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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术是要恢复人的天真|丰子恺《艺术的效果》

2017-05-28  本文已影响49人  金泽香

艺术常被人视为娱乐的、消遣的玩物,故艺术的效果也就只是娱乐与消遣而已。

有人反对此说,为艺术辩护,说艺术是可以美化人生,陶冶性灵的。但他们所谓“美化人生”,往往只是指房屋、衣服的装饰;他们所谓“陶冶性灵”,又往往是附庸风雅之类的浅见。结果把艺术看作一种虚空玄妙、不着边际的东西。这都是没有确实地认识艺术的效果之故。

艺术及于人生的效果,其实是很简明的:不外乎吾人面对艺术品时直接兴起的作用,及研究艺术之后间接受得的影响。前者可称为艺术的直接效果,后者可称为艺术的间接效果。即前者是“艺术品”的效果,后者是“艺术精神”的效果。

直接效果,就是我们创作或鉴赏艺术品时所得的乐趣。这乐趣有两方面,第一是自由,第二是天真。试分述之:研究艺术(创作或欣赏),可得自由的乐趣。因为我们平日的生活,都受环境的拘束。

所以我们的心不得自由舒展,我们对付人事,要谨慎小心,辨别是非,打算得失。我们的心境,大部分的时间是戒严的。惟有学习艺术的时候,心境可以解严,把自己的意见、希望与理想自由地发表出来。这时候,我们享受一种快慰,可以调剂平时生活的苦闷。例如世间的美景,是人们所喜爱的。但是美景不能常出现。我们的生活的牵制又不许我们常去找求美景。我们心中要看美景,而实际上不得不天天厕身在尘嚣的都市里,与平凡、污旧而看厌了的环境相对。

于是我们要求绘画了。我们可在绘画中自由描出所希望的美景。雪是不易保留的,但我们可使它终年不消,又并不冷。虹是转瞬就消失的,但我们可使它永远常存,在室中,在晚上,也都可以欣赏。鸟见人要飞去的,但我们可以使它永远停在枝头,人来了也不惊。大瀑布是难得见的,但我们可以把它移到客堂间或寝室里来。上述的景物无论自己描写,或欣赏别人的描写,同样可以给人心一种快慰,即解放、自由之乐。这是就绘画讲的。

更就文学中看:文学是时间艺术,比绘画更为生动。故我们在文学中可以更自由地高歌人生的悲欢,以遣除实际生活的苦闷。例如我们这世间常有饥寒的苦患,我们想除掉它,而事实上未能做到。于是在文学中描写丰足之乐,使人看了共爱,共勉,共图这幸福的实现。古来无数描写田家乐的诗便是其例。又如我们的世间常有战争的苦患。我们想劝世间的人不要互相侵犯,大家安居乐业,而事实上不能做到。于是我们就在文学中描写理想的幸福的社会生活,使人看了共爱,共勉,共图这种幸福的实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一例。我们读到“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等文句,心中非常欢喜,仿佛自己做了渔人或桃花源中的一个住民一样。

我们还可在这等文句外,想象出其他的自由幸福的生活来,以发挥我们的理想。有人说这些文学是画饼充饥,聊以自慰而已。其实不然,这是理想的实现的初步。空想与理想不同。空想原是游戏似的,理想则合乎理性。只要方向不错,理想不妨高远。理想越高远,创作欣赏时的自由之乐越多。

其次,研究艺术,可得天真的乐趣。我们平日对于人生自然,因为习惯所迷,往往不能见到其本身的真相。惟有在艺术中,我们可以看见万物的天然的真相。

例如我们看见朝阳,便想道,这是教人起身的记号。看见田野,便想道,这是人家的不动产。看见牛羊,便想道,这是人家的牲口。看见苦人,便想道,他是穷的原故。在习惯中看来,这样的思想,原是没有错误的;然而都不是这些事象的本身的真相。因为除去了习惯,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岂可如此简单地武断?朝阳,分明是何等光明灿烂,神秘伟大的自然现象!岂是为了教人起身而设的记号?田野,分明是自然风景的一部分,与人家的产业何关?牛羊,分明自有其生命的意义,岂是为给人家杀食而生的?穷人分明是同样的人,为什么偏要受苦呢?原来造物主创造万物,各正性命,各自有存在的意义,当初并非以人类为主而造。后来“人类”这种动物聪明进步起来,霸占了这地球,利用地球上的其他物类来供养自己。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便假定万物是为人类而设的;果实是供人采食而生的,牛羊是供人杀食而生的,日月星辰是为人报时而设的;甚而至于在人类自己的内部,也由习惯假造出贫富贵贱的阶级来,大家视为当然。

这样看来,人类这种动物,已被习惯所迷,而变成单相思的状态,犯了自大狂的毛病了。这样说来,我们平日对于人生自然,怎能看见其本身的真相呢?艺术好比是一种治单相思与自大狂的良药。惟有在艺术中,人类解除了一切习惯的迷障,而表现天地万物本身的真相。画中的朝阳,庄严伟大,永存不灭,才是朝阳自己的真相。画中的田野,有山容水态,绿笑红颦,才是大地自己的姿态。美术中的牛羊,能忧能喜,有意有情,才是牛羊自己的生命。诗文中的贫士、贫女,如冰如霜,如玉如花,超然于世故尘网之外,这才是人类本来的真面目。所以说,我们惟有在艺术中可以看见万物的天然的真相。

