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传》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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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本书后我的一个书评是:

写的超级棒的一本互联网公司自传， 也是自己做笔记最多的一本书，现在只能当当故事来看了， 但还是收获不小， 希望以后能真正用的上

这本书我一共有139处划线，是我微信看的的书里面做笔记做多的一本书，这本书讲了很多互联网的经验，对于从事互联网的人来说有很多借鉴意义，对于学安全的我来说不仅不可开阔眼界，对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好处

我将139处划线挑选出22条出来，分别从早期互联网，腾讯的发展，腾讯的经营理念，中西方互联网文化对比　四个角度来摘抄出比较深刻的语段

早期中国互联网

1. 中国互联网发生过三次“圈地运动”。第一次是在1999年前后，以新闻门户为基本业态，出现了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巨头”。2007年之后，出现了以应用平台为基本业态的大洗牌，门户们陷入“模式困境”，出现了成长乏力的态势，而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则分别从搜索、电子商务和即时通信工具三个方向出发，到2010年前后完成了反向超越，成为“新三巨头”，它们被合称为BAT。而从2012年开始，智能手机异军突起，互联网的用户重心从电脑端向移动端快速平移，由此发生了第三次“圈地运动”。腾讯是第二次“圈地运动”的最大获益者。在2010年的中报里，腾讯的半年度利润比百度、阿里巴巴、新浪和搜狐4家的总和还要多，它也因此成为“全行业的敌人”。对它的质疑和攻击在此之前已不断升级。到2010年年底，所有的“愤怒”都在3Q大战中总爆发，尽管处在事实层面的有利地位——后来的司法判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腾讯在舆论浪潮中的狼狈有目共睹。

２.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而耐人寻味的是，被效仿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3.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一直以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腾讯的发展

１. 在大学里，对于所有学习编程的年轻人来说，公共计算机机房是较量技术的不二赛场。他们常常在一台计算机里编写一个病毒程序，将硬盘锁死，令别人无法启动，而自己则可以任意地打开，或者，有另外一个高手能够破译出别人设计的程序，这无疑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个编写病毒程序的高手：“他经常把机房计算机的硬盘锁死，连管理员都打不开。后来只要一发生这样的情况，马化腾肯定是第一个被叫过去的‘嫌疑犯’。”除了C语言编程之外，马化腾在技术上的另外一个强项是图形化界面的程序编写。就这样，马化腾的大学生涯在一款软件的交易中结束了。这4年，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工作，也没有竞选过任何的协会职务。在芸芸的学生中，他只是一个长相英俊、沉默安静、偶尔喜欢在计算机机房里捣捣蛋的理科乖乖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有出众的才能。

２. 在这时，他留意到了一项互联网的新动向：1996年7月，美国人杰克·史密斯推出了免费电子邮件系统Hotmail；一年后，比尔·盖茨以4亿美元将之收购，并把它运行于微软的Windows平台上。丁磊敏锐地意识到，电子邮箱将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互联网基础服务。他拿出全部的50万元积蓄，悄悄注册成立了仅有三名员工的网易公司，然后与华南理工大学的二年级学生陈磊华一起，开发出了第一款中文免费电子邮箱系统。

