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旷通达的苏轼
如果进行一个全民调查，问及人们最为喜爱的古代文人，恐怕非苏轼莫属，孔子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屈原令人有肃然起敬之感，李白令人有天真可爱之感，杜甫令人有心悦诚服之感，然此等秉性内涵苏轼身上一一兼具，或许每个人心中皆有偏好之先贤，但对于苏轼，可谓全民偶像，没有人深敬厚爱。尤其是当今时代，苏轼的忠实粉丝应该是无与伦比的，但凡提及苏轼，人们言行之中无不带着亲切之情，崇敬之意，好似他便是我家先生，人生知己，甚至是我之兄长，我之长辈，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古人，而是常伴身边常驻内心的时人。
我时常想，苏轼虽是宋人，离我们已相去近千年，但他似乎从未走远，一直就在我们身边，他的形象，他的文章，他的诗词，他的书画，他的传奇，我们都历历在目，耳熟能详。我恍惚觉得对他的熟悉程度，远超一般的同学和朋友。多少年来，我都喜欢在夜阑人静之时，清风明月之下，吟诵他的精彩华章，与他交流对话，讨教为诗作文之法，汲取旷达人生之智。他就像个穿越时空的超人，倏忽之间，就可来到现代。而且他的思想言论，从来没有违和感，恰恰相反，越是在浮华世界，越是具有启示性和感染力。特别是工商发达之时，物欲横流之世，苏轼更是让人时时想起，爱之弥深。他就像是个文化符号，更是文化象征，文化大纛，提起他，推崇他，似乎这个轻浮的俗世才有了文化的分量和文化的底气。苏轼虽只一个，但每个人心中其实都住着一个不同的苏轼。陆游曾幻想“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苏轼还真做到了，化作千亿个苏轼，占据了古今人们的心理。苏轼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总结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丰富阅历，冰雪肝胆，卓绝才华，天真秉性，绵邈深情，无上智慧，大众知音。
整个北宋的官场，像苏轼那样有着朝廷地方、天南地北的为官经历，又兼有宦海沉浮、跌宕起伏的多变人生者，恐怕是找不到的，即使像王安石这种政治风云人物，虽然两度为相，两度罢相，但人生并无大的困厄，更无性命之虞，比起苏轼还是要顺畅得多。苏轼屡次位列朝廷，做过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直到礼部尚书。他也屡次为官地方。年轻时，曾任职基层，任过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常年担任地方长官，如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登州太守、杭州太守、颍州太守、扬州太守、定州太守。他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挫跌，贬谪蛮荒，甚至经受牢狱之灾。第一次是因“乌台诗案”入狱，获释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第二次被新党陷害，一路贬谪，首贬为知英州，行至安徽当涂，又贬至惠州，挂着宁远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司马这类低品虚职，三贬为琼州別驾，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直到人生尾声，苏轼才被赦北归，先为廉州安置、接着是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最后以朝奉郎之职终。可以说，苏轼的一生是经历丰富的一生，是充满传奇的一生，是日趋澄澈的一生，是终证慧果的一生。
苏轼一生中，最为快乐舒畅的时刻，莫过于在二十岁时荣登进士榜。作为士子，那是昂首进入仕途的最为正大光明的路径，以此方式名正言顺地从政值得终身自豪。苏轼虽为唐朝宰相苏味道之后，但毕竟三百年过去了，祖上的荣耀早已黯淡，苏氏偏居蜀地眉州已历数代。好在苏轼的父亲苏洵是个饱读诗书的读书人，对苏轼苏辙兄弟俩从小就课以经史，教以诗文，所以苏轼兄弟功底扎实，诗文精通。公元1056年，苏氏父子，出川赴京，联袂闯荡世界。次年，苏轼兄弟俩同时高中进士，一时京城为之震动。据《宋史·苏轼列传》载，宋仁宗阅过苏轼与苏辙兄弟俩的试卷后，赞不绝口，欣喜不已，回到后宫兴奋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当年的进士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则是赫赫有名的诗人梅尧臣。欧阳修看到苏轼的试卷，觉得文笔极好，本想录为第一。但他以为是自己弟子曾巩的试卷，为了避嫌，以第二名录取。按照惯例，放榜后，中举者要以门生身份谒谢主考恩师。两人见面后，欧阳修问及苏轼，他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写到“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一典故到底出自哪里？苏轼回答说《三国志·孔融传》注中有，欧阳修却没查到。苏轼便说他是取孔融“想当然”之意。这里用到一个典故。曹操破袁军，尽有其地，将袁绍次子袁熙之妻甄宓赐予曹丕为妻。孔融得知后对曹操说：“武王伐纣胜利后，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意是讽刺曹操纵容儿子贪图美色，纳娶仇敌之妻。曹操一时没反应过来，还真去查阅典籍，结果没找到，转而请教孔融，孔融戏谑地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这才回过神来，对孔融大恨。
