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花女.2

  “我观察过了，”我们下来后，他说，“你笔直地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指了指其他学生，“看见他们是怎么耸肩弓背，紧贴墙壁的吗？”他说的对，有胆量登上屋脊的寥寥几人都小心翼翼，像克里博士那样笨拙地侧身前行，在风中倾斜摇晃。其他人都紧抓石头护栏，屈膝弓背，好像不知道是走还是爬。

  我抬起手，抓住墙壁。

  “你不需要那样做。”他说，“这不是一种批评。”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不确定该不该说下去。“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他说，“其他学生都很放松，直到我们来到这么高的地方，现在他们很不自在，很紧张，而你似乎正相反，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很轻松，你走动时的样子，就好像你一直住在这个屋顶上。”

  一阵狂风扫过护栏，克里博士摇晃起来，抓住墙壁不放，我走上屋脊，好让他靠在扶壁上，他盯着我，等着我解释。

  “我给干草棚盖过屋顶。”最后我说。

  “这么说，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能稳稳地站在风里吗？”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经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话。

  “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这对你来说没什么。”他说。

  我想要一个学者的头脑。但克里博士似乎看穿我长了一个屋顶工人的头脑，别的学生属于图书馆，我属于起重机。

  第一周，在一连串的课程中，稀里糊涂地过去了。第二周，每个学生都被指定一位导师来指导研究。我得知我的导师是著名的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是大屠杀方面的知名学者。

  几天后，我跟斯坦伯格教授首次会面。我在传达室等着，一个瘦削的男人出现，他掏出一串沉重的钥匙，打开嵌在石头里的一扇木门，我跟着他爬上螺旋楼梯，来到钟楼。里面有一间光线明亮陈设简单的房间，只有两把椅子和一张木头桌。

  坐下来时，我能听到耳后的血液在跳动。斯坦伯格教授已经70多岁了，但我不会将他描述为一位老人，他动作轻盈，目光在房间内来回扫视，充满探索的能量，他的谈吐清晰而流畅。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说，“你想看什么书？”

  我含糊的说，想看一些史学方面的。我已下定决心不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

  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林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