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考量：孰是孰非？
哺乳
一、问题提出
如何做一名具有时代意识的女人，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敏感，是因为这个话题直接指涉当下女性的思想、生活、工作以及生育观、人生观，任何一个成年女性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沉重，是因为女人担负着生命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有史以来，这三大责任便沉重压在女人身上，不仅仅是生理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形成一种文明规则、国家法律、社会舆论，迫使女性就范。即使在高度文明的当代，女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愈来愈大的背景下，仍然要履行女性的天然义务，即生产哺育后代。
这便引申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话题，一个当代母亲，如何处理繁殖与自我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矛盾。
二、家族内两则案例
故事之一：萍
我的外甥女，叫萍，42岁，一个优秀的职场女性。
萍怀孕后，毅然辞去工作，放弃所有社会交往和职场奋斗，全身心投入到生育和培养孩子的家庭事务之中。家人和朋友都为她惋惜。我妻就曾说责怪萍过于冲动，认为一边工作一边抚育教育孩子，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生活，不必把自己的人生全部投入到孩子身上。
萍却不以为然，她说：“既然儿子投生于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把人生的一部分给他呢？”
她把儿子视为自己生命的全部，不允许他有一丝一毫脱离自己的视线。十几年中，儿子从小到大，从起床到入睡，除了上学之外，其余一切时间的生活场景中都伴随着她的身影。
如今，儿子十分优秀，成长顺利，身体健康，聪明懂事，学习努力，马上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在家族中人见人爱，在学校里师生、家长无不揄扬。这一切都倾注了外甥女的心血，如今细密皱纹已然爬上眼角。
大家都夸她为“超级母亲”，她就会腼腆笑着说：“谁让我是妈妈呀，这些都是妈妈应该做的。儿子是我的全部，只要他好，我的所有付出就值得了，我就是为孩子而活的。”
说话的时候，她的嘴角上扬，牵着无法掩饰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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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二：钰
我妻的侄女，叫钰，39岁，研究生，高级会计师，独自闯荡人生，现在北京工作，未婚。
钰很美丽，娇小纤柔，个性固执，父亲早年离世，使她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全家人都为她的婚事忧虑。钰却乐哉悠哉，毫不理会，终日忙于工作。
钰从很少议论孩子。后来才知道，不是她不想结婚，而是结婚就要进入生育的必然程序。这让她苦恼甚至恐惧。
她说：“生孩子不仅仅是自己的痛苦，也是孩子的痛苦。与其都痛苦，不如不生孩子，让自己无牵无挂，过好自己的人生。人生首先要对自己负责，自己人生都不能如意，又怎么能给孩子好的人生呢？”
今年春节，家里人推举我妻出面与钰谈话，作为姑姑，妻批评她：“你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可你也要考虑家里人的感受和牵挂啊，毕竟，生孩子也是女人的一份责任。”
钰回答：“正因为这是责任，我才不结婚不生孩，我连对自己都没尽到责任，还有什么能力对孩子负责呢？”
“那你就一辈子独自一人生活？”妻问。钰笑了，说：“这不挺好嘛，每天无牵无挂，工作、赚钱、读书、休闲。可是，我快乐，未必两个人都快乐，我痛苦，却注定两个人都痛苦，所以无论快乐或者痛苦，就一个人受用吧。”
她的笑，有些轻松，似乎也有些勉强。
职场女性
三、相关背景
背景之一：废除“超级妈妈”的“革命”思潮
1981年，中国社会刚刚步入改革初始，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相当传统，女人结婚生子成为必然而正常。而且为了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则涌动着一场对传统“超级母亲”宣战的“革命”性思潮，且这种思潮为美国人普遍认可和接受。
美国《新的健全心态——母亲的解放》一文作者德博拉·梅森指出，八十年代的母亲不再需要去实现“不切实际”的期望，应该成为废除“超级母亲”——“是自己孩子的全部，并且她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全部的圣人/暴君”思想——的第一代人。
而菲利斯·切斯勒博士更为具体地说，当代母亲应该通过变得和孩子们更“分开”一些来追求和保护自己的个性。菲利斯·切斯勒认为，“无处不在的母亲”的观念，是一种“现代的愚顽”的观念。她竭力主张母亲与其他人一起分担父母责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妈婶婶、兄弟姐妹，甚至还有邻里等等。
这还不算完结，而菲利斯·切斯勒把这种“革命”引向深入。她希望，并且极力劝导母亲们在感情和性方面对自己的孩子持更为开放的心态。
她说：“原来流行的观点是，当了母亲后你应该放弃性生活，你不应该在孩子面前做这样的事；你不应该为它而不去陪你的孩子。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你当了母亲性生活似乎变得轻佻、放纵，甚至有些颓废。”
她似乎在说，父母可以在孩子面前进行性生活，这并不轻佻、放纵，而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生活状态。
