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跑，地摊上有妖怪——一个伪文艺青年的发展史（一）
文/老亮
原标题：《一个伪文艺青年的发展史（一）——地摊文化的启蒙教育》
1.
某天，和一位数学老师聊文学，聊了一晚上，谈论小说创作，瞎扯诗词鉴赏，两人都假装很有文化修养的样子，聊得相当投机，最后竟不忍作别。
末了，我调侃：”你读研三年，就是一部被室友感化成文青的数学老师发展史。”
聊完天，洗完澡，躺在凉席上，天气闷热，辗转难眠。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要不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青发展史？
转念又想，革命导师周迅同志（网友注：鲁迅，字周树人，简称周迅）说过：
“当一个年轻人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没有指望了。”
可是，我还是一骨碌爬起来，找了一张纸，寥寥草草地写下提纲，在人生没有指望的担忧中，开始动手码这篇文字。
仔细盘算下来，我的文青发家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今天这篇文字，聊第一个阶段：地摊文化的启蒙教育。
2.
车来人往的街边，一个黄毛小子，蹲在地摊旁，摊开一本纸页发黄的书，静静地翻阅，读得津津有味，全然忘了街上的喧闹和嘈杂。
大概蹲得久了，双腿开始打颤，酸麻的电流从脚跟传到大腿。小伙子轻轻地咬咬牙，把麻木的那条腿微微抬起，单腿劈开，换了一个颇为不雅的姿势，继续埋头阅读那本鬼故事。
这时候，摊主终于不好意思了，轻轻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递过来一个小马扎。
小伙子抬起头，一张憨厚的脸上写满青涩，接过马扎，羞涩地说了声”谢谢”，继续埋头书中，像头小牛犊拱着别人家的白菜。
一个个新奇的鬼故事，又让他全然忘了，面对自己这个只看不买的崽儿，摊主已经暗送了好几回鄙视的秋波。
上面这幅情景，就是我还是小小亮时，霸着村里地摊看书的情景。
我开始上学的年龄，远远晚于学放牛的年龄。因此，我很早就身体早熟，智力晚熟。
如今，依稀记得，那时候，我的小脑袋瓜整天都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像阴雨天空里的稠云，一片混沌未开的样子。通俗地说，就是一脑袋浆糊。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上小学四年级。
那年秋天，在一个地摊上，我看到了一个江湖郎中，除了卖草药，他的地摊上，还摆着几本泛黄的鬼故事。
于是，每次赶集，我都会磨蹭到这里，假装很想买书的样子，带着论文审稿人一样的专注精神，一头扎进去，开始一字不落地读起鬼故事来。
“表哥游泳离奇溺水”，”光棍中了五百万彩票，家里却发生灵异事件”，”1995成都灵异大事记”。
这些新鲜而荒诞的鬼故事，我之前从未听说过。那时看着，就像猫第一次看到小老鼠一样，内心一阵一阵地激动，充满刺激和新奇，一个接着一个的翻阅，看得我情不自禁，有些手舞足蹈。
每次看完鬼故事，我都心有余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消除心理阴影。
时至今日，当我经过彩票站，听到音响里传出欢快的播音：
”福利彩票，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福利彩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除了会心一笑，我总会禁不住想起，那个中了彩票却被女鬼老婆谋杀的恐怖故事。
3.
当然，地摊上那些泛黄的书，也不全是鬼故事，也有诸如《狄公案》这样的书，厚厚的一本，400多页。
我记得，为了看完这本书，我在那里蹲了好几个星期。
《狄公案》这本书，讲了狄仁杰破的命案，每个故事都以死人开篇。所以，和鬼故事一样，这本书依然带有几分恐怖的色彩。
如今，我清楚地记得，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错别字超级多，平均每4个字就有一个错别字。
于是，趁着地摊老板不注意，我一边啃书，一边拿出笔来悄悄帮他标注错别字。
除了《狄公案》，在这个地摊阅读岁月里，还有一本连环画让我记忆深刻，书名叫《马可波罗》，这本书是截取1982年版的电影镜头编写的。
几年后，我上了初中，躲在被窝里看《射雕英雄传》，看到郭靖劝成吉思汗停止征战，郭靖问大汗”人死之后，葬在地，占得多少土地？”。
一瞬间，蹲在地摊上看《马可波罗》的日子，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在我脑海中荡漾开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
一刹那间，我想起了《马可波罗》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南方的蒙古官员，一脸严肃地告诉马可波罗，让他给忽必烈捎句话：”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4.
在我还是小小亮的时节，你若问我，怎么样可快速成为村中小霸王？
我会回答你：很简单，不需要“宝马雕车香满路”，也不需要“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只需拥有一台山寨的盒式录音机。
这个小匣子，有一个很帅的洋名，叫Walkman。你只需要拥有一个Walkman，村中小孩就会围着你团团转，小霸王的地位非你莫属。
为了换取听一首歌的特权，他们对你会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为你揉肩捶背，割草放牛，把你哄得心花怒放，给你一种诸藩来朝时大明皇帝才享受得到的喜悦。
当然，如果小霸王哪天心情贼好，会悄悄给某个小丫头，比别人多听一首哥的特权。
很快，村里集市上卖磁带的地摊，就成了我眼馋的地方。为了搞到一台很帅的Walkman，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便开始倒卖冰棍。
当时，班上一个有个女同学，他家有一台生产冰棍的大机器。在我还不懂羞耻感的年岁里，我便意气风发，背起一个泡沫箱子，去她家批发冰棍。
和我同行的小伙伴，走村串巷，没几天，便嫌累不干了。
而我，一心想着那个小匣子，想着从哪里飘出的令人陶醉的歌声，便一身清凉，疲劳消释，浑身充满劲，这种感觉，就像很多年后在地里干活时听凤凰传奇那样。
于是，我依旧顶着烈日，踩着烫脚的影子，踽踽独行乡间。夏日的田野，暑气蒸腾，秧苗嫩绿，惹人怜爱。微风拂过，带走了我清亮的叫卖声。
一段时间后，我拥有了自己的小匣子，它成了我形影不离的朋友，更成了开拓视野的的绝佳工具。
在小匣子的陪伴下，随着磁带一圈一圈地滚动，歌声一次次传来。
这段时光里，一遍一遍地，听熟了那个总怪月亮惹祸的张宇，也记住了冲动会有惩罚。对手扶铁窗泪眼涟涟的景象，展开过一番又一番的想象。也开始对桂林的山水、刘三姐这样的姑娘充满向往。
当然，也学唱了不少歌。尽管，也总会把“千年等一回”，唱成“千年的女鬼”。我想，我现今唱《死了都要爱》的嗓门，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练就的。
在我还是小小亮时，一个盒式录音机，给我的带了回味无穷的乐趣。如今，每次在湖边散步，看到那些弹着吉他低吟浅唱的文艺青年，儿时听歌的乐趣，裹挟着记忆，便会像一股清风，向我袭来。
不幸的是，我的冰棍生意，只做了三个暑假。等到六年级，我的身体启动了二次发育，我有了少男少女的羞耻感，不再敢轻易踏进那个女同学家。
于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商便止步于此，但是，盒式录音机带来的文艺享受，却一如既往，像春风细雨，滋润着一颗小小少年的心。
上大学后，离开老家，母亲收拾屋子，把一大袋磁带和书卖给了收破烂的。于是，每次回到家，我心里都空落落的，就像有一个老朋友永远地离我而去。
而我在村里地摊上的启蒙岁月，也只能停留在那个时空里了，没有一物可以附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