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桓》：孔子的功劳

《诗经·周颂·桓》：孔子的功劳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

文化自有它的生命与走向。

当年，王阳明的学生谈及“命”“性”之类的话题，王阳明将之概括为同一事物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表现形态。他举例说，周公制礼乐，尧舜为圣贤，同样有制礼乐的能力，为什么没能像周公那样完成制礼乐的事业？同样的道理，孔子定六经，周公为圣贤，完全也有能力定六经，最终定六经的功劳却落到了孔子头上？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尧舜、周公、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也不同，但他们都很好的完成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课题。

没有孔子，今天的我们或许仍然能够看到“五经”——乐经后来失传了。所不同的是——看不到孔子删定的、中心思想清晰明确的五经了。

以这首《诗经·周颂·桓》为例，唐人孔颖达讲：“《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如果没有孔子，孔颖达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甚至我们能从流传下来的各种典籍当中找到许多似是而非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孔颖达的观点未必就不客观。问题是这个观点传递了什么？武王伐纣成功，是因为他是一个注重类祃之祭的人吗？或者更为直白的说，周人是依靠祭祀而有天下的吗？

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了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孔子的“六成”论很有影响，一是在同时代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记载有一段潘党与楚庄王的对话，当时楚国刚打了一场胜仗，潘党劝楚庄王收集晋国士兵的尸体，铸台以向子孙炫耀武功。楚庄王从“武”本身的“止戈”之意上予以否定，并举了《大武》的例子，他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见，当时的左丘明是同意孔子的观点的，他也认为《周颂·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

再后来，《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仍然有后人沿着孔子当年的判断，做了乐舞上的展开和暗合：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

隐隐然，我们总能感觉到学术思想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就那样不断的潜滋暗长着，一代又一代认同它的智者在它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展与叠加，最终长成民族文明的参天大树。

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再来理解《诗经·周颂·桓》，这首诗便有了一个明确的大背景，那便是：周武王在实现全国的统一与稳定后，提倡以德治国，重视对天地的祭祀制度，一个欣欣向荣的西周王朝不断得到巩固与加强，他本人的天下共主身份也越来越尊崇。

“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是对这个局面的整体描述。天下得到安宁，丰收之年连连出现，天命对于这个王国的眷顾从不懈怠。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是对这个结果产生缘由的简单阐释。这一切，都拜睿智勇武的武王所赐，他能合众、安民，重用人才，才有了这四方的安定。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则算是上天对武王这个人的“鉴定”——此人有本事安定家族宗室，显耀先祖光明，德可参天，祭用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