我们打破了日常生活的传统习惯的思想而用全新至净的眼光来创作艺术、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的心境豁然开朗,自由自在,天真烂漫。好比做了六天工作逢到一个星期日,这时候才感到自己的时间的自由。又好比长夜大梦一觉醒来,这时候才回复到自己的真我。所以说,我们创作或鉴赏艺术,可得自由与天真的乐趣,这是艺术的直接的效果,即艺术品及于人心的效果。

间接的效果,就是我们研究艺术有素之后,心灵所受得的影响,换言之,就是体得了艺术的精神,而表现此精神于一切思想行为之中。这时候不需要艺术品,因为整个人生已变成艺术品了。这效果的范围很广泛,简要地说,可指出两点:第一是远功利,第二是归平等。

如前所述,我们对着艺术品的时候,心中撤去传统习惯的拘束,而解严开放,自由自在,天真烂漫。这种经验积得多了,我们便会酌取这种心情来对付人世之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人世当作艺术品看。

我们日常对付人世之事,如前所述,常是谨慎小心,辨别是非,打算得失的。换言之,即常以功利为第一念的。人生处世,功利原不可不计较,太不计较是不能生存的。但一味计较功利,直到老死,人的生活实在太冷酷而无聊,人的生命实在太廉价而糟蹋了。所以在不妨碍实生活的范围内,能酌取艺术的非功利的心情来对付人世之事,可使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所以说,远功利,是艺术修养的一大效果。

例如对于雪,用功利的眼光看,既冷且湿,又不久留,是毫无用处的。但倘能不计功利,这一片银世界实在是难得的好景,使我们的心眼何等地快慰!即使人类社会不幸,有人在雪中挨冻,也能另给我们一种艺术的感兴,像白居易的讽喻诗等。但与雪的美无伤,因为雪的美是常,社会的不幸是变,我们只能以常克变,不能以变废常的。又如瀑布,不妨利用它来舂米或发电,作功利的打算。但不要使人为的建设妨碍天然的美,作杀风景的行为。又如田野,功利地看来,原只是作物的出产地,衣食的供给处。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实在是一种美丽的风景区。懂得了这看法,我们对于阡陌、田园,以至房屋、市街,都能在实用之外讲求其美观,可使世间到处都变成风景区,给我们的心眼以无穷的快慰。而我们的耕种的劳作,也可因这非功利的心情而增加兴趣。陶渊明《躬耕》诗有句云:“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便是在功利的工作中酌用非功利的态度的一例。

最后要讲的艺术的效果,是归平等。我们平常生活的心,与艺术生活的心,其最大的异点,在于物我的关系上。平常生活中,视外物与我是对峙的。艺术生活中,视外物与我是一体的。对峙则物与我有隔阂,我视物有等级。一体则物与我无隔阂,我视物皆平等。故研究艺术,可以养成平等观。艺术心理中有一种叫做“感情移入”的(德名Einfüluny,英名Empathy),在中国画论中,即所谓“迁想妙得”。就是把我的心移入于对象中,视对象为与我同样的人。于是禽兽、草木、山川、自然现象,皆有情感,皆有生命。所以这看法称为“有情化”,又称为“活物主义”。画家用这看法观看世间,则其所描写的山水花卉有生气,有神韵。中国画的最高境“气韵生动”,便是由这看法而达得的。不过画家用形象、色彩来把形象有情化,是暗示的;即但化其神,不化其形的。故一般人不易看出。

诗人用言语来把物象有情化,明显地直说,就容易看出。例如禽兽,用日常的眼光看,只是愚蠢的动物。但用诗的眼光看,都是有理性的人。如古人诗曰:“年丰牛亦乐,随意过前村。”又曰:“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推广一步,植物亦皆有情。故曰:“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又曰:“可怜汶上柳,相见也依依。”并推广一步,矿物亦皆有情。故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又曰:“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更推广一步,自然现象亦皆有情。故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曰:“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此种诗句中所咏的各物,如牛、燕、岸花、汶上柳、敬亭山、潮水、明月、春风等,用物我对峙的眼光看,皆为异类。但用物我一体的眼光看,则均是同群,均能体恤人情,可以相见、相看、相送,甚至于对饮。这是艺术上最可贵的一种心境。习惯了这种心境,而酌量应用这态度于日常生活上,则物我对敌之势可去,自私自利之欲可熄,而平等博爱之心可长,一视同仁之德可成。

就事例而讲:前述的乞丐,你倘用功利心、对峙心来看,这人与你不关痛痒,对你有害无利;急宜远而避之,叱而去之。若有人说你不慈悲,你可振振有词:“我有钞票,应该享福;他没有钱,应该受苦,与我何干?”世间这样存心的人很多。这都是功利迷心,我欲太深之故。

你倘能研究几年艺术,从艺术精神上学得了除去习惯的假定,撤去物我的隔阂的方面而观看,便见一切众生皆平等,本无贫富与贵贱。乞丐并非为了没有钞票而受苦,实在是为了人心隔阂太深,人间不平等而受苦。唐朝的诗人杜牧有幽默诗句云:“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看似滑稽,却很严肃。白发是天教生的,可见天意本来平等,不平等是后人造作的。

学艺术是要恢复人的天真。

(丰子恺 写於1941年1月20日)



【关于作者】丰子恺,原名丰润(考学改为丰仁),字子恺,浙江崇德石门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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