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2《11丨大城外溢——哪些小城市可以逆袭（上）
1、小城也有未来
这个模块的前几讲我们从各个维度讲到了“大城市的胜利”。尤其中国进入万元美金社会，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孵化温床几乎只能是大城市，很多职业（行业）的人力资本积累都只能在这里完成。
可是，小城就不配拥有未来吗？
要知道，直到今天，全国2859个区县，仅仅有15%的地方能称得上“大城市”——你没有听错，是15%。这是我们团队给人口规模、夜间灯光亮度（这是国际上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基于微观数据的经济实力指标），还有基础设施设定了阈值，要求三个方面全达到标准才能算“大城市”（这样的计算可以将流动人口的活跃度考虑在内，避免行政区划造成的偏误），在这样的标准下，“大城市”就只占15%。
没错，在万元美金社会的进程中，更多的人会向现在的大城流动，但是集聚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历史长河一瞬，我们这些生活在小城的普通人，难道注定沉默？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接下来的两讲，我也给你讲讲两种不同模式的“小城逆袭”。这一讲要讲的是第一种模式，“大城外溢中的制造外迁”
2、一、大城外溢：制造外迁
先讲个你熟悉的城市，东莞。
稍微年长一点的人可能知道，东莞除了中低端制造业外，曾经因为某些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产业”而闻名，谁在饭桌上说到要去东莞，其他人都会发出会心的笑。2008年后，随着制造业的转型以及国家的“扫黄打非”，东莞的经济增长处于极度萎靡的状态。
而到了2016年，东莞GDP增速突然快速上升了7位；2017年，全球每4部智能手机就有一部产自东莞；2018年，东莞GDP总量位列广东省第四。
这个背后，你肯定知道，是因为华为“迁徙”到了东莞。华为所在的松山湖工业镇的工业增加值甚至冲到了全市第一，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以两位数速度增长。
因为大企业外迁而崛起的城市，绝不只有东莞一个。
广东河源，原来是广东最穷的城市，到2018年GDP突破1000亿元，跟8年前比翻了一番，而河源稍微大点的企业，60%以上都是从深圳搬过来的。还有广东的惠州、汕尾、江门，甚至河南、湖北、湖南的内陆城镇，都受惠于深圳制造业外迁——华为、中兴、比亚迪、傲川科技、中启通讯这些深圳企业的制造业基地，无一例外地来到了小城镇。
当然，也不只有深圳企业在外迁，上海的宝钢带动了江苏省海门市，上汽集团带动了安徽广德、江苏仪征等小地方。
这些现象背后是什么？是一组名词：“大城外溢”和“制造外迁”——
就像水满则溢一样，大城市的规模到达一定量级后，人口和产业总会向外溢出，特别是制造业会外迁，因为制造业单位面积的经济产出，比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的产出要低。像北京金融街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光四大行一年净利润就是0.95万亿，这绝对不是工厂、仓库承担得起的。
所以，深圳、上海周边小城镇们的华丽变身，正是大城市外溢的一个结果。
3、二、链接度：决定小城能否崛起的要素
说到这，关键问题来了：大城市周边那么多小城镇，究竟哪些会更有机会呢？
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链接度”。
首先，交通要足够便利。一个小城镇是否能被一座中心城市所辐射到，取决于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是否能够低成本、低摩擦地向这些新兴城镇流动。交通越不方便，耗时越长，与大城市的链接度越弱，被大城市成功辐射的概率就越小。
你不要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其实在深圳外迁的企业中，就有多家做精密电子的公司迁去了制造成本更低的湖北内陆城市。可是，它们的到来并没有激活落地城镇的经济，甚至在运作不到半年后不得不回迁深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利，导致精密电子配件没有办法无缝、无时差地快速配齐，也因为交通不便利，当地找不到熟练的生产工人，导致总是出错出次品。
除了交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设施。这个“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高铁车站、商场，还有医院、学校、市政管理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原有的产业基础是否能和大城的外溢更好地匹配。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广东中山。从地图上看，中山市离深圳直线距离非常近，理论上可以承接深圳的“制造外迁”。但是2019年前三季度，中山市GDP增速仅为1.1%，全省倒数第一，和辽宁省本溪市差不多。问题就出在基础设施和交通上。