苏轼正是用了孔融“想当然”之故事，根据策论关于刑赏的主题编造了一个历史故事，其中宽厚仁义的尧三宥罪犯，而执法严厉的皋陶三次欲杀，一宽一严的君臣形象跃然纸上。听了苏轼的解释，欧阳修不禁对苏轼不拘一格的豪放秉性和创新勇气大为欣赏，而且不吝赞叹：“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来欧阳修每读到一篇苏轼的新作，都要欣喜终日，为之击节。一天，欧阳修跟他的儿子欧阳棐论及苏轼诗文，感叹道：“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意思是说，三十年后，执掌文坛的必是苏轼，那时人们一定会追捧他，肯定没我什么事了。后来到了崇宁、大观年间，年轻一代果然不再谈论欧阳修了，而是沉迷于苏轼。即使苏轼遭到打击贬谪，诗文被朝廷定为禁品，为了遏制苏轼诗文的传播，朝廷甚至将赏钱增至八十万，然而阅示禁止，传播得越快，人人以拥有苏轼的诗文为荣，而且越多越竞相夸耀，士大夫如不能吟诵苏轼诗文，自己都会觉得没有底气，认为自身气韵不足，俗不可耐。
皇帝一样也是苏轼的忠实读者，宋神宗就十分喜爱苏轼的诗文，常在吃饭的时候还爱不释手，由此可见苏轼受欢迎的程度。特别是苏轼去世几年后，书画诗文更加宝贵，很多人出高价收购他的真迹，仅三个字的题匾就价值五万钱，太监梁师成甚至花了三十万文钱购买苏轼写过的一块碑文。后来金人攻灭北宋，还到处搜罗苏轼的作品。声名远播于蛮荒胡夷，被敌方所热爱深好，这让当初那些禁止苏轼诗文传播者始料未及。皇帝在政治上肯定了苏轼的治国之能，欧阳修又在文学上肯定了苏轼的盖世才华，有了他们的赞美揶扬，苏轼这个未来的宰相兼文坛领袖，自然名倾朝野，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任谁也会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所以苏轼虽然新到京城，很快就成为大家争相交往的对象。如果正常发展，苏轼定能成为若干年后的欧阳修。我想，当时的苏轼也是踌躇满志，激情满怀的。这么良好的政治开端，加上无上的文学才华，毕竟有宋一代的士子无人能及。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的结果是，苏轼确实承接了欧阳修文坛泰斗的地位，政治上却屡遭挫跌，并没获得发挥宰相之才的机会。这完全归因于他耿直率真的性格。
苏轼有着肝胆冰雪。他是个本性率直天真之人，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喜爱他的重用原因之一。他的心中始终存有一个基本的做人原则，保有一条正义的处世底线，凡是他认为正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即便是一人敌一国，他一样要声震屋瓦。千年之下，我们赞佩于他的耿介公允，直陈己见，似乎他只是做了个正直率性人该做的事。但在当时，作为庙堂之上的政治人物，不偏不倚，只唯真理，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危及生命的。公元1069年，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开始全面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这个变法旨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但变法过于超前激进，引起了大部分重臣的不满和抵制，然而在神宗的鼎力支持下，王安石一意孤行，并对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予以严厉而无情的打击，朝廷因此分为新旧两党，此后新旧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讦打压。一场变法运动演变为没完没了的残酷党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的灭亡。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真正置身事外，因为新旧两党都曾轮番得势，越到后面积怨越深，非得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让其后代都永世不得翻身。无论是属于新党派还是旧党系，每个人都有得志和失意之时，因为对方一上台，己方就要被集体团灭。苏轼却是个例外，王安石进行改革时，轰轰烈烈气势如虹，他却不合时宜地指出其中的问题和弊病，结果被意气风发的王安石示意御史台的官员予以弹劾。苏轼自知难与新党为伍，及时请求到地方为官，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点实事，身体力行地裨补时漏。但越到基层越能看清新法的弊端，这让苏轼无法保持缄默，他本是爱憎分明，直言快语之人，见到新法产生的系列问题，自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于是他在诗文中屡屡对新法及新党进行批判讽刺。特别是在任职湖州时的谢表中，更是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在新党听来十分刺耳，于是指责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显然有对皇帝不忠之意。