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个系列的文章每一篇都是独立的。

刚来纽约的时候，并没有开始打餐馆工，是因为听人说在餐馆工作的艰辛，在国内没有吃过苦的我被吓住了，所以只是去当当管家，薪水只有打餐馆的一半。算算这个挣钱的速度实在太慢，不能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所以，我还是决定去打餐馆，为早日挣够那笔学费，早日重返大学校园而努力。

因为英文不灵光，又没有餐馆工作的经验，所以在纽约找工作比较困难，于是我找到了新州(NEW JERSEY)的一家日本餐馆当企抬(服务员)的工作。说是日本餐馆，实际上老板是台湾人。如今美国的日本餐馆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中国人开的。

从纽约坐火车到这家餐馆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再加上坐地铁的时间，来回要五六个小时，所以只能每周休息的时候回家了。

这家餐馆很大，分楼上楼下两个部份：楼下是寿司吧和几十张桌子，楼上是酒吧、沙拉吧和铁板烧房。在楼下工作的企抬，英文要好，而且要有经验，自然是没有我的份。楼上有三大间的铁板烧房：A房前面是酒吧和沙拉吧，里面有六张铁板烧桌子，每张桌子旁边可以坐八位顾客；B房中有四张铁板烧桌子，每张桌子也是八人的座位；C房是四张有十二个人座位的铁板烧桌子，这个房间只有在周末非常忙的时候才开的。

男企抬要求穿白衬衣和黑西裤，而女企抬要求穿日本的和服。我那时候还是如花似玉，不知羞耻地自认为是天生丽质的年龄，所以都不喜欢化妆，抹的口红也不鲜艳。老板娘嫌弃我好象没有化妆似的，所以送了一支很红的唇膏给我。每次上班抹了，都感觉自己的嘴唇像是猴子的屁股，红通通的让人感觉特别扭。

因为我是新手，所以小费只能分到百分之五十，比如一位拿百分百小费的企抬拿一百美金，我只拿到五十美金，当然每个月还有底薪的，不过底薪很少，当企抬的主要靠小费。小费的百分比在这家店是每一周升百分之十，一直升到百分百算是到顶了。

平时楼上是我和另外一位男企抬轮流看桌子，到周末的时候有一位散工的男企抬，另外还有两位企抬助手帮助收盘子和清理桌子。而平时企抬的工作是要一脚踢，什么事情都要做的，总之服务一张桌子下来，从叫餐，上饮料，汤，沙拉(客人自己到沙拉吧拿)，头抬，正餐(大多数吃铁板烧，有些也吃厨房餐)，甜点等等，来来回回地要走十几趟。每天下了班回宿舍的时候，感觉很累，特别是脚很疼。

来吃铁板烧的客人，大多是拖家带口的一大家子人，小孩子特别喜欢。因为铁板烧师傅一边在铁板桌上烤食物，一边拿一些小玩意像耍杂技似地表演给客人看，又有东西吃，又有节目看，所以铁板烧师傅们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常常听师傅们讲的那句话是ONE MORE TIME(再来一次)，说明他们的表演还算是精彩的。不过据说当铁板烧师傅的天天被火烤着，容易影响产精量，所以这个职业不可以做太久，否则要影响传宗接代的。

第一个周末上班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个周末，天气很好，客人多得都要排队叫号，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人，而我分配看B房的四张桌子。看着每一张桌子都围得满满的客人，还有酒吧周围围着黑压压的在排队等座位的客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下子慌了起来。但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人会理会我的感受的，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强作镇定地工作着。虽然我的英文不好，但是我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永远挂在脸上的微笑，所以我还是挺讨人喜欢的企抬。

不知道那晚上从铁板烧房间走到厨房，来来回回地走了多少个回合，只知道比往常晚了一个小时(平时10点下班)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已经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呀，那哪里是人干的活？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老友熟悉的声音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问我怎么啦？我抽泣了好一会儿才告诉他，实在是太辛苦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么辛苦过。他跟我说，告诉老板，少分一张桌子给我看，钱分少些就是了。

那天晚上，我累得一晚上都没有合眼，幸亏第二天下午才开始上班。没有办法，为了自己的梦想，再苦再累也要咬咬牙撑下去。其实，当劳累变成了习惯，身体也就慢慢地适应了。当心里的那个梦想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什么苦什么难的也就踩在脚底了。(不过现在回头看看，那不过是十余年“洋插队”迈出的第一步罢了。)

在这家餐馆工作了一年多以后，我去读书了。因为读书是在纽约，只有每个周末还回去做散工。后来，英文好了一些，就在纽约开始打工了，毕竟去新州不是很方便，此是后话。

此文章系列曾在2010年《世界华人周刊》连载。