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6）
2007年11月25日
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弟弟已经五个多月了，比刚生下时要好看些。我凑近摇篮边，用手触摸他粉嘟嘟的小脸，他便睁了眼扭头看我，然后嘴一瘪，哭了起来，吓得我不知所措，惊慌的跑开去，装做若无其事自顾玩我从城里带回的玩意儿。
母亲分派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在她做事的时候让我守在摇篮边，看着弟弟别把尿尿撒摇篮里了，我基本上还算称职。母亲仍然喜欢看小说，有时她会把脚踩在摇篮边缘摇动摇篮，而手里捧了书看。她可不太称职，常常看入了迷，待发现弟弟啼哭时，弟弟已经把尿拉摇篮里了。幸好有尿布，只得放下书去了干净的尿布换上。那时侯，小镇没有自来水，洗衣就得去涪江边，当母亲去洗衣服时，看护弟弟自然就是我的任务。这时父亲也许长了一点工资，母亲有时会买些廉价的水果糖放在家里，待她洗完衣服回来见弟弟睡的很熟，便会奖励我一颗糖什么的，那可是我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呵。我也模模糊糊发现自己不那么被“重视”了，现在想那应该是四岁的我一种朦胧的失落感吧，不强烈，也无法表达，却若隐若现。从合川带回的杂七杂八的小玩意成了我主要的玩具，不用看护弟弟的时候我会一个人玩上很久。但有一次，因为我“失职”，顾着玩玩具而让弟弟又把尿布弄湿了，可能是母亲心情不好的缘故，她揍了我，还把爷爷给我做的小板凳等玩具一古脑儿扔进了炉膛里，我可怜巴巴的满脸是泪望着炉膛里化为火焰的心爱的玩具，委屈极了。母亲事后似乎意识到这样做太“绝情”，毕竟我没有玩过什么象样的玩具，就搂了我哭。那些日子我实在感到母亲的脾气不大好，连她自己后来也承认她脾气很糟。另一次，妈妈带弟弟上医院，让我留在家里，我却非要跟去，抱住母亲大腿大哭大叫。母亲来了气，就偏不让我跟去，一气之下竟然把弟弟扔在床上任他哭个不停，找来一块竹片把我狠狠抽打了一顿。见我仍旧哭个不休，便越发气恼，解下挑水桶上的绳子把我小手捆了起来，拴在厨房的大木桌脚上，然后抱了弟弟锁上门出去了。我死劲挣扎那绳子却纹丝不动，跛脚邹姨也只能望门兴叹。挨打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一见母亲发怒我便条件反射的开始哭，一哭又挨打，简直成了恶性循环。有时母亲边打还边骂：“哭哭哭，瞎B眼，哭瞎了！”。跛脚邹姨的小女儿比我小几个月，但长得挺蛮实，常用手挖我脸，我一般是不敢和他们争东西的。母亲很自尊，有时和邻家小孩发生冲突了，母亲会把我马上叫回家，我便会吓得自己拿了扫帚跪在地上。母亲揍我的时候总会先罚跪，所以只要看见母亲脸色不对，我就自己找来扫帚跪下，而眼泪却吧嗒吧嗒的直掉，最后自然是一番狂风暴雨的洗礼。今天我冷静的书写这些，并不是责怪母亲，虽然我绝对不会象她那样去对待我的儿子，但我完全能够理解那时生活窘迫下她那黯淡的心情和烦躁的情绪，何况，我视力的缺陷始终是她心里的一块心病。当然，在城里婆婆爷爷迁就下养成的好吃任性的坏脾气也是我挨揍的原因。
七六年真是流年不利。九月份，毛去世了，一夜之间全国举哀。参加追悼会成了人们的政治任务。母亲便抱了弟弟，牵着我去参加追悼会。然而，她的虔诚并没有带来什么好运气，母亲做梦也无法想到，就在这时父亲的一个疏忽差点把这个家推向深渊。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然而当时的后果使父母陷入极度惶恐之中，甚至我都能够感觉到一种不安。终于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再次前往綦江探望父亲。见到父亲，我才隐约从他们毫不避讳的交谈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在那时我是意识不到这事的后果的。我不得不根据父亲生前的描述写下这件事的始末，我知道，与其说这是父亲偶然的遭遇，毋宁说是那个时代印刻在父亲个人身上的悲剧。
大约是在毛逝世的第三天，綦江齿轮厂各车间开始组织开追悼会，定在下午两点。恰好头一天晚上父亲上了夜班很疲倦，结果午睡过头了，等他醒来诚惶诚恐地来到车间时，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工友们正陆陆续续离开。经历了历次运动的父亲自然能够从工友们的惊诧眼神中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中午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懊丧和惊慌，疲倦早已被吓到爪哇国去了。他采取主动，试图向厂里和车间解释，但是那只是一种革命思想不成熟的表现，在举国上下沉浸在悲痛和狂躁的气氛中谁也不会耐心听他语无伦次的解释。人们有理由怀疑父亲一向不迟到为何偏偏在为伟大领袖开追悼会时迟到，这分明就是对领袖不满，至少也是对毛主席缺乏深厚的感情。车间和厂里的领导几乎一致认定了这个“事实”，于是父亲被要求写检讨，被降工资，然后反省。而当时马上就该调资了，自然没有了指望。写检查倒没有什么，降工资却让父亲心痛不已，娘儿仨还等着他寄钱回去吃饭呢。可人家对毛主席的逝世的悲痛远远超过了对父亲的同情，谁叫你睡过头了呢？幸运的是，厂里或许多少考虑到父亲二十多年来一贯勤恳老实，又或许那时政治空气并不象从前那样紧张——疯狂的运动已经随着伟大领袖的逝世而准备闹剧收场了，当然更可能是善良的人们已经从躁狂中开始复苏，总之，父亲虽然受到严厉处分却并没有被上纲上线。