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抓，朝野震惊，他是才子的代表，文化的象征，自然牵动着天下人的心。那些退居二线的元老固然纷纷上书营救，一些新党中的有识之士也力劝神宗赦免苏轼。王安石其时正退居金陵，听说此事后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确实，宋朝自太祖赵匡胤便定下不杀士大夫的规矩，特别是对苏轼这样誉满天下的大文豪，更不能轻易言杀。况且宋神宗和高皇后都是苏轼的粉丝，哪能因言语构罪就毁了其性命。况且这时尚属变法早期，新旧两党之间的怨恨还没有深入骨髓，苏轼获释当属情理之中。只是风波虽过，却被贬谪到了黄州，做了个团练副使的虚职，不仅无权少俸，还时时受到监视。103天的牢狱生活，对苏轼的身心摧残极大，当然也给了他当头一棒，让他及时醒悟。经此一劫，苏轼心中不免多了几分苍凉，对政治多少有些萧索。早年的那些热情和理想显然受到了挫伤，开始思考探寻天地宇宙之道，人间世上之理。
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大量精彩诗文，感叹误入尘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悟出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物我永恒观。也就是在那时，他萌生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念头。然而他的善良和正义却未有丝毫改变，他的仗义执言不吐不快的个性也未有丝毫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苏轼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
宋神宗病逝后，宋哲宗继位，因为年轻，高太后临朝听政，用老臣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全面启用旧党执政，而将新党贬谪远蹿。新旧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彼此势同水火。一方得势，必狠狠打压另一方，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苏轼因为之前反对过新法，还因此锒铛入狱，遭受贬谪，因此被视为旧党一派。而且高太后对他很是欣赏，司马光也颇为看重他，所以旧党上台后，苏轼很快就被朝廷加以重用。先是任命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仅仅半月，擢升为起居舍人。三个月后，提任中书舍人。不久，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数月之内，连升数级，从一个颍州团练副使，甄拔到朝廷高官，苏轼的政治生涯就像开了挂。本来，在新旧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态势中，苏轼只要随波逐流安享当下就行，因为党争背景下，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不能保证花开百日红。但偏偏苏轼的道义感正义心又生发起来，容不得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认为新法中亦有合理成分，新党中亦不乏能臣干吏，于是忍不住替新法新党说了一些公道话，这就引起了司马光等旧党核心人物的不满甚至怨愤。苏轼知道自己难容于当道者，于是又像前次躲避新党一样，自请调往地方任职。惹不起就躲，这是苏轼在官场采取的消极态度，但事实证明，躲在地方最少眼不见为净，好歹可以过上几年清净的日子，避开要津实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在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知杭州的几年里，他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两年后，他又被召回朝廷。地方的历练依然没有改变他做人的基本原则，跟那些决绝的旧党成员还是政见不合。于是他故伎重演，自请调往颍州任知州，一年后任扬州知州，不久调整为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这也就意味着苏轼畅意的地方官生涯即将结束，人生的黑暗时刻已经来临。长期被打压的新党执掌朝政后，开始疯狂地打击报复旧党。在新党眼中，苏轼当然是旧党的代表之一，是以苏轼很快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随后贬至惠州。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著名的《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诗中，诗人那种恬然潇洒的态度无疑刺痛了某些新党人士的神经，他们一气之下，将苏轼贬往天涯海角的儋州。在宋朝，流放海南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处罚，据说被贬到儋州的官员极少有人能够生还中原。只有苏轼是个例外，因为他有着强大的内心。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故乡，四川反而成了寄居的地方，“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这就是他一贯的生活态度，只要把心安住，哪里都可以是故乡。