３.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看看腾讯诞生的时候，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史上，从1998年到1999年的两年，是一个神秘的时期，错过了这一段，也就错过了一个世代。先看美国——1998年11月24日，美国在线以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网景公司，网景与微软的浏览器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比尔·盖茨非常强势地把Windows 95与IE浏览器进行捆绑销售，取得了奇效。微软还在这一年公布了Windows 98，将浏览器中的Web页面设计思路引入Windows中，使Windows变得更为生动和实用，并真正成为一个面向互联网的桌面系统。这一年，微软的股价暴涨72%，同时它遭到不正当竞争的严厉指控，美国华盛顿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司法部及20个州政府起诉微软违反联邦反垄断法一案。1998年，乔布斯在重归苹果公司之后推出了极简主义的iMac电脑，苹果扭亏为盈，实现了硬件产业里的胜利。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将成为新的统治者，此时的世界属于软件和互联网，乔布斯仅仅是一个“归来的坏孩子”。在1998年，全美最受追捧的互联网英雄是华裔青年杨致远，他登上了《时代》和《商业周刊》的封面，还在《福布斯》杂志的“高科技百名富翁”榜单中，以10亿美元的身家跃居第16位。雅虎的业务开始走进中国，杨致远甚至考虑在中国卖网站广告。当然，也是在这一年，他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一个决定：有两位出生于1973年的斯坦福校友上门找到杨致远，想要把自己的一个搜索技术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雅虎，杨致远优雅地拒绝了他们。9月7日，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被迫在加州郊区的一个车库内孤独创业，他们把公司取名为Google。1998年4月，张朝阳团队率先完成了中文搜索系统的开发，他依照雅虎模式“克隆”了一个中国版，是为搜狐公司。10月，张朝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这让他成为第一个互联网业界的全国性新闻人物。1998年8月，四通利方的王志东在美国考察时接触到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生活资讯网，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展开合并谈判。12月1日，新浪网成立，宣称将“全面提供软件、新闻、信息和网上服务等功能，力争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在广州，靠出售电子邮箱赚到了第一桶金的丁磊也做出了一个天才般的决定，把网易由一个软件销售公司转型为门户网站。至此，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时代”到来了，新浪、网易和搜狐相继脱颖而出，在中国企业史上，出现于1998年至1999年的这些互联网创业群体是前所未见的一代，他们组成一条喧嚣而璀璨的星河，隔出了一个新的企业家世代。首先，他们非常年轻，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及70年代中前期。这是当代中国的“黄金一代”，他们大多数受过正规的学历教育，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不少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甚至毕业于全球最好的大学。他们的朝气及学识远非之前的、出身于乡村或城市底层的草根创业者可以比拟。其次，这些创业者置身于一个横空出世的信息产业之中。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是全球互联网浪潮的一部分，他们没有自然资源、权贵关系可以凭借，也无须与政府进行任何的寻租博弈，而且一开始，他们就把陈腐而霸道的国有企业集团逐出了竞争圈。因此，这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是在阳光下创业的一代。

４. 马化腾和张志东（五虎将:马化腾Pony，张志东Tony，曾李青Jason，陈一丹Charles，许晨晔Daniel）　一开始打算以"无线网络寻呼系统"来创业，它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技术上不成熟，而是它违背了一条非常简单却不易被察觉的竞争原则
在一个缺乏成长性的产业里，任何创新都很难获得等值的回报，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1998年年底，摩托罗拉的寻呼机部门被整体裁撤,从1998年年底创业到1999年年底的整整一年里，腾讯公司总共完成了100万元的营业收入。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那间局促的办公室里，马化腾团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主营业务搁浅，资金入不敷出，这似乎是一家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创业公司。

５. 腾讯做OICQ成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手的麻痹与羸弱，二是技术的微创新。在对手方面，ICQ在被美国在线购买后，三位创始人因为不愿意离开以色列而退出，财大气粗的美国在线此时正在浏览器市场上与微软死磕，所以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于ICQ。张志东后来曾与美国在线的高管在一个场合交流，他问对方：为什么在购买了ICQ之后却没有好好经营？对方竟不知如何回答。至于国内的三个对手，台湾资讯人受到种种政策上的限制，始终不知道如何经营格局庞大的大陆市场，南京的北极星是一家以棋牌游戏为主业的公司，在“网际精灵”上缺乏坚决的投入，而飞华开发的PCICQ只是广州信息港里众多服务项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战略性的产品，国有企业的体制更是跟不上快速的迭代竞争。

６. 从创业的第一天起，腾讯就是一个被工程师文化统治着的企业，马化腾、张志东们迷信技术的驱动力，几乎所有精力都投注于研发和迭代。“阿凡达计划”带来了两个变化：首先，它是第一个由市场部门——而不是技术部门提出的项目；其次，对用户体验的定义由物理层面提升到了情感层面。在执行上，QQ秀不再分R线和M线，而是以项目为主体，采取了产品经理制的新模式。