可怜的父亲眼睁睁看着盼望已久的调资化为泡影，而且原来的工资被降了两级，要是早几年，大约该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怨言自然不敢有的，申辩绝对讨不了便宜，他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是工作保留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够活着已经太好了。可庆幸归庆幸，原本拮据的生活在降了工资后又如何维持呢？父亲陷入自责、愤懑和忧伤之中，孤身在外的男人在悲怆中徘徊，他写信让母亲去厂里，却没有告诉原因，或许此时，妻儿是他心中唯一的温暖与牵挂。
再次来到齿轮厂见到父亲，我印象中那是父亲最消瘦的时候，胡子拉茬的。他和母亲相对而泣，弟弟在母亲怀里，几个月大的他不能够明白这一切的，而我也难以理解发生的事，但知道大人们这样哭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害怕地跑到阁楼下独自倚着门方，睁着不安的眼睛望着川黔公路上车来车往……
父亲照常每天上班下班，只是常常礼拜天加班。他承受了这次打击，“宁可自己生活清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念头在此时占据了他整个心灵。母亲尽量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用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着这个家。有时，桌上碗里有了少许的肉，我会一阵狼吞虎咽，而父母则很少夹菜。我有时会问：“你们怎么不吃‘尕尕’（四川话称肉食）呢？”父亲会替我夹一片肉然后说：“快吃，爸爸妈妈不喜欢吃肉。”我自然是相信，于是毫不客气地一扫而光。由于缺乏营养，母亲没有了奶水，只好“重操旧业”舂米糊喂养弟弟。
我似乎很早就表现出了一种智慧，生活的艰辛使幼小的我渐渐显出一种说不清的“懂事”吧。邻居们都是爸爸厂里的工友，他们和父亲相处不错，挺同情我们一家，但他们知道父亲的性格是不领受同情的。于是，在很多时候林婆婆会让她的小孙女林丽给我一点吃的，冷婆婆家吃好点的食品，也会喂给我一些，她们知道只有这样父亲才不会觉得难受。我常和林丽一起玩，母亲叫我要让着妹妹，我就总让着她。当她口齿不清地唱当时最流行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平原游击队”的时候，我甚至懂得捧场似的死劲鼓掌。当然，我也会干出些傻事让父母气得发抖。虽然邻居都说我很懂事，但毕竟是小孩子，犯浑是自然而然的，哦，原谅我吧！邻居对我们好，父亲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是感激的。所以当有一次我和林丽争小凳子玩时，林婆婆拉开了我，我便用我才学来的粗话骂了她。老太太自然生气，就告诉了下班回来的父亲，父亲气坏了，抓住我用大巴掌打我胳膊，很快我的胳膊便全变成了猪肝颜色。倒是林婆婆反而过意不去教训了父亲一顿。而妈妈见我被打成这样，开始责怪父亲出手太重。记得他们当时就争吵了起来，父亲说孩子骂人应该管教，母亲则说他是拿孩子出气，我见他们吵得厉害，特别是父亲后来说他还没有用力打，我感到十分委屈，胳膊疼得慢慢失去了知觉，就不再理会他们。也许父亲也的确意识到下手太重，便抱起我来用满是胡茬的脸亲我，我泣不成声的扭了头不理他。晚饭是林婆婆喂我吃的，吃了一点我就睡着了。半夜感觉胳膊冰凉冰凉的，睁了眼看，灯仍然亮着，爸爸抱着我，朝我胳膊涂抹清凉油，我记住了那双含着怜惜和歉疚的眼睛，然后我迷迷糊糊睡去……
这件事使父亲难过好久，我也常常因为这事而委屈得突然想哭。但此后父亲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我。他向母亲保证，再不打我，他说他确实不知道轻轻拍几下就这么厉害。
生活虽然清苦，但一家人也过得和美。有时父亲会带着我，让母亲抱了弟弟一道去厂区转悠。“三吨锤”日夜不停的响声成了我记忆中的一段乐章，那庞然大物让我好奇的问个不停。更多的时候一家人在傍晚登上公路边的山坡，余晖脉脉中我和父亲在摇曳的草丛中嬉戏。我扯来狗尾草让父亲扎成小狗的模样，用它去搔弟弟的脸，他便痒得在母亲怀里手脚乱弹还发出咯咯的笑声，于是我开心极了。我也会找到“官司草”，让父亲拴好后玩打官司的游戏，不知怎么总是我掀掉父亲那棵官司草的“头”，这时山坡上全是我的欢呼“爸爸输了官司哦！”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拴草的时候早就悄悄把自己那根草用指甲掐断了，让我一直都是胜利，这平凡的爱心让我在明白后开始理解父亲心里固有的柔情。
转眼春节快到了，父亲打算利用春节加班挣点钱，而母亲觉得该回到太和找点事做，于是母子仨又启程回家。时间已经走到了1977年。在此前，“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变后归于一种相对宁静。我除了跟厂里小孩学会了几句“王张江姚大坏蛋，坐起飞机丢炸弹”的顺口溜外对这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一无所知。至于小林丽的童声演唱也只是让我知道了华也是个了不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