当年他的朋友王定国自岭南贬谪北归，苏轼宴请他时，发现三年蛮荒之地的艰苦生活，并没让朋友变得苍老，反而是更加年轻了，当问及秘诀时，朋友告诉他因为有位知己相伴，而这位知己不仅懂得养生保颜，还有一颗豁达疏旷之心。苏轼听后感叹地写下那首著名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吩咐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想，后来苏轼贬谪到儋州时，一定也是用的王定国侍人寓娘的办法，安住此心，以他乡作故乡，如此才能融入并热爱这个荒凉冷僻的海岛。在儋州，他办学堂，树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万里，追随苏轼至儋州，以他为师。苏轼来到海南之前，从无士子进士及第。苏轼北归不久，有个叫姜唐佐的士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兴奋地题诗道：“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一个孤悬海外的穷乡僻壤，因为有了苏轼的光顾，从此文明开始兴盛。正如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儋州，无疑是其文化的拓荒者、播种人，时至今日，海南仍流传着苏轼的许多遗闻轶事和诗词歌赋。
在儋州，苏轼一呆就是三年，直到宋徽宗即位后，苏轼才被调为舒州团练副使、廉州安置，后为永州安置。公元1100年，天下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但那时苏轼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年后的8月，苏轼于常州逝世，享年六十六岁，终于，他回到了当初就计划颐养天年的地方。在苏轼的一生中，他最为敬佩的诗人不是李白杜甫，而是陶渊明。陶渊明的一百多首诗歌中，苏轼对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唱和。在我看来，苏轼敬佩的不仅是陶渊明写下许多绝佳诗作，更是因为陶渊明有着敢于挂冠而去归隐园田的勇气和决心，在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中，那种对自然景物的由衷欣赏，对农村生活的真心热爱，还有对自由世界的天然融入。都是与苏轼的人生态度十分契合的。事实上，在“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人生就发生了转向，原来一味热切的对政治的勃勃兴致，突然变得有些索然，甚至是茫然。在黄州，他常立于江边，吊古思今，体悟人生。那时他正好人到中年，无论从生活的经历，思想的深度，都到了值得总结有所感悟的时候。如果说当初到凤翔为官，还有些对未来的迷茫和担忧的话，那么到了黄州，经历了首次挫跌，他已经开始变得成熟，对仕途职场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他对人生有着强烈的漂泊感，对未来也觉得不可把握：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从苏轼考上进士起的十年中，苏轼虽然感觉未来难以预料，但未来可期。十年中，他的母亲、妻子和父亲先后亡故，年过三十，他要真正地面对生活，面对风浪，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信心十足。但“乌台诗案”后，他变得不那么自信，也不那么热衷仕途了。在黄州，他常在闲暇时刻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或在夜阑人静之时临江独立，看远山近水，思故国先贤。他不仅悟得“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种天地宇宙之机，也想通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永恒岁月之理。同时对身在官场表达了不胜厌烦之心。在《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他写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可惜他虽然厌倦尘网，希望能有朝一日归园田居，但他并不能像陶渊明那般潇洒而去，所以此后余生，他一直在心中构筑一个桃花源，在那里落英缤纷芳草鲜美，只有他能够沉浸其中之境，领会其中之乐。而且，这是他后半生抵御一切魑魅魍魉，化解一切失意落魄的最好场所和最大力量。在黄州那些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他努力与自己达成和解，把以前那些激烈的锋锐的想法慢慢磨平，当然性格上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率性天真。他学习白居易贬谪忠州时的做法，在居住的东面山坡上种菜种花，置身乡村山野，得原始天然之趣。那些郁勃的自然生命，不仅给了他生活的保障，也给了他精神的慰藉。在他遭受挫败的时候，最能给他安慰的当然是他的兄弟苏辙。苏辙在才情上不亚于苏轼，为官方面职位也不低于苏轼，但却一直甘愿屈居其后，尊苏轼为兄为师。他的性格比起苏轼来要温婉圆转，虽然也被划为旧党而屡遭打压，但不至于像苏轼那般险象环生。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他来照顾哥哥的家庭和生活，关注哥哥的政治处境，化解哥哥的政治危机。兄弟俩自从进入官场，便像掉进旋涡的草木不由自主，时而天各一方，时而同列朝廷，但两人之间从未通信间断，一直互诉思念，或者互相唱和，在苏轼最为艰难的日子里，苏辙倒像是个哥哥，嘘寒问暖，给予了苏轼极大的情感鼓励。两人感情极深，终身牵挂，最后甚至葬在一块。两人的关系在《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中十分了然：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是苏轼身系狱中时给弟弟苏辙的后事托付，生生世世的兄弟，来生还要结缘。诗中表达的情感凄凉而真挚，读来动人心弦。
