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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 | 十六岁那一年的出逃

2017-03-14  本文已影响710人  草垛
短篇 | 十六岁那一年的出逃

记忆中我十六岁那一年,天空是灰蓝色的,没有云没有风,湿乎乎的,鸽子从房顶飞过也是哑的。我到了变声期,整个人像一只乌鸦,在树梢上停着,抖两下黑色的翅膀,思考一些虚无缥缈没有答案的问题,对未来有一点慌。

我偷过我爸的烟,看过我妈的日记,我喜欢一个女生两年多,但是她过于骄傲,我又十足懦弱。我把写过的情书烧了,人生真是糟糕透顶。我假装自己是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坐在马路牙上抽烟,却在路人的眼里读出:现在的孩子都有病。

没人知道我的心已经老成苏格拉底。

父母暗无天日的争吵,我在他们的战火硝烟里把自己埋起来,关上房门,或者离开家门。我不知道是什么坚强的理由让他们还如此执着的紧握这个家的钥匙。难道是我吗?

这世界真他妈没劲。过完这个暑假,我就要升高中了。

暑假就快结束的时候,雨哥来找我了,我们的乐队还是不能组建起来。

雨哥比我大两岁,弹得一手好吉他,一首《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能让所有女生痴迷鼓掌。还有一副好嗓子,高音轻而易举,低音水到渠成。他学过七年钢琴,吉他完全是自学。他是一个天才,至少我这么认为。我学了五年的吉他,现在才只能和他的技法并驾齐驱。

雨哥靠着操场边的大树,点了一支烟。他总是一副寡淡的脸,对一切都没什么欲望。直到拿起吉他唱起歌时才会有丰富的表情。

“我想去西安。这里待不下去了。”他吐出一个烟圈之后看着我说。

“去西安?那么远?去干啥?”

“漂呗。唱歌赚钱。”

“哪那么容易。你爸能同意?”

“他除了喝酒还能管我啥?我走了,他活得更好。”

“别闹了。回学校吧。”

“回不去了。我现在只想唱歌,只要有一个能让我唱歌的地儿,我就留那儿。”

“为啥是西安?”

“那儿有熟人。”

我们低着头好一会儿没再说话,那天下午起了一点风,树叶哗哗作响。

三年前雨哥的妈妈因病去世,从那以后,雨哥他爸就开始酗酒,整日整夜泡在酒精里,情绪上来的时候不是痛哭就是痛骂。在这样的环境里,雨哥没有考上高中,只是上了一所职业学校。他曾和几个朋友组了一个乐队,因为意见不合只维持了三个月便散伙了。我们相识在那个散伙后的夏天,雨哥在学校艺术节上听了我的吉他演奏。他找到我,给了我一个QQ号码,说他在组织乐队寻找吉他手,业余一起玩音乐,有兴趣可以聊。匆匆忙忙的,我把号码揣在兜里。过了一个月洗那件衣服的时候才想起了这回事。从此我们认识了也了解了彼此。

我们常常一起练琴,一起抽烟,一起骂这个狗屁的社会,一起在巷口截雨哥爱慕的女孩儿,尽管只是为了载她一段路。他是个很简单的人,但是又似乎总有很多欲言又止的苦涩。有他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也的确让我在青春期焦躁无比的生活里有了很大的缓冲。

“想不想……”雨哥把烟蒂扔在地上,踩在上面碾了碾。“跟我一起走。”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虽然音乐对我来说也是半条命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也没达到可以舍弃一切的价值。

“算了,我逗你玩呢,看你吓那样儿。”雨哥笑了,一把抓乱了我的头发。我也尴尬的笑了。

回到家,钻进我的屋子。墙壁上都是Joe Pass的画像。他是顶尖级的电吉他手。我曾作过几个曲子,也亲自毁了很多曲子,当时听着心血来潮,后来几乎是惨不忍睹。我并不是天才,音乐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逃避。

但是我喜欢这种逃避方式。只要我抱起吉他,眼前就是一片彩云天。妈妈说我八岁那年在橱窗里第一次看到了木吉他,怎么拉都拉不走,妈妈只好把那只吉他买了下来,后来又为我找了老师。我与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们都是被迫学习音乐,为了父母所谓的开发右脑。而我始终乐在其中,每天练吉他的时间比做作业的时间消磨得更多也更快乐。

父母对于我和雨哥组合乐队的理想并不支持,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职高的坏学生。而我成绩不差,注定是一个重点高中的好学生。

他们又开始吵架。我妈始终怀疑我爸在外面有女人,我爸从未承认。我妈抓着证据痛不欲生,我爸百口狡辩据理力争。双方都觉得今天这场战役不拼出胜负就没法活到明天。他们把日子过得像菜市场一样杂乱无章。却在我的问题上空前统一。

我烦透了。

“我告诉你,陈旭,你要是再跟那个叫什么林雨的男孩联系,就别回来了!”我爸突然停下战役,把枪口指向了我。

“管好你自己得了,少管我!”我也拿出来自己的枪。

“你他妈说啥?你再说一遍!”子弹上膛了。

“你自己在外面干了啥你自己知道。你有啥权利管我?”我的也上膛了。

“我干啥了?你给我滚!滚!”

“你以为我不敢滚吗?”