通过这张图你会发现，虽然中山和深圳直线距离比较近，但是有珠江口水域伶仃洋的阻隔，实际上的链接度相对低，所以中山市的产业基础薄弱单一，没有像东莞、惠州等珠江东岸城市一样形成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等产业集聚。而连接深圳和中山的深中通道、通往广州的地铁，都在建设之中，暂时也看不出效果。所以当深圳制造业外迁的时候，中山没有成为受益对象。
既然链接度很重要，我们能否根据链接度来分析一下所在城镇的“逆袭概率”呢？“链接度”是个很复杂的概念，需要具体城市具体分析，但是我给你列出三条判断标准，希望可以帮助你对一个小镇能否被大城外溢作个初步的分析和预判。
1. 周边是否有真正的大城市：
大城市我们以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以及移动智能设备监测到的网络人口大于常住人口为直接指标，包括北上广深成武苏等7个城市（文末有这7个城市的完整名单）。
2. 大城市是否有需要外溢和外迁的产业：
当一个产业的单位面积经济产出，很难覆盖它占用的土地的成本时，就有了外迁的需要。比如，成都的产业外迁需求显著低于北京，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两个城市的房价和写字楼租金，你就大致能明白。成都的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是1.4万/平方米，北京是4.7万/平方米，前者的写字楼平均租金是后者的1/5。同样的制造业在北京倍感压力的时候，在成都可能待得尚好。
3. 看自己所在城镇与大城市的人口交互和距离：
我们通过追踪手机移动设备的位置数据，计算出了北上广深这四个典型大城市周边500公里半径内，与大城市人口交互量最高的前20大城市。我把表格放在了文末。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对城市有体感的同学可能会问：好像北京的大城外溢效果比较弱？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比如地理位置因素。北京周边多山，怀柔区、密云区的山区面积占比均在80%以上，尽管多个区离北京市中心很近，但仍然不适合制造业低成本的平面扩张。
二是因为北京本来就属于摊大饼式的城市，行政区面积1.6万平方公里，是差不多人口数量的深圳市的8倍，碗太大，溢不出去。
第三，这也和首都的功能定位有关。北京的经济产业要么是人力资本密集型（e.g.文化、教育、信息技术），要么是行政资源驱动型（e.g.金融、电信、科研、政治、医疗）——这些产业“外迁”成功的可能性太低，又怎么外溢呢？
今日得到:
1、两种不同模式的“小城逆袭”，其中这一讲讲的是第一种模式，“大城外溢中的制造外迁”。
2、因为大企业外迁而崛起的城市，东莞，广东河源等这些城市外迁现象背后是什么？是一组名词：“大城外溢”和“制造外迁”——就像水满则溢一样，大城市的规模到达一定量级后，人口和产业总会向外溢出，特别是制造业会外迁，因为制造业单位面积的经济产出，比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的产出要低。像北京金融街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光四大行一年净利润就是0.95万亿，这绝对不是工厂、仓库承担得起的。
所以，深圳、上海周边小城镇们的华丽变身，正是大城市外溢的一个结果。
3、关键问题：大城市周边那么多小城镇，究竟哪些会更有机会呢？
首先，交通要足够便利。
一个小城镇是否能被一座中心城市所辐射到，取决于人口、资金、技术等要素是否能够低成本、低摩擦地向这些新兴城镇流动。交通越不方便，耗时越长，与大城市的链接度越弱，被大城市成功辐射的概率就越小。
其次，除了交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础设施。
这个“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高铁车站、商场，还有医院、学校、市政管理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原有的产业基础是否能和大城的外溢更好地匹配。
4、三条判断标准，判断一个小镇能否被大城外溢作个初步的分析和预判：
1:)1周边是否有真正的大城市：
大城市我们以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以及移动智能设备监测到的网络人口大于常住人口为直接指标，包括北上广深成武苏等7个城市（文末有这7个城市的完整名单）。
2:)大城市是否有需要外溢和外迁的产业：
当一个产业的单位面积经济产出，很难覆盖它占用的土地的成本时，就有了外迁的需要。比如，成都的产业外迁需求显著低于北京，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两个城市的房价和写字楼租金，你就大致能明白。成都的商品住宅成交均价是1.4万/平方米，北京是4.7万/平方米，前者的写字楼平均租金是后者的1/5。同样的制造业在北京倍感压力的时候，在成都可能待得尚好。
3. 看自己所在城镇与大城市的人口交互和距离：
我们通过追踪手机移动设备的位置数据，计算出了北上广深这四个典型大城市周边500公里半径内，与大城市人口交互量最高的前20大城市。我把表格放在了文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