北宋中后期的政坛，虽以改革守旧分阵营。但不管是新党旧党，谁都无法否认苏轼的一身才华。上至皇帝皇后，下至朝臣黎庶，无人不知苏轼，无人不读苏轼。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高太后，都是苏轼诗词文章的忠实读者，都为大宋朝出现了千年难遇的人才而自豪，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王安石这些大文豪无不赏识苏轼的盖世才华。即使他的反对派，也都暗暗赞叹羡慕他有着一支如椽之笔。所以即使他被贬谪到黄州，当地的官员也对他十分尊重，常赠以酒食物品，朋友们也争相去看望陪伴他，与他一起赏析诗文探讨人生。后来到儋州，交通条件更是不便，但依然有很多士子慕名而至，向他学习讨教。他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政治的禁止打击是抹除不掉的。在当时新党的高压之下，对苏轼的诗文书画，人们依然不管不顾地加以收集保藏，而且越是控制，人们收藏得越积极。不仅在大江南北的宋帝国，甚至在长城内外的辽国、西夏和后来的金国，苏轼的作品也都广受欢迎。
苏轼是个全能型的文化大家，诗词歌赋，文章书画无一不精。书法方面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主张“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这点与他文无定法的创作观念一脉相承，他的书法雄浑开阔，流畅自然，错落有致，韵味无穷。现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存世，为书法史上之隗宝。
绘画方面，苏轼擅长画墨竹枯木怪石，讲究成竹在胸，形神兼备，主张“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力求画外有情，可居可游。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有《枯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作品铭世。
苏轼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推行者实践者，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文章界唐朝有“韩柳”，宋朝有“欧苏”。苏轼的文章内容极为丰富，有策论，奏疏，墓志等应用型文章，也有说理论道，怀古抒情的文学性文章。但不管是何种题材，他都主张文以载道，风格创新。他强调的“道”绝不限于儒释道之道，而是泛指自然之机，万物之理，还有人生之悟。所以他的文章最大特色就是观点新颖，独树一帜。像《留侯论》中对勇者的定义：“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所谓的勇，并非拔剑斗狠，而是不惊不怒，沉着用智。《贾谊论》中，也是一反历史惯有之论，认为贾谊不能伸展，主要的问题还是自身。“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在《韩文公庙碑》中，他对韩愈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谓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即使是一些抒情记述的文章，苏轼也往往展现出深邃的思想。如在《超然台记》中，他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正是抱着这种无往不乐的精神和态度，苏轼才得以心态平淡，泰然度过人生的困境。而《记承天寺夜游》一文仅八十余字，但意态超然，韵味无穷，特别是最后三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更是妙趣横生，出人意表。苏轼的行文风格自然畅达，如行云流水，同时他追求创新求变，力戒千篇一律。所以他的文章没有雷同之累赘，但觉篇篇不同，姿态各异。正如他在《文说》中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虽吾亦不能知也。”可以说，他写文章已完全进入自如的境界，没有任何的框架和约束。