从此以后，产品经理制被确立了下来，“谁提出，谁执行”“一旦做大，独立成军”成为腾讯内部不成文的规定。这一新模式无形中造就了“赛马机制”，我们将看到，后来为腾讯带来众多“意外”的创新，如QQ空间、QQ游戏乃至微信，都不是顶层规划的结果，而是来自基层的业务单元的独立作业。工程师文化与产品经理制在内在的驱动力上有天然的冲突性，然而，却在腾讯实现了无缝融合。

７. 在离开之前，曾李青请广东的一位知名画家画了一幅《五马图》送给他的伙伴们。五匹神态各异的骏马，绝尘于天地之间，寓意腾讯的五位创始人。马化腾将它挂在飞亚达大厦的三楼会议室里，腾讯内部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在过去的8个年头里，曾李青与马化腾、张志东一起构成腾讯的“铁三角”。他们个性迥异，特长鲜明，马化腾擅长产品，张志东擅长技术，曾李青擅长市场，而这三者几乎是一家创业企业必须拥有的核心能力。而陈一丹总掌公司后方，许晨晔则稳定门户网站，在中国的其他互联网企业中，如此互补的创业组合几乎没有出现过。

８. 对腾讯的不满，归结为三宗罪：“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垄断平台拒绝开放”。自从在2006年被讥嘲为“全民公敌”之后，腾讯的“抄袭者”名声便如江湖耳语一般四处流传。在很多人看来，腾讯QQ拥有大量的黏性用户，所以它完全不在乎与其他网络产品在内容形式上撞车；而相反，其他产品商却需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尽量与腾讯的产品区别开来。记者许磊写道：“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上，腾讯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互联网盛宴。它总是在一开始就亦步亦趋地跟随，然后细致地模仿，然后决绝地超越……实际上，因为腾讯在互联网界‘无耻模仿抄袭’的恶名，使得腾讯全线树敌，成为众矢之的。当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开始时时提防着腾讯的时候，腾讯将不再像以前那样收放自如。”

９. 腾讯更进一步，以50亿元整体收购盛大文学，组建阅文集团，吴文辉出任CEO。这一轮进退重组之后，中国的数字阅读市场赫然变局。中国移动“和阅读”拥有最大的数字图书版权量及最大收入，掌阅拥有最活跃的移动端用户群，而新成立的腾讯阅文拥有文学作品数近1000万部、创作者队伍400万人，几乎拿下全部的网络文学原创市场，三足鼎立之势俨然生成。从起点时代到阅文时代，13年来，中国的数字阅读市场经历了几个重大的要素变化：其一，从PC端到移动端；其二，从草根阅读到主流阅读；其三，阅读产品的增值模式发生变化；其四，阅读的社交化特征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在吴文辉看来，未来的数字阅读平台应该是定制型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读者进入一个阅读场景后，他可以设置自己的“阅读身份”。进而，在持续的阅读和搜索过程中，后台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抓取到他的行为，从而建立识别体系。最终，每一个人将在云端建立自己的知识库。2015年年底，阅文与微信合作，开发推出“微信读书”，这意味着阅读社交化的试验开始了。

腾讯的经营理念

１. 互联网公司具有三种驱动力，即技术驱动、应用驱动、用户和服务驱动，腾讯将着力于第三种能力的培养。

２. 不要被“免费”吓倒。拥有“稀缺性”，就拥有了破解免费魔咒的武器。制造稀缺性的方法有三个。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大量品牌投资。第二，要营造一个独特的体验，比如苹果的iPhone，通过一种整合方式把很多技术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独特体验。其中它的每一个技术在其他的厂商看来都不是什么高精端的技术，关键是把它整合成一个体验，这就是一个稀缺性。第三，是塑造明星。

３.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腾讯未来专注做的两件事情——连接与内容。他说：“腾讯这一两年的战略做了很大的调整，我们把搜索、电商都卖掉之后，更加聚焦在核心，就是以通信和社交为核心，以微信和QQ为平台和连接器，我们希望搭建一个最简单的连接，连接所有的人和资讯、服务。第二个事就是内容产业。就这么简单，一个是连接器，一个是做内容产业。”几天后，在腾讯互娱年度发布会上，马化腾的这一构想成为公司的发展共识。程武从细节着手，进一步提出了面向未来的五点思考：其一，任何娱乐形式将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全面跨界连接、融通共生；其二，创作者与消费者界限逐渐打破，每个人都可以是创作达人；其三，移动互联网催生粉丝经济，明星IP诞生效率将大大提升；其四，趣味互动体验将广泛应用，娱乐思维或将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其五，科技、艺术、人才自由，“互联网+”将催生大创意时代。9月11日，结合视频平台和媒体属性的企鹅影业宣布成立，由腾讯视频负责人孙忠怀执掌。仅在几天之后的9月17日，腾讯在北京宣布成立腾讯影业公司，任宇昕出任董事长，程武任CEO。

