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

读书无用

“读书无用论”曾经喧嚣过，但凡中年以上的人大约都会有些印记。我无意讨论这个话题，只是闲扯一下历代政府对读书人的纠结。

中国历代政府是鼓励读书的，汉朝就设立学校培养精英，那时的学校主要面向仕宦家族招生，平民只有非常优秀的才有机会。隋文帝创立了“高考制度”，让贫寒子弟获得了同等的读书晋身机会。古代著名的谚语：“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出自北宋皇帝赵恒的《励学篇》，这位皇帝以通俗的语言直接戳中民众的需求点以激励民众读书。

宋朝叶梦得的《避暑录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时，柳永的词妇孺都能背；我外公不识字，却能背诵《推背集》、《烧饼歌》等古代的“鸡汤”。据国外学者推测明清时期中国男性的识字率大约40%左右，与当时其他国家比，识字率是高的，看来，旧时文化教育蛮普及。

古代政府鼓励读书，是要用读书人来管理政府，汉时，从学校毕业就可以直接进入体制内做官，“学而优则仕”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梦想。书读得多，视野开阔起来，思想难免“百花齐放”，为避免读书人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古时就有解决的办法——意识形态化，以一个主体思想来统一大家的认识，因儒家思想的顺从与奴性，自汉以来被确立为国教。

满清虽是外来殖民政权，但被中华文化同化，承袭了明代的治理体系，雍正登基亲自撰写《圣谕广训》，严令全国遍设讲约所，将意识形态广泛普及到乡间，并列入“高考”的必考内容。除了推行意识形态，政府还禁止体制外的读书人介入政治，清末的“公车上书”令满清政府惊悸的是读书人打破了千古禁忌要参政议政。

中国古代是“小政府制”，需要的官员极少，据说明初全国才8000个官员，明代后期也不过2万个官员，一个县吃财政饭的只有9个人。当时人才选拔有县考、省考和国考三级，明代通过了县以上考试的读书人大约保有25万，90%以上的精英进不到体制内。范进中了举，尽管没有分配官职给他，但是“县委书记”也要亲自登门拜访，给了大笔的礼金。

或许担心没有被选进体制内的读书人有不利于政府的其他“用途”，历代政府做出妥协，给予读书人特别的政治待遇，上法庭不被打板子，还可以不交税，免服役，另外，中国自古“皇权不下乡”，将县以下的地方交由读书人来管理。这样的安排让体制外的读书人心悦诚服在乡间为政府鼓吹意识形态，不走“邪路”，不发出“杂声”。

历代政府对读书人一直在纠结：须要用读书人，又担心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揭开意识形态的画皮，这种纠结直到上个世纪中期，才被新成立的一个政府终结，这个政府刚成立就逼迫读书人“洗澡”，统一思想，他们不仅设立了乡政府，连村都纳入了管理体系，断绝了体制外读书人的念想，他们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撤并大学，羞辱读书人，另一方面用引蛇出洞的“阳谋”，给全国仅有的几十万文化精英戴上“右派”的帽子，将他们押上迢迢风雨驿路，甚至送进“夹边沟”类似的劳改农场折磨致死，对读书人，他们没有优遇、不妥协，而是直接消灭。

当下，政府对读书人依旧纠结中，打击读书人为文明所不许，有的读书人以议政为使命，传播手段的进化使得意识形态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政府一边删帖、封号，一边雇佣写手制作迷雾，故意混淆视听，委实忙碌，依旧左支右拙，略有空闲，他们或许要做个梦：“天下读书人不为我用者，皆无用”。

作者：王瑜

2017年5月作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