“元祐”时期是有宋一代诗歌的鼎盛时期，其诗作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水准，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一道将宋诗推向了巅峰。但论及创作成就，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第一大家，即便是开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号称有了“点铁成金”的法宝，在诗歌的灵气和情趣方面也远逊于苏轼。品质上自然有了高下之分。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体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理趣，二是情趣，三是道趣。在诗中表达高深的万物之理，体现引人深思的理趣，这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整体特征，在苏轼的诗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而且理有万殊，趣自不同。最为著名的当属《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为身在其中，故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所以苏轼一直强调要游于物之外而不是游于物之内。诗中讲述的哲理听起来并不高深，很容易为人所理解，但要如此精准形象地表达出来却并非易事。
他的另一首《庐山烟雨浙江潮》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想象中的庐山烟雨浙江潮，传闻中的庐山烟雨浙江潮，令人神往，令人魂牵，到过现场观赏，领略了个中滋味后，方觉原来如此，不过如此。这分明也是一种人生况味，经过了，一切都变得平常，再也没有“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朦胧飘渺，而是清晰可见，历历在目。
还有一首《琴诗》更是于日常景象中思悟深刻哲理：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上发不出琴声，指上更没有琴声，只有指与琴的联动，才能弹奏出美妙的琴声。这种道理，既有趣味，又发人深省，很能启迪人影响人。
苏轼很多写时令景物的诗，虽然短小，却清新有趣，自然隽永，令人读后很是欣喜热爱。如他的《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诗中一派春天的景象，形象而生动，美好而宁静。给人以生机勃勃，饶有滋味之感。
他的那首流传千古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更是成为描绘西湖的专用诗篇：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在苏轼的笔下，就像西施姑娘，化不化妆都恰到好处，都美妙动人。经过苏轼的比喻，西湖除了美丽，还很可爱。自然容易走入人的心理。
苏轼的诗，不仅描写社会现实，更多地是表达人生体悟。因为他一直精研佛道，常有禅悟，尤其是结合人生经历，深入思考，是以所悟至深，常给人以禅机妙理。如他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诗中虽是写渡海之夜色海景，却暗喻了人生的黑暗艰难即将过去，天容海色要恢复清淡平静。虽然此次贬谪海外，九死一生，但经历稀有，回忆珍贵，此生还是值得的。
他的那首《自题金山画像》恰似给自己的一生做了个盖棺论定：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一生最为挫败处，当属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但经历两次大的跌宕，他早已心如古井，可以不起任何波澜，心静自然身泛，所以他才能到达身心自由的境界。
他的《於潜僧绿筠轩》则很有道味佛趣，让人读后觉得身心清爽: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欲求仙风道骨，自然要身心清净，雅好松竹，而不是纵情吃喝，酒肉穿肠，又想成仙又要享受人间俗乐，鱼与熊掌岂能得兼？
词方面，苏轼不仅在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对词之一体的确立和拓展贡献尤为巨大。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苏轼首倡诗词平等理念，认为诗词本同源，当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自成一家”，其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可与诗并驾齐驱，这无疑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也一改词作为音乐附属品的现状。宋词自柳永以来，大量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但仍未脱离词为“艳科”的藩篱。苏轼继柳永之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词体，拓宽词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原本只抒发柔情如今可以抒发豪情，原本只表达爱情如今可以表达性情，原本只叙述时下如今可以咏怀历史，原本只渲染情绪如今可以抒写襟抱。至苏轼，诗和词几乎达到同等功能，有时还更加细腻，更加深情。在词的内容上，苏轼既有对外在世界的无限拓展，更有对内心世界的无限深入。他的词中有对壮丽山河的由衷赞美，有对日常生活的恬然自足，有对纵猎游历的欣喜好奇，有对悲欢离合的痛切领会，有对跌宕沉浮的深刻体悟。可以说，他的词达到了“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地步。在表现手法上，他还勇于“以诗为词”，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常加题序惯于用典。题序有利于更好地理解词意，也更方便了解创作背景和缘起。应用典故，就能达到咏史诗的功效，更好地增强历史的厚重感和人生感悟的真切性。“以诗为词”的好处还在于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约束，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解放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虽然在词的柔美性方面或许会有所减弱，但在词的豪放性方面却得到大大增强。
