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出好戏》到社会契约

        无论是霍姆斯还是卢梭，为阐述社会契约都曾用到一个“自然状态”去形容一个没有君主没有政府没有法律的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然而，“自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模样，没有人知道，毕竟在所有可考证的历史有记录的历史中，人类就生存在一个有差异有首领有规则约束的社会里，除非——如这部电影一般一群人流落于一个与文明隔绝的世界，我们才可以一睹高仿真的“自然状态”。

        电影的确以浓缩的形式向我们展现了人类从原始的采集渔猎时代到通过劳动换取货币的具有一定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也以缩略形式还原了从简单的物物交换到货币诞生的过程，并以微观视角揭示了价值规律与货币币值的秘密，同时也有对人性的深刻反映。当然，或许在大多数人的视角中，他们所处的孤岛是一个没有法律没有秩序的微观世界，其实则不然。

        如果细细品味一番我们不难发现自从第一个“王”或首领产生起，这里已经具备了原始意义上的不成文的法律——君主命令，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君主的命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属于我们常讲的法律渊源，正如古罗马皇帝哈德良所说：“皇帝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法律”，这一点在这部电影中也有深刻的体现，但是人作为一个“平等而独立的世界”，为什么能或为什么要服从他人并由他人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社会契约来解释，在这群人步入“自然状态”之后，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带领他们生存的人也就是王，一个强壮有丰富野外生存经验的人，当这样一个人出现后，人们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荒岛上的第一位领导人，于是，契约也随之诞生并发生效力，契约的条款也是简单而又明晰的：王享有处理群体一切事务以及评价他人行为并惩罚其余个体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个体、带领群体生存的义务，对其他人而言，义务是简单而明确的，只有两点——服从并执行，而权利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的，因为他们没有人任何实体权利仅有一项救济权——在王背离民意时推翻并选举新一代领导人。当我们罗列出契约的条款后，也许会有人诧异——典型的“霸王条款”，除王以外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契约所赋予的唯一的救济权利很难实施并意味着很大的代价），当然这一点也是合理的，毕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真正的权利是贵族或统治阶级所特有的，而平民所有的那点可怜的权利并不因主体资格而享有，而是来源于对其具有支配权的个人或群体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或源于自身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所给予的“恩赐”，当我们排除推翻统治的救济权以外。

        片中众人自走进“自然状态”到走出“自然状态”，百天的时间里共产生过三位领导人，还经历了一次内战，而在此期间，人可以被随意殴打、监禁，劳动成果可以被抢夺，在岛上他们的确依托自然资源以及遇难船只的物资结合人自身的智慧，实现了短暂的温饱，但所有的这一切最终付之一炬。在思考原因前不妨思考以下，这群人在进入“自然状态”前受中国法律管辖，那么在“自然状态”下，中国法律对他们依然有约束力吗，答案是效力待定。也就是说孤岛上真实发生效力的所有的法律与秩序，就是领导人的命令和简单的契约，顶多加上生活习惯。

        将眼光放远于整个人类社会甚至动物界，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一寸陆地或海洋是没有秩序的，所有理性的人在思考后都会认为我们生活的社会需要秩序，但历史与现实也向我们揭示并非有秩序就可以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影片一样，没有人可以带来长久的安宁与稳定，虽说最后将船付之一炬是离开荒岛的需要，但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下，在人的野心与贪欲 的推动下，安宁与稳定谁都不敢保证，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稳定的服务与实现人们期望的秩序。

        他们所拥有的秩序具有几个致命的缺陷，首先是不受制约的领导人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力，其次是对于普通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或协议，最后契约条款过于抽象或简单，命令与习惯则过于随意，无法给行为以稳定约束，无法给人以持续信赖。自古以来公权力与私权利犹如天平一般，只有两者平衡才可以称为公平正义，鉴于公权力不断扩张的特质以及私权利的脆弱性，一个可以象征公平正义的社会契约或直接说法律，必须对公权力做必要的限制，限制其权限与实施程序，这也是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把权力关进笼子”之原因所在，同时必须明确规定普通人作为人所必须享有的权利，来保障人可以为人，让个体去“追求那神圣的幸福”，因此简而言之一个能够服务于实现既定目标的秩序其实应是限制（或说规制）公权力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古书云：“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个人见解，一个能够服务于实现既定目标的秩序便是这里所说的“天道”，诚如双眼所见，国有宪法、政党有其章程，法人亦有其章程，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服务于既定目标的秩序，其中也凝结着个体的愿望。人类从存在起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动物，有社会也就意味着需要秩序，当下的各式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缺乏了上述秩序，任何组织中的矛盾我们可以将其化为两类，一类是个体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在负责人的居中调解下一般可以解决，但若要追求有效的解决，往往不仅要求组织者个人的素质修养，更依赖于专门适用该组织的秩序；而另一类，也就是个体与组织间的矛盾，则更需要调整组织者与其他个体关系的秩序。

        随着个体兴趣与追求的多元化，各种类型的组织、社团如雨后春松般涌现，很多组织则往往因为内部矛盾而走向衰落，内部分崩离析，对外成为散沙，然后组织就剩下一个名称。我想整部电影从工具价值的角度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便是一个有效限制管理者、保障个体权利的秩序为每一个组织所必须，而契约或章程则是该秩序的外化或书面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