就内部而言，“泛娱乐”成为马化腾提倡的“互联网+”和“腾讯只做连接器和内容”战略的最积极的实验者，长远来看，它可能成为腾讯业务系统内的文化增长极。就外部而言，腾讯不光是国内最早提出“泛娱乐”概念——这个概念从2014年开始一直被认定为是中国互联网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同时也最早发掘与重新定义了IP这个如今红遍中国的名词。

４. 《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在自己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类领导人在企业长期经营中的独特价值。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他曾很感慨地写道：“这个世界充斥着众多的管理怪才、精明过头的战略家、装腔作势的未来学家、恐惧传播者、蛊惑人心的权威和其他各色人等，能看到一个公司只依靠一个简单的理念，并运用想象力和卓越的能力支配运用这个理念而获得成功，真是让人耳目一新，为之叫好。”在对腾讯进行的长达5年的调研访谈中，我深深感受到，要从这家企业的领导者那里得到一些戏剧性的灵感是非常困难的，在他们的语言世界里，复杂的数据与不断迭代的事实是构筑历史的两种材料，而不是会闪光的格言及文本。与其他的明星互联网企业家不同，偏居深圳的马化腾绝少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而他的产品则渗透到亿级用户的日常生活之中。领导形态上的沉静与行业扩张上的凶猛，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同时呈现在他的身上。

中西方文化对比

１. 西方的很多互联网研究者，对于中国网民愿意花钱购买虚拟道具来装扮自己这一点，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在这里，可以透视出东西方社会人在角色认知上的巨大差异。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充满了压抑感的等级社会，它既表现在宗族的内部，也体现在公共社会层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战战兢兢，情感生活十分苍白和乏味。而虚拟社区的出现，如同一个突然出现的新世界，让压抑日久的人们可以戴着面具，实现一次不需要节制的狂欢。中国人在现实中的含蓄与在虚拟中的狂放构成了一个十分鲜明和讽刺性的反差。

２. 谷歌与百度：1973年出生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比李彦宏要小5岁，不过谷歌的创建却比百度要早16个月。谷歌的营业收入来自网络广告，其中关键词广告，即根据受众的浏览或搜索历史将广告推送到特定人群眼前为其核心技术，然而，这一模式在中国却遭到冷遇。2001年9月，百度推出了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商业模式，即由企业为自己的网页出资购买排名，按点击次数计费，李彦宏为此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区域代理网络，有超过20万人直接或间接为百度服务。百度的这一做法因涉嫌干扰搜索的公正性而饱受争议，然而在商业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谷歌搜索于2005年8月正式进入中国，一直到2010年被迫离开，一直未实现对百度的赶超。

３. 深圳是一个迅速扩张中的移民城市，随着城区规模的扩展，来不及拆迁的农民和他们的村庄被包围在城市之中，构成一个独特的“城中村”景象。这里街道狭窄，到处是违章建造的铁皮屋，除了原住民，更多的居住者是贫穷的外来打工者、无业游民，甚至还有小偷。因为治安非常差，几乎所有的楼房都装上了铁窗。郑志昊去的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网吧，那里灯光暗淡，扑鼻而来的是墙纸发霉、劣质烟味和臭脚丫混杂的奇怪气味，几十台电脑发出鬼火般的蓝光，屋里的人都很安静，安静得像一群被欲望禁锢着的少年鬼魂。对于在美国西部生活多年的郑志昊来说，他如同走进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伦敦地下城，这是一个陌生的、见不得光的暗黑世界。在2006年年底，类似郑志昊走进的网吧，遍布中国各地，总数约14.4万家，拥有电脑657万台。而且这个数据每年仍在急速增长，其峰值出现在2009年，网吧总数为16.8万家，拥有电脑1260万台，每年约有1.5亿人在这里上网。这些网民的特征是“三低”——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平均年纪为18岁到20岁，大多为没有收入的学生和打工者。纵观美国的互联网历史，大学是所有技术、消费属性和文化的孵化之地。全美有2700多所四年制大学，任何互联网产品只要占领了其中的1/3，或者在排名前100的大学中“引爆流行”，便足以成就一家让资本趋之若鹜的大公司。可是在中国，如果你的产品不能出现在那10多万家网吧的桌面上，那你永远是在自娱自乐。高学历的美国大学生与“三低”的中国网吧人，让这两个国家的互联网世界隔洋相望。