现存的362首苏词中，几乎篇篇都是精品。总体体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哲理蕴藉。二是深情绵邈。三是刚柔并济。四是体悟至深。五是明白晓畅。苏轼的词和诗一样，富有理性的思考，经常会表达生活的常理和永恒的真理。正如《西江月·平山堂》所云：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万事转头成空，未转头时皆梦，看似沉郁的心情，却是人人都曾有过的感觉，也是永恒的人间真理。
苏轼总是能够在三言两语间，将那些大家都能理解却又道不出的天地之理人间之理准确无误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如此：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人都有的心绪，苏轼也一样，在中秋月圆之夜，想起兄弟苏辙，于是深情怀念，一不小心，便道出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天地真相人世悲情，但面对离多聚少的人间宿命，也只能祈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是个率真直性之人，情感上浪漫摇曳，多愁善感。所以他的词多情意深厚，真切动人，极富感染力。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他写给已亡故十年的妻子王拂的悼亡词，词中表达的情感深婉缠绵，悲凉凄切。令人读后不免泪洒当场，心绪难以平静。历史上曾留下过几首非常著名的悼亡诗，分别由潘岳、元稹、苏轼、贺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人创作，他们都失去过曾经深爱的人，所以他们的诗词才感人至深，动人心魄。
苏轼虽是从政之身，却有着诗人之情，对父母对兄弟对妻子对朋友，都带着浓郁深厚的情意。即使独自一人面对节侯的变化，他有时也会黯然神伤，情感难以自已。在《行香子·秋与》中他写道：
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
朝来庭下，飞英如霰，似无言、有意伤侬。都将万事，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
谁能想到，一个官场沉浮了大半生，敢于与得势之新党斗争，与同列之旧党争论的铮铮铁汉，还有如此柔情，竟架不住秋风霜霰梧桐落叶，乃至于病酒衰容，花前心空。苏轼曾问及朋友：“我词何如柳七（柳永）？”朋友回答说：“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个描述很传神，将苏轼和柳永两人词的风格分明地区别了开来。
确实，苏轼的很多词雄浑悲壮，气势如虹。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词中怀古咏史，凭吊英雄人物，摹写壮丽山河，慷慨高歌，朗声赞颂，满是豪迈之气，康健之音。这类词不在少数，开词坛豪放一派，直接影响了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张孝祥等人的创作。
虽然苏轼为豪放派词之代表，但纵观全部苏词，还是柔婉风格者居多。像《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便是其中最具代表之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诗人自喻为遗世独立的孤鸿，不愿随便栖落于树枝，宁愿形单影只在深夜漂泊，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这种孤寂感，自伤感，满含着柔情婉意，却又保持着一种执着。
苏轼之词最为人所赞赏共情的是他的通达人生观，这是他经历荣衰沉浮后深悟之所得，对所有的人都有着非常实际的启示借鉴作用。这也是无论哪个朝代的人都喜欢他的原因。他总能在日常生活中，公务中，阅读中，交往中找到人生的至理警言，也许不是真理或者道义，但一定满含温暖，慰藉人心，给人力量，故读者读后能获得共鸣，获取智慧。这类词在苏词中所居的比例还很高，说明苏轼是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而且深懂人生，悟透人生的达者和智者，他就像一个名师一个长者一个过来人，向你娓娓道来他的学习心得，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思考成果，你可以随意挑选其中你所需要的品类，因为他那里有着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珍宝府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我们可以随便选取他的几首词作为例证。比如他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外出游玩，所见之景象物态皆合心境，烟是淡烟，柳是疏柳，流是慢流，喝的是浮有雪沫乳花的清茶，吃的是新鲜上市的蓼茸蒿笋，惬意闲适的生活，让诗人证悟到，“人间有味是清欢”。洪福是多数人之所求，然而清福才更加味道隽永。苏轼点石成金的本领似乎更在黄庭坚之上。将普通的生活景象上升到人生况味的高度，他是真的拥有一支生花妙笔。