我收起枪,夺门而去。全然不顾妈妈的呼喊。

第二天,我偷偷整理了行李,拿了一些钱,满腹情绪。我去找了雨哥,我想去西安。

雨哥看着情绪紧张的我说:“想什么呢?别耽误前程。玩音乐可不是赌气。玩音乐应该是一种理想,是愉快的事儿。”

我想不了那么多,只想快点离开。

我对雨哥说我的理想就是跟着他一起做音乐,将来要闯出一片天地,能唱自己的歌,也能让很多人唱我的歌。

雨哥没说什么,或许是少年壮志不言愁,一切都被我说得那么轻松。那一瞬间我竟然被自己的话感动了。

就这样我们踏上了去西安的列车。我是兴奋,期待的,只是列车行驶到夜晚时,我开始感到对妈妈的愧疚。我在我的书桌上给她留了一个字条。

“妈,我出去看看。不会有事,别挂念。——旭”

我知道现在的她一定在流泪。

雨哥看出我神色落寞,拍拍我的肩膀说:就当出去散散心,过几天你会回来的。

“我不回来!”我默默的看着车窗外亮的刺眼的圆月。心里竟流淌了一点不舍。

火车在铁轨上有节律的奔驰,离家越来越远,前方越来越迷茫。我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此刻我不是应该躺在床上听着音乐吃着薯片,想着开学会遇到什么样的妹子吗?火车要把我带到哪去?

西安这座城市,像一个沉默却偷偷怀着一腔青春的中年人。我一路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脑海里却不停的闪现着家乡那个小城的街巷。

我和雨哥一路到了一个酒吧。酒吧的门面非常古朴,青砖石搭造。我抬头看了一眼牌匾“小城故事”。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接待了我们。她编着一头辫子,穿着波西米亚风格的长裙,看到雨哥,热情的伸出的右手,雨哥也大方的伸出了左手。雨哥把我推过来,向女人介绍:“这是我弟弟陈旭。暑假出来散散心。”又对我说:“这是花姐,酒吧的老板。”

雨哥和花姐是通过网络认识的,花姐是西安本地人,大学毕业后开了这间酒吧。她喜爱民谣,经常逛一些小众的独立民谣网站。碰巧雨哥在网上上传了一些自己创作的小曲,花姐无意中翻阅到便一直关注,后来她给雨哥留言,雨哥粉丝本来就很少,惜之若金,两人便互动起来。因为同样的音乐品味越聊越投机。又因雨哥的境遇艰难。不久,花姐邀请雨哥来西安驻唱。

这已经是雨哥第二次来西安了。不同的是,这一次带着我。

花姐跟雨哥谈了很多,包括住宿,工资,以及一些内部规定。我坐在旁边茫然的听。

回到住处,雨哥对我说:“要工作了,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将他创作的歌一一拿出来练习。

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开始了第一次驻唱生涯。

那一晚,我们唱的是《出走》:你说你要走/我站在车站口/你听不见我的眼泪/你不愿为我停留/你不曾回头/我多想牵你手/可惜你早已放开我/奔向了天尽头。

这一曲唱完,并没有什么回应。却有一位微醺的客人对我们喊着,唱一首《两只蝴蝶》。雨哥没有在意。客人又喊了一声,雨哥只好改弹了一首民谣版的《两只蝴蝶》。他知道,在别人的地盘,为了赚钱实现理想,自己只能委曲求全。

唱完下来,花姐对雨哥说:“好听。你早晚会成。”又转过身来看看我,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两个星期之后,我开始焦躁不安。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我根本成为不了歌手,也并没有雨哥的执着。

可是我的倔强始终让自己回避现实。只有在每次练习新曲的时候发泄情绪,我越来越松懈,脾气越来越大。

我想家了。

雨哥察觉到我的变化。那一晚唱完,雨哥把话筒挪开,在酒吧灯光忽明忽暗的照射下,他对我说:“旭子,回去吧。”

“回哪?”

“回家。”

“走吧。”

“是回你自己的家。”

“干嘛?我不回去!”

“你不是唱歌的料,回去读书吧。”

“放屁!”

雨哥把车票塞到我手里。“回去照顾妈妈吧,你在这唱歌的时候,她在家里哭。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不希望你丢掉。”

那一刻,我崩溃了。眼泪不停的滴在琴弦上。

三天后,我带着行李和雨哥给的钱离开了西安。从此与雨哥断了联系。

从西安回来后,父母的关系缓和了很多。我也开始投入紧张的高中生活,把吉他完全放下了。高考那一年我听从父母的建议报了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历经几次跳槽稳定下来,现在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工程师。每天朝九晚五,庸庸碌碌,没什么波澜,倒是身材发福,脑满肠肥的样子。

在大学期间我曾组过一个乐队,也因为玩票的心态从未认真过。毕业也便不了了之。音乐只是个梦了。

如今我已三十而立。结了婚,妻子兰心蕙质贤惠得体。生活,就这么凑合着,也还不错。

理想这个东西,只是年少时一句狂言罢了。

这一天妻子在我怀里无聊的播着电视,只见一个男人站在舞台上抱着吉他唱歌。旋律很干净,男人很简朴,妻子停了下来。

妻子说,真是好听啊,一点也不浮躁。

我说不出话来。眼睛红了,眼泪一滴一滴从脸庞划过。

这个歌手叫林雨,他说他要把下面这首歌献给他多年前的一个朋友。这首歌叫《出走》。

你说你要走

我站在车站口

你听不见我的眼泪

你不愿为我停留

你不曾回头

我多想牵你手

可惜你早已放开我

奔向了天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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