４. 当腾讯在10多万家网吧全力阻击51的时候，北美的社交网络领域正发生着另一场Facebook超越MySpace的战争，扎克伯格使用的招数是开放。《Facebook效应》的作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写道：“Facebook从来都没能够设计出最好的应用软件，但是，扎克伯格通过（成为）一个平台，为自身卸下一些负担，而不用再面面俱到。”2007年5月24日，Facebook在旧金山举办了一场“F8开放者大会”，刚刚度过23岁生日的扎克伯格身着T恤、脚穿一双露出脚趾的橡胶凉鞋，向750位观众喊道：“携起手来，让我们掀起一场运动。”Facebook宣布向所有开发者开放应用程序接口（API）。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在之后的6个月里，有25万名开放者在Facebook上推出了五花八门的应用程序。第二年，Facebook改进了开放审核规则，引入评分系统，使得开放生态看上去更有秩序，流行终于被彻底引爆了。2008年5月，Facebook的全球访问量首次超过了MySpace。到2009年9月，用户猛增到3亿，来自180个国家的超过100万名注册开发人员将Facebook当成了创业的平台。Facebook的轰然崛起，自然让它的中国仿效者们亦步亦趋。2008年5月30日，陈一舟的校内网宣布推出API开放平台的测试版，成为国内第一个试水开放平台的本土SNS网站，之后51也开放了自己的游戏平台。

在腾讯公司内部，开放一直是一个带有禁忌性的话题——这一景象到2011年之后才有了微妙的改变。“我们并非没有考虑过这个话题，但是腾讯与Facebook不同，中国与美国不同。”马化腾后来说。腾讯与Facebook的不同体现在五点。其一，Facebook在实施开放战略的时候，是由下向上攻击的后进者，它以此颠覆规则，重构秩序，套用马克思的名言，扎克伯格在开放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而腾讯自2006年之后就成为用户量最大、市值第一的领导性企业，是既有秩序的最大得益者，在马化腾看来，开放并不能给腾讯带来决定性的增长。其二，腾讯与Facebook在关系链的底层设计上，有先天的差异性。Facebook天生就是一个社交型社区，它的好友关系是公开的，而QQ从即时通信工具起家，关系链相对封闭，“好友的好友并不是我的好友”，全面开放意味着对这一逻辑的背叛。与实名制的Facebook相比，同为SNS社区的QQ空间尽管没有强制实名，不过，进入空间的大多为熟人关系，因而能够产生私密性的互动，这与媒体性质的博客有本质性的差异。比Facebook先进的是，QQ空间与QQ先天地融为一体，因此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多样化沟通方式和盈利模式——Facebook到2008年才开通自己的IM。

５. 美国战略思想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曾经说：“以我们在美国所获得的经验来看待印度或中国，有一半是看不懂的，还有一半是错误的。”这样的事实，再度在社交网络热中被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在2009年5月后的一年多里，QQ空间以一种非常意外的、在美国人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式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它的主题是“种菜和偷菜”。

６. 中国互联网的成功与改革开放非常类似，是实用主义者的胜利。与他们的美国同行相比，中国人也许没有发明革命性的互联网技术，但是他们在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上的努力却是卓越的，这也是所谓的美国式优势与中国式优势的生动展现：美国人发明了推动进步的技术，而中国人找到了盈利的方法论。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中国互联网人对其他领域——制造业、零售服务业、传媒业以及金融业的渗透更加深刻，而这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