即便在平常的送别词中，他也总能站在最高处，概括出人生真味。《临江仙·送钱穆父》便是代表：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由悲欢离合聚散无常想到人世就像酒店旅馆，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朋友是，自己也是，所以也就无须在分别时作“儿女共沾巾”状，还是潇洒来去，反正都在天地的旅舍间辗转。苍凉中透出释然，这是多么旷远豁达的胸怀！
最为时人所钟爱的莫过于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面对风雨人生，已经经过生死历练的苏轼早已不再慌张，不再畏惧，而是吟啸徐行，从容不迫。在他眼中心理，已没有晴天雨天之别，没有平顺坎坷之别，没有得志失意之别，一切都是自然平常，一切都是无喜无忧。这种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不仅鼓舞着苏轼乐观地走完一生，也鼓励着无数的后人对人生处之泰然。苏轼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文辞的优美，思想的深邃，更为关键的是他的诗词文章能温暖人安慰人激励人启迪人，让人觉得他就是长伴身边的师长兄长，对自己敦敦教导，勉励鼓舞。
苏轼的词与他的诗文一样皆逻辑严密，气势流畅。语言则明白易懂，声调和美，即使用典也精切恰当，与观点浑然一体。看似平常无意的用语往往旨意却极高远，既达到了陈言务去的目的，又天然去雕饰。正如他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读起来像是大白话，但却自然流畅，朗朗上口，而且情感激昂，寓意深远。
苏轼并非生而坚强，他也经历过失望，迷茫，彷徨，忧愁，甚至是恐惧。他想像陶渊明那样挂冠而去，正如他在词中所说：“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但终究是无法摆脱官场，于是他只好营造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以此来消解一切来自外部的风刀霜剑。在这个不断抵御伤害不断加固内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给后人展示了他笑面人生的高超艺术，让后人从中获得力量和智慧。很多人正是以他处置蹉跌的方式来解决人生问题，从而走出人生困境。
相对而言，苏轼是在后人心目中最值得效仿也最愿意效仿的文人。对他的评价，历朝历代赞美之声多不胜数。王辟之云：“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苏辙云：“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范祖禹云：“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黄庭坚云：“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之气贯日月。”刘安世云：“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祜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赵昚云：“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陆游云：“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徐度云：“（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王若虚云：“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刘辰翁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元好问云：“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王士祯云：“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周济云：“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刘熙载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诸如此类，史不绝书。有对其为人敬佩者，有对其书画激赏者，有对其诗词文颂扬者，也有对其综合高度评价者。
有宋一朝，文化达到了汉唐以来的又一个高峰，而站在高峰之巅的正是苏轼。当历史的车轮已驶入新时代，宋帝国的城门宫殿早已成为断壁颓垣，新旧党争也已尘封入时光深处，而“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苏轼，依然满身熠熠生辉，越千年而笑容如昨，亲切若邻，而智慧堪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