当然，对于这种观点，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培育男孩》的作者，美国詹姆士·杜布森博士则认为，任何从孩子身边“解放”自己的做法，都将是以牺牲孩子为代价的。
女权主义者袒胸露乳抗议
背景之二：“丁克现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一种关于母亲的思潮盛行，且悄悄地叩开中国的大门，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丁克现象”。
“丁克”是一个舶来词，源于英文 double incomes no kids 的首字母缩写词 DINK，意思是“双收入，无子女”，特指那些有生育能力但自愿选择不育的夫妻二人家庭。对于这种婚姻家庭结构，人们称之为“丁克”现象，或把这种家庭称为“丁克”家庭，将选择不孕的夫妇叫做“丁克”夫妇。
“丁克”家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先出现于欧美国家。1978年英国就设立了“全英无后组织”，维护那些选择不生育这一方式的夫妇的权利。199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研究中心的一篇名为《美国的家庭：1960——1990》的报告中，把“一对没有孩子的双职工”作为家庭的一种组织形式。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994年5月公布的年度分析报告，1993年美国有6180万个家庭，其中3480万个家庭无子女，“丁克”家庭已经超过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
而在我国，随着欧美的不育观念的传入和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丁克”家庭开始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出现，尤其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更为明显。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北京市1984年以来结婚的夫妇中，约有20%的夫妇自愿不育，人数近10万；广州的“丁克”夫妇在1986年有3万人，1989年猛增到10万人。上海市在1979—1989年间的50多万对新婚夫妇中，约有14.5%的人选择不生育，约有8万人；1989—1994年间，“丁克”家庭的比例约占全市家庭总数的3%—4%。天津市1989年登记结婚的人中有28%的夫妻不愿要孩子。1994年，全国各大城市的“丁克”夫妻总数已突破100万对。零点调查公司2003年2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目前中国大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近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长。
对于“丁克现象”，许多专家撰文，分析其成因利弊，提出不同观点。其中肯的看法是，“丁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打破了传统中国近代相传的“天经地义”，变无奈为自由，丰富了家庭组织形式选择的多样性，向人类昭示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尽管他们的选择有悖于传统，他们的行为与大多数人迥异，但选择本身就是他们的正当权利，他们理应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但也存在弊端。
怀孕女性
四、女性的抉择
从西方女权主义者倡导“解放”“超级母亲”，到不要孩子的“丁克现象”在中国悄然兴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很明显，萍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女性理念，力求做一个“超级母亲”，她为此而惬意和自豪，并不追求某种“解放”，尽管，她也为此而失去许多“自我”；钰则是个典型的“丁克主义”者，为追求自我人生而放弃女性的生育责任和义务，她也同样心满意足，她把自己与与其他生命隔离开来，把生育本能禁锢起来，虽然，她也不乏对家庭和后代的渴望。
“横看成岭侧成峰”。她们似乎都有道理，也都是一种人生。人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我欣赏萍对后代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因为她创造并尊重生命，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一个新的生命，这不仅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人的伟大。是一种积极忘我的人生态度，是对自然的应顺和尊重。
当然，我也并不反对钰的选择，而且深深理解。表面看，“丁克”有些无情，有些自我，有悖自然规律，但我们不能不尊重她的选择，毕竟，繁殖后代是一个种族的共同责任，而不是具体某个人的必须。生育既是一种志愿，也是一种自愿。
有的女人说：“一个没当过母亲的人不算完整的人！”
这话对。一个女人没有怀孕、生育过，怎么可以算作完整的女人呢？
也有的女人说：“当了父母却无法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更是不完整的人！”
这话没错。人首先是要完善自我，一个自我尚且不完整的女人，你能要求她去塑造一个完整的后代吗？
至此，这个话题似乎不那么轻松了，很有些形而上意味。孰是孰非，我无法断定。只能由每个具体的女性来抉择。
你的抉择，才是最佳的答案！
你怎样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