文，以非虚构的方式，写了我家里的事。那不同于小说，那是在认真地回忆，在一步步往回走，沿着熟悉的路，慢慢走回去。原以为这种安静的回想，会像之前写小说一样，可以在书写中得到放松，得到娱乐。没想到我把自己伤害到了，我发现回去的路上，充满了荆棘，回忆就像刀子，划破的是自己的皮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写作这篇文章感到深刻的后悔。所以当朱燕玲希望我再写一点家族记忆的文字时，我果断地回绝了。

从那之后，我的小说写作都几乎是停顿下来了。我不想再写了！我觉得我已经被自己的写作伤害得太厉害了。写作这种行为，是痛苦往事的帮凶，是诱惑我进入恶梦的魔鬼，它虚假地建立起成就的丰碑，其实是掘开了阴湿的土地，筑一座影子一样追赶自己的坟。

这十来年，我耽于玩物，沉醉在书画茶酒那些事情中。所写的文字，也大多与那些相关。可是风花雪月的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轻松。我知道受虐的心灵，它是在渴望着从前的煎熬，甚至在召唤着变本加厉的折磨。写作中的挣扎和绝望，以及那些痛楚，好像失去了它，就失去了生的理由，失去了灵魂，也失去了对世界的感知。仿佛只有回到从前那种不堪的境地，回到那种对阴暗家庭的不绝回忆中，心才踏实，才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所以其实，我在“离家出走”的路上放逐自己，却又始终想着回来。那个“家”，始终有一种魔力让我无法走远。它要拉我回去，去到那个阴郁的屋檐下，去跟往事妥协，去跟它继续纠缠，彼此折磨，相互消耗，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我被它彻底绑架。

今年我居然写了十来个中短篇小说，虽然题材较以前有所不同，因为近些年，我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西班牙，所以所写的东西，很多是以西班牙为背景的。但是我发现，我依然是在写各种各样的家庭关系。仿佛只有家庭成员间的紧张关系，才是最值得我书写的。我的想象，无法飞越它的疆土，我的虚构，只能在这片天空下进行。越写它越纷乱，越写它越酸楚，越写它越加撕心裂肺、愁肠百结！就像手铐，你越想挣脱，它扣得越紧；越紧就越想挣脱，便更紧、更痛。要看到它嵌进肉里，看到皮肉发紫，听到肌腱崩断骨头折裂的声音，才觉得痛快吗？

这个中篇题为《亲戚关系》，但它写的依然是家庭。这是我熟悉的领域，这是我看生活的唯一孔径，它是痛苦的源泉，也是最后的归宿。我在这个鱼缸里游来游去，常常缺氧而几乎导致窒息，却又看上去自由自在。冷和暖，我知道，我承受并乐于承受，我无法从中跳出来，那